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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恩施州中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04）恩中民終字第172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湖北康泰藥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泰藥業公司）。住所地：武漢市漢陽區陶家嶺特1號。
法定代表人趙萬紅，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汪金國，建始縣中心法律服務所法律工作者，特別授權。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建始縣長梁鄉衛生院（以下簡稱長梁衛生院）。住所地：建始縣長梁鄉隴里鎮。

法定代表人羅昌盛，該院院長。

委托代理人黃愷，湖北廣潤律師事務所律師，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向軍，湖北廣潤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一般代理。

上訴人康泰藥業公司為與被上訴人長梁衛生院藥品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建始縣人民法院（2003）建業民初字第123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查明：2002年11月7日，持有湖北康泰藥業有限公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法人委托書》、《藥品供需合同》等證件的原告康泰藥業公司的業務員楊昌海（又名楊志雄，下同）至被告長梁衛生院聯系藥品銷售（此期間楊在建始縣皮防所銷售過藥品）。被告長梁衛生院的法定代表人羅昌盛等人與楊昌海洽談了藥品供需事宜，被告向原告草擬“地塞米松眼水”等32種藥品的需求計劃。楊昌海便當即向時任康泰藥業公司的業務員鄧昌平（楊稱鄧為業務經理，現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聯系確定了藥品的供應計劃。原告康泰藥業公司的業務員鄧昌平于次日為被告所購藥品辦理了發貨手續；11月9日又將該批藥品共20件經武漢平平貨運部辦理至被告長梁衛生院的托運手續。11月10日，被告收到原告銷售的該批藥品。同年12月20日，原告康泰藥業公司的業務員楊昌海出具《領款單》，領取了被告長梁衛生院給付的“2002年11月8日貨款”人民幣8687.90元，并出具貨款全部結清的說明。

在法庭調查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鄧昌平稱首次到被告處收貨款是2003年9月，出具的是業務員證。對此，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羅昌盛否認。

原審認為：原、被告雙方的爭議焦點為，原、被告以口頭形式締約合同時，原告委托代理人為鄧昌平或楊昌海、鄧昌平是否有權代理訴訟；被告長梁衛生院是否正確履行合同義務。

原審對上述爭議焦點評判如下：

關于原、被告簽訂合同時，原告委托代理人為鄧昌平或楊昌海，鄧昌平是否有權代理訴訟的問題。

原告康泰藥業公司認為：代理人的身份要按照法律規定去確認。對此，《民法通則》第63條第2款、第64條第2款、第65條第2款、第66條第1款作了明確規定。顯而易見，楊昌海不是康泰藥業公司的代理人，既有被告提供的無效委托，也有康泰藥業公司出示楊昌海不是公司業務員的說明，楊昌海不能從事銷售藥品業務。鄧昌平的身份對本案無關緊要，鄧是康泰公司業務員，他是按公司要求組織貨源代辦托運、負責恩施一帶的銷售業務，并負責清收長梁衛生院所拖欠款項。被告對鄧的身份質疑，認為其不能作為代理人參加訴訟，這不正確，只要不是無民事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都可以被授權參與民事活動和訴訟活動。

被告長梁衛生院認為：我院能拿出楊昌海當時提交的《法人委托書》、《企業法人營業執照》、《藥品供需合同》等證明文件，試想如無此人聯系，從未進行過業務往來的兩家從事藥品經營的單位怎么掛鉤？對方又怎么會相信而先發貨？我院與康泰公司的藥品買賣是院長與楊昌海經口頭協議完成的，時任康泰公司的業務經理鄧昌平只是代表公司經辦了發貨托運手續。因此，買賣活動是楊昌海代理實施的。鄧已不是康泰公司的員工，康泰公司不會委托一個不屬于自己公司的人出面打官司，何況此人不是專業法律人士，故不合情理。

原審認為，確認原、被告訂立藥品買賣合同時原告的代理人是鄧昌平或楊昌海，應先從代理的法律特征來考察。民法上的代理制度系指公民、法人可以不親自進行民事法律行為，而由代理人代為進行。代理關系涉及三方當事人：被代理人、代理人、代理行為的相對人。由代理人與相對人進行民事法律行為，但是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代理人并不承擔，而是由被代理人承擔。委托代理是基于被代理人的授權而發生，代理權范圍由授權書明確，如果授權范圍不明，被代理人應當向第三人（代理行為的相對人，例如本案被告）承擔民事責任，代理人負連帶責任。再從雙方提供相關證件等證據看，鄧昌平對原告提交的《法人委托書》未作否認，只是認為其授權不明。又，原、被告間的買賣活動更應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和《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暫行）》等法規調整，如《藥品流通監督管理辦法（暫行）》第13條規定的經營規則，可以推定被告法定代表人羅昌盛對此的陳述較原告代理人鄧昌平的陳述，一、符合法律規定（交易程序合法）；二、再現客觀事實的面貌（交易習慣客觀）。又以原告的證據論，其提供的《托運單》等證據，這些均不能證明簽訂買賣合同系鄧昌平代理實施的。因此，原、被告以口頭形式訂立藥品買賣合同時原告的代理人為楊昌海。鄧昌平是否有權代理訴訟的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59條的規定，鄧昌平持有授權委托書，有權代理原告康泰藥業公司進行本案的訴訟活動。

關于被告長梁衛生院對合同義務是否正確履行問題。

原告康泰藥業公司認為：被告所提供楊昌海留存的《法人委托書》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65條的規定，屬無效委托，也不符合財務結算規則，提供發票的是“康泰”、提供藥品的是“康泰”。因此，業務交往的主體是“康泰”，就算付款的事實存在，長梁衛生院也應承擔責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59條、第161條的規定，康泰公司未收到藥品款，則被告給付貨款的義務仍未履行。

被告長梁衛生院認為：雙方的藥品買賣活動，對原告方而言屬楊昌海完成，自不必多言。原告方一直否認楊昌海其人的存在，卻又在庭審中拿出楊昌海在建始皮防所收款的收條字跡來比對楊昌海在長梁衛生院出具收條的字跡，很顯然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按照慣例，若此業務的代理人屬鄧昌平，雙方未約定給付期限的話，鄧會把去年11月份的貨款放到今年9月份來收嗎？這只能說明本次訴訟屬鄧昌平捏造的。

原審認為：合同的履行，立法是指債務人按照合同的約定或都依照法律的規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前已述及，原、被告間就藥品買賣活動是采用口頭方式締約的。也就是說，原、被告各自對合同約定內容的說法均不能恢復客觀事實的原貌。從本案發生糾紛后的情況看，需就原、被告訂立的口頭合同的“價款履行期限和方式”作出確定，而本案的證據不能確定如何履行，即依合同約定的原則作出判定依據不足。那么只有依照法律的規定去界定。目前證據再現的事實是楊昌海持有康泰藥業公司的《法人委托書》，對此委托書的真偽，原告方的二代理人均未作否認；同時，原、被告雙方各自對對方所主張證據上面的“湖北康泰藥業公司”不同公章，亦互無據否認。基于原告不能提供被告應當怎樣付款的相關證據，綜合考慮《法人委托書》“授權范圍不明”的問題和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原則，認定被告長梁衛生院不屬不正確履行合同義務。

綜上，原審認為：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民事訴訟證據的舉證責任分配，理論上一般分為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和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是指當訴訟進行到終結而案件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主張該事實的人應承擔不利的訴訟后果。也就是說，積極主張權利者應承擔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現舉證期限屆滿、訴訟程序終結，積極主張權利的原告康泰藥業公司提出的證據無法確認其事實主張，則只能適用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承擔不利的訴訟結果。據此判決：駁回原告湖北康泰藥業公司的訴訟請求。

上訴人康泰藥業公司不服原審法院的上述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原審毫無根據的認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提交的證據未加否認，而采信被上訴人提交的證據，原審認定被上訴人付款事實成立或付款行為正確，缺乏任何依據，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錯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依法作出公正判決。

上訴人康泰藥業公司為支持其訴訟請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證據：

夏建英的證言，用于證實長梁衛生院未給康泰藥業公司支付藥品款。

被上訴人長梁衛生院辯稱：楊昌海是康泰藥業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他代理該公司與長梁衛生院以口頭形式訂立了買賣合同，鄧昌平在該買賣行為中不是代理人。長梁衛生院付款給楊昌海是正確的，屬于正確履行合同義務的行為，此買賣行為已經完成，答辯人不應再給被答辯人支付貨款，請求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經雙方質證，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提交的夏建英的證言有異議，認為其證實的內容不真實，且無其他證據佐證，應不予采信。

本院認為，夏建英不是藥品買賣的經手人，長梁衛生院是否給康泰藥業公司支付貨款，夏建英不是當然的知情人，其證言應不予采信。

經審理查明：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屬實。

本院認為：上訴人康泰藥業公司業務員楊昌海持單位介紹信，工商營業執照副本，藥品經營許可證、空白合同等證件與被上訴人長梁衛生院達成的口頭買賣藥品協議合法有效。上訴人按口頭約定給被上訴人供給藥品，被上訴人按藥品的價款支付貨款，雙方的買賣行為已實際完成。上訴人稱該批藥品的銷售是由鄧昌平聯系的，貨款應由鄧昌平收取，但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實，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并未書面約定貨款的支付方式，被上訴人將藥品款直接交給聯系該筆業務的業務員楊昌海并無不當，至于楊昌海是否將藥品款交回公司屬上訴人內部管理問題，不屬本案審查范圍。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再次支付貨款的訴訟請求不能成立。經合議庭評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407元，其他訴訟費328元，共計735元由上訴人康泰藥業公司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廖 學 貴

審 判 員 劉 昌 福

審 判 員 任 家 清


二OO四年四月二十日


書 記 員 崔 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