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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楊行初字第38號

原告某公司A。

法定代表人方某，總經理。

被告某局。
法定代表人楊某，局長。
委托代理人周某，副局長。

委托代理人邵某，該局工作人員。

第三人某公司Ｂ。

法定代表人王某，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周某，該公司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陳某A，上海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某公司A不服被告某局作出的滬工商楊案處字〔2013〕第100201210415號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具體行政行為，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受理后，依法適用普通程序，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因某公司Ｂ與本案有利害關系，本院依法追加其為第三人。原告某公司A法定代表人方某，被告某局委托代理人周某、邵某，第三人某公司Ｂ委托代理人周某、陳某A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2013年3月25日，被告作出《某局行政處罰決定書》，查明：原告在設立登記時，其法定代表人利用保管第三人公章的便利，未經第三人同意，擅自在向被告提交的注冊登記材料中加蓋第三人的公章，并以第三人的名義出資，將其作為股東之一，成立了與第三人企業名稱相近的原告公司。原告取得營業執照后，即以第三人關聯企業的名義對外簽訂技術服務合同，工程總價人民幣578萬元。原告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的規定，據此，被告對原告作出吊銷原告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

原告某公司A訴稱，原告成立時所提供的工商材料都是真實的，沒有偽造。第三人出資成立原告，系第三人法定代表人提出的，并有錄音為證，原告曾再三要求提供錄音，但被告不予采納。另被告在案件調查過程中有誘供行為，其采集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依據。再被告作出的行政處罰告知書中沒有原告違法嚴重的情節，亦沒有情節嚴重吊銷營業執照的具體處罰標準。故原告要求撤銷被告作出的滬工商楊案處字〔2013〕第100201210415號行政處罰決定書的具體行政行為。

被告某局辯稱，被告具有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的法定職權，且管轄正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故請求法院維持。

第三人某公司Ｂ述稱，同意被告意見。另原告訴稱的內容都不正確，相關事實已在生效民事判決中予以確認，請求予以維持。

庭審中，被告提供以下職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二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四條、第八條之規定，具有作出行政處罰的法定職權。經質證，原告、第三人均無異議。

庭審中，被告提供以下事實證據：

第一組證據如下：

1、楊浦區人民法院（2012）楊民二（商）初字第343號民事判決書；

2、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2）滬二中民四（商）終字第1240號民事裁定書；

證據1、2證明生效判決確認第三人自始不是原告股東。經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中查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方某系在未獲得任何授權情況下，擅自使用第三人公章，加蓋在原告設立時有關文件上，隱瞞重要事實，以欺瞞手段使第三人成為原告股東，事實上第三人在原告設立過程中從未出資。

3、原告法定代表人方某2012年4月27日詢問筆錄、2012年5月9日兩次詢問筆錄、2013年1月9日詢問筆錄；

4、方某身份證明；

證據3、4證明方某隱瞞重要事實，以欺詐手段提供虛假材料取得原告登記行為的嚴重后果。第一次詢問中方某承認未經第三人同意，擅自使用其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私章，并以第三人名義存現金人民幣5萬元進入原告驗資庫，作為出資；以第三人名義成為股東的目的，是在成立原告公司時，就可取得相近第三人公司名稱，便于原告今后開展業務。在第二次筆錄中，方某陳述為設立原告公司擅自加蓋第三人印章、法人印鑒章，并提交虛假文件。第三次筆錄中，方某陳述原告公司設立后，以第三人關聯企業名義，在2012年1月19日與合肥一公司簽訂服務合同，總價人民幣100多萬元，后經生效民事判決書確認第三人不是原告股東。

5、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王某2012年5月7日詢問筆錄；

6、王某身份證明；

7、某公司Ｃ法定代表人周某2012年5月7日詢問筆錄；

8、周某身份證明；

9、某公司Ｃ《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證據5-9證明第三人、某公司Ｃ在原告公司設立過程中未同意原告營業范圍和名稱等，對原告不予認可，且與原告公司無任何法律關系。

10、陳某B2012年5月24日詢問筆錄；

11、陳某B身份證明；

證據10 、11證明原告設立時確未召開股東會議，取得公司登記時提交了虛假材料。對詢問筆錄陳某B本人雖不同意簽名，但不影響筆錄效力。

12、2013年3月12日聽證筆錄及相關材料；

證明被告作出處罰決定前，因當事人要求依法組織聽證，保障了原告陳述、申辯、質證權利，充分聽取原告、第三人、案件調查人等的意見，聽證筆錄證明原告虛假登記公司的違法行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情節嚴重，執法程序合法，適用法律正確。

13、《某公司A章程》、《某公司A股東會決議》、《銀行詢證函》、中國農業銀行《現金繳款單》、《進賬單》、《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證明》、《承諾書》及《同意使用承諾書》；

證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方某設立某公司A時擅自加蓋各種章，并提交了虛假材料（驗資報告也是虛假無效的），第三人沒有成立原告公司的意思表示，沒有出資，也不認可。

14、《某公司Ｂ印章保管委托書》；

15、《某公司Ｂ法人印鑒保管委托書》；

16、《某公司Ｂ印章管理制度》；

證明原告法定代表人方某違反工程公司印章、法人印鑒章保管義務，利用保管便利，擅自加蓋該章，故意違法，手段隱蔽。

17、《協助查詢銀行存款通知書》存根及回執；

18、中國農業銀行上海黃興路支行提供的原告2011年7月1日-2012年3月1日的交易明細及相關賬戶往來信息；

19、2011年7月第三人銀行明細；

20、2011年6月20日-2011年7月20日方某個人網上銀行交易查詢單。

證據14-20證明原告公司設立時，顯示第三人是現金投入，但第三人實際沒有出資的意思表示。

綜上，第一組證據證明第三人自始不是原告的股東。原告法定代表人方某在設立原告時，為取得“水生”字號名稱便于經營，擅自加蓋第三人公章，隱瞞事實，虛構股東，提交虛假材料，主觀惡意明顯、違法手段隱蔽，嚴重擾亂公司登記管理秩序。

第二組證據如下：

21、原告《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22、原告的房屋租賃合同（2012年3月19日）；

23、第三人《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證據21-23證明原告違法設立后，獲得“水生”字號，與第三人字號相近，并租賃一處實際辦公經營。

24、2012年1月陶沖湖公寓景觀水體生態水處理設計工程服務《技術服務合同》；

25、2011年12月15日《證明》；

26、2011年7月30日《協議書》；

27、2012年5月10日第三人《聲明》；

28、2012年5月10日某公司Ｃ《聲明》；

29、合肥市新站綜合開發試驗區管委會綜合規劃處2013年1月22日《情況說明》、張某名片；

證據24-29證明原告違法設立后，以“水生”字號名稱和第三人關聯企業名義對外經營，簽訂了總價人民幣500多萬元的合同，嚴重損害工程公司信譽，造成重大損失，對于原告行為第三人不認可。

30、2012年4月25日第三人《公司聲明》；

31、2012年5月20日第三人《請求書》；

32、2012年5月27日第三人《申請函》；

33、2012年6月11日第三人致被告的信；

34、2012年7月5日第三人《請求書》及附件；

證據30-34證明對于原告的違法設立及經營活動，第三人從不認可，要求被告進行糾正和處罰，原告一直不接受處理，違法至今。

35、2013年4月9日《告知函》及《送達回證》。

證明被告依法處理，并告知了第三人處理結果。

綜上，第二組證據證明原告違法設立后，以“水生”字號名稱和第三人名義對外經營，簽訂大額合同，嚴重損害第三人合法權益，造成其重大經濟損失，原告也未對其違法行為采取有效糾正措施，致使不利影響一直持續，違法行為情節嚴重。

經質證，原告對第一組證據中方某的筆錄有異議，原告公司的設立只有方某和王某清楚。在做筆錄的時候，被告工作人員說如果在筆錄上簽名，允許原告公司名稱變更繼續經營，由于有了這種承諾，方某才簽字的；兩起民事案件的判決，也是依據方某三次筆錄判決的。方某只認可2013年1月9日詢問筆錄，其他筆錄都是先打印好，再讓方某簽字的，故不真實、不認可；第一組中的其他證據無異議。第二組證據中，對證據24合同的取得，并非被告所述是原告利用與第三人的關聯關系取得，事實上是通過招投標程序取得的，招投標的時候原告有5位人員參加，包括技術、工程、業務等，是通過相對方招投標小組落實的，并非相對方一個人決定的，是一個完整的招投標程序，原告取得該合同是合法的，不是通過相近字號名稱取得該合同的；對證據29有異議，該材料的取得程序不合法，被告調查人員未出示執法證件并告知身份，調查人員身份不明，證據形式違法，內容也不真實，不能作為證據，且證據內容不是張某本人所寫，在該筆錄中，落款的調查人的身份不清，不是被指定的具體辦案人員，違反相關規定；對第二組證據的其他證據無異議。第三人對被告提供的證據均無異議。

庭審中，原告提供以下事實證據：

錄音內容的書面記錄。證明系原告法定代表人方某與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王某關于成立新公司的錄音內容，原告公司的設立是方某和王某談好的，王某本人也有設立新公司的想法。

經質證，被告對原告提供證據的合法性不予認可，認為真實性不能確認，所證明的內容、對象、語境都不能確認。即便要成立新公司，也需要提交合法文件才能審核成立。第三人同意被告質證意見，另該文字記錄的內容是王某和其他股東發生爭執時說的，是當時情況下的一個建議，不能證明原告舉證的事實。

庭審中，第三人提供以下事實證據：

（2013）楊民三（知）初字第31號民事判決書。證明原告曾違法成立其他公司的行為，對第三人造成了重大損失，生效判決書已經確認了方某成立的公司違反了不正當競爭法。

經質證，原告認為與本案無關聯性。被告對關聯性、合法性、真實性無異議，同意第三人的陳述。

庭審中，被告提供以下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

經質證，原告認為有異議，被告沒有提供情節嚴重的事實依據，適用法律錯誤。第三人無異議。

庭審中，被告提供以下執法程序：被告于2012年4月17日接到第三人股東舉報，2012年4月28日立案，2013年2月25日制作行政處罰聽證告知書，2013年2月27日送達原告，原告于2013年3月1日提出行政處罰聽證申請書，被告于2013年3月1日制作行政處罰聽證通知書并送達了聽證申請人、利害關系人等聽證參加人，2013年3月12日舉行了聽證會， 2013年3月25日，被告作出系爭的行政處罰決定，2013年3月29日郵寄送達了原告及第三人。經質證，原告認為立案日期是2012年4月28日，而做出處罰決定書是2013年3月25日，歷時10個月28天，依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規定》，一般程序應該是3個月，而被告沒有提供延長程序時間的證據和批準延長的證據，即便案情特別復雜還要延長的，也沒有提供被告集體討論的延期證據。第三人無異議。

根據各方當事人的質證意見，本院對證據作如下確認：被告提供的證據能客觀地反映案件的真實情況，來源及形式合法，本院確認其證據效力。原告提供的證據來源及形式不合法，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提供的證據真實反映事實，本院確認其證據效力。

根據上述有效證據及當事人庭審陳述，本院確認以下事實：

2012年4月17日，被告接到第三人的股東對原告采取欺詐手段取得公司登記的舉報，于2012年4月28日立案，經調查和詢問，于2013年2月25日制作行政處罰聽證告知書，2013年2月27日，被告將上述告知書送達原告，原告于2013年3月1日提出行政處罰聽證申請書，被告于2013年3月1日制作行政處罰聽證通知書并送達了聽證申請人、利害關系人等聽證參加人，2013年3月12日舉行了聽證會。2013年3月25日，被告作出滬工商楊案處字〔2013〕第100201210415號行政處罰決定書，查明原告在設立登記時，其法定代表人利用保管第三人公章的便利，未經第三人同意，擅自在向被告提交的注冊登記材料中加蓋第三人的公章，并以第三人的名義出資，將其作為股東之一，成立了與第三人企業名稱相近的原告公司。原告取得營業執照后，即以第三人關聯企業的名義對外簽訂技術服務合同，工程總價人民幣578萬元；已生效的楊浦區人民法院（2012）楊民二（商）初字第343號民事判決書確認第三人自始不是原告股東。故被告于2013年3月25日作出吊銷原告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2013年3月29日，被告將系爭行政處罰決定書郵寄送達了原告及第三人。

另查明，被告延長辦案期限經過本單位負責人同意和有關會議集體討論決定

本院認為，被告依法具有對其轄區范圍內公司登記進行管轄和處罰的法定職權。被告根據原告、第三人、證人的詢問筆錄、公司登記注冊材料、已生效的法律文書等認定原告提交虛假資料、采取欺詐手段隱瞞重要事實取得公司登記違法事實成立，事實清楚。被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條的規定，依據原告欺詐取得營業執照后獲取工程的證據和事實，對原告作出吊銷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決定符合法律規定，且適用正確。被告受案后，依法調查取證，進行聽證，作出相應行政處罰決定并送達，執法程序并無不當。對原告提出被告結案期限過長問題，被告均按《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第五十七條規定履行了相關延長期限的手續，故原告此節抗辯，本院不予采納。綜上，原告要求撤銷被告作出的滬工商楊案處字〔2013〕第100201210415號行政處罰決定缺乏事實證據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據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四）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某公司A的訴訟請求。

本案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由原告某公司A負擔。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徐 某
審 判 員 強 某
人民陪審員 韓 某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書 記 員 周 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