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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松行初字第23號

原告聶某某，男，漢族，1991年3月8日生，住上海市某區。公民身份號碼******19910308****。

法定代理人鐘某某（系原告之母），女，漢族，1969年2月16日生，住同上。

委托代理人聶某某（系原告之妹），女，漢族，1994年3月22日生，住同上。

委托代理人胡某某，上海市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住所地上海市某區。

法定代表人邢某某，局長。

委托代理人蔣某某，該局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俞某某，該局某派出所副所長。

原告聶某某訴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要求確認行政行為違法并行政賠償，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于2013年3月26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同年5月8日、8月16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其間本院委托某司法鑒定中心對聶某某的訴訟行為能力作了鑒定。原告聶某某的法定代理人鐘某某、委托代理人聶某某（鐘某某、聶某某第一次開庭均未出庭），委托代理人胡某某，被告委托代理人沈新麗（第一次開庭出庭，第二次開庭前委托代理人變更為蔣某某）、俞某某、蔣某某（第二次開庭時受被告委托并出庭）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告訴稱：2012年6月23日早上8點左右，原告在某區某路某生活區因瑣事被保安毆打，原告報警并電話通知了其母親鐘某某。鐘某某先到現場，被告出警民警仇某某一到現場就掐著原告的脖子大聲嚷道到派出所去。鐘某某懷疑仇某某與保安熟悉會對原告不利，遂要重打110報警但被仇某某制止。仇某某在推搡原告的過程中因用力過猛，加上下雨地滑摔倒在地，鐘某某馬上去扶，但仇某某情緒激動，把警帽一扔口出臟話。仇某某在打原告的過程中原告雨傘無意碰到他，仇某某就說原告襲警，并把原告項鏈也扯斷了。原告和母親被拖上警車，仇某某邊開車邊威脅原告。到了某派出所，仇某某把原告拖到無攝像頭處，揪著其頭發邊打邊罵，原告喊救命但無警察上來制止。原告打開隨身攜帶的MP3進行了錄音，從中可聽出仇某某打人的過程。原告被折磨了二、三個小時 ，在其母親打電話給派出所所長的情況下才使得原告脫離。當天原告到某區中心醫院驗傷，至今原告還整天頭痛頭暈精神恍惚，嚴重失眠，不能上班（現已被辭退），身心遭受了嚴重傷害。原告到某精神衛生中心看病，被告知抑郁癥嚴重，可能患了精神病，之前原告不敢做司法鑒定，擔心一旦被查出有精神殘疾將對其今后生活、工作產生影響。原告在與被告協商賠償事宜未果后，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被告于2013年2月8日作出了不予賠償行政決定。原告認為被告單位民警在執法過程中存在毆打原告的行為違法，且已造成嚴重后果，根據國家賠償法的相關規定，遂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決：1、確認2012年6月23日被告行政執法行為違法；2、被告賠償原告醫療費人民幣8664.80元，營養費1萬元，律師費5000元，交通費5697元，精神損失費20萬元；3、根據司法鑒定結論判決被告賠償原告相應的殘疾賠償金、誤工費、護理費、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繼續醫療費和康復費；4、本案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被告辯稱：一、事發當日仇某某至現場處警，在聽取現場人員陳述后，雙方均說對方打人，因一時無法查清事實，遂將張某某和聶某某口頭傳喚至派出所作進一步調查。民警在帶原告上警車時，鐘某某上前阻止，并推搡民警致其摔倒，民警起來后繼續帶原告上警車，鐘攔在中間拉扯，過程中原告用傘敲打民警頭部，民警遂讓一起出警的聯防隊員一起將原告帶上警車，經鐘某某要求其也一起上了警車至派出所。經詢問，原告陳述與保安張某某因瑣事爭吵并被張毆打，嗣后其母趕至持雨傘毆打保安張某某的事實。民警遂開具驗傷通知書要求原告至某區中心醫院驗傷，其檢驗結論為：頭胸腹和雙上肢軟組織挫傷。二、被告民警的執法行為合法，具有法律依據。民警的處警行為，系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的規定而作出的職務行為。在處警過程中，因一時無法查清事實，將雙方張某某和聶某某口頭傳喚至派出所作進一步調查，符合法律規定。三、針對原告起訴提出的具體事實與理由，被告認為：首先，民警仇某某執法過程中并不存在毆打原告的行為。原告提供的錄音光盤、醫療費用單據等證據，均不能證明存在毆打行為：第一，錄音光盤中只有聲音，沒有視頻內容，無法判斷是否存在毆打行為。第二，原告在民警到達之前，已被保安毆打過，故不能證明原告的人身傷害后果與民警仇某某的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第三，現場多份證人證言及其他民警證言均能證明仇某某未實施毆打行為，反而是原告母子二人實施了毆打民警的行為。其次，對于被告民警的執法行為合法，不存在賠償問題。另外，對于原告的訴訟請求，被告認為第二項訴訟請求不符合《國家賠償法》的相關規定，第三項訴訟請求更是與本案無關。綜上，被告民警的執法行為合法，具有法律依據，請求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庭審中，被告提供了以下依據和證據：

一、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職權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六條第二項；

2、《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

經質證，原告沒有異議。

二、被告提供作出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正確的證據：

1、2012年6月23日110接警登記表，證明民警系接到報警后至現場依法處警；

2、2012年6月23日聶某某的詢問筆錄，證明2012年6月23日，聶某某在某生活區因瑣事與一保安發生糾紛，后保安將其帶至保安室進行毆打，其母親鐘某某趕到現場后，用傘打了那名保安，警察要求去派出所處理，因其母不愿意去派出所，母子二人與警察拉扯，將民警帶倒在地，其手里的傘碰到了民警，后民警將母子二人帶至派出所；

3、2012年6月23日至6月24日鐘某某的詢問筆錄，證明2012年6月23日，鐘某某在接到兒子聶某某被保安打的電話，趕至某生活區保安室，詢問兒子情況后，用雨傘打了那個保安，民警要其帶兒子去派出所，其護著不讓帶走，民警滑了一跤，后母子二人被帶至派出所，到派出所后，其繼續阻止民警將兒子帶入所內，后兒子還是被帶入所內，大約過了三個小時，其兒子出了派出所，兒子身上有傷；

4、2012年6月23日張某某的詢問筆錄，證明2012年6月23日，張某某本人因瑣事與一小青年發生糾紛，將他帶至會客室，后推了他兩下，小青年指認張某某打他后，一個女的用傘打了張，警察了解情況后，要求雙方到派出所去，那女的不肯去，警察勸她，她用傘打了警察，后在拉扯中警察摔了一跤；

5、2012年6月23日、2012年12月18日謝某的二次詢問筆錄，證明2012年6月23日，在某生活區東門警衛室會客室，其看到保安張某某打了小青年，小青年母親趕來后，用雨傘打了張某某，民警到現場了解情況后，要求雙方到派出所去處理，母親不愿意去，推了民警，民警摔倒在地，在民警與母親拉扯時，小青年用傘打了民警，后民警將母子二人帶上警車；

6、2012年7月3日、2012年12月18日歲某某的二次詢問筆錄，證明2012年6月23日，在某生活區，看到保安張某某與一小青年發生糾紛，后張某某將小青年拉至警衛室，在警衛室，看到小青年母親用雨傘打張某某，民警到現場了解情況后，讓雙方到派出所去處理，小青年母親不讓，在與警察拉扯中，把民警推到在地，后民警讓母子一起去派出所，二人不肯，小青年拿雨傘打了民警，后民警與聯防隊員一起將二人帶上警車；

7、2012年12月18日謝某、歲某某的辨認筆錄各一份，證明謝某、歲某某均辨認出聶某某就是筆錄中提到的小青年，鐘某某就是筆錄中提到的小青年的母親；

8、2012年7月3日尤某某的詢問筆錄，證明2012年6月23日，在某生活區警衛室，看到小青年母親拿雨傘打張某某，謝某不讓張某某還手，民警了解情況后，要求雙方一起去派出所處理，那個母親不肯去，與警察發生拉扯，母子二人打警察，母親還推了警察，警察被推倒在地，后警察與聯防隊員一起將兩人帶去派出所；

9、2013年1月15日仇某某的談話筆錄，證明2012年6月23日仇某某在接警后來到某生活區東門警衛室，現場人員均說對方打人，因現場一時無法查清事實，出示工作證件后，以毆打他人將雙方張某某和聶某某一起傳喚到派出所作進一步調查，聶某某母親鐘某某上前阻攔推了仇某某，仇某某摔了一跤，起來后繼續帶聶某某上警車，鐘某某攔在中間拉扯，過程中聶某某用雨傘打仇某某頭部，后仇某某與聯防隊員一起將聶帶上警車，經鐘某某要求其一起上了警車至派出所，到了派出所鐘某某留在大廳，聶某某被帶入所內，由其他承辦民警參與案件的辦理；

10、2013年1月15日陸某的談話筆錄，證明2012年6月23日，接到某生活區東門警衛室有一糾紛的報警后，指令仇某某出警，后仇某某將聶某某帶至所內，聶母拖住不讓帶去派出所，陸某上前勸解，后聶某某被帶入所內，聶某某自稱身體不好，陸某就讓他到就近的值班室休息了一會兒，后將其帶至房間制作詢問筆錄，聶某某說被保安打了，制作好筆錄向其開具驗傷通知書，讓其自行至醫院驗傷；

11、2013年1月18日胡某某（聶某某申請國家賠償案的代理人）的談話筆錄，證明胡律師請求確認民警執法行為違法，并賠償聶某某相關費用，同時另外提供了光盤、律師費發票等證據；

12、2012年6月23日驗傷通知書，證明聶某某驗傷檢驗結論為：頭胸腹和雙上肢軟組織挫傷；

13、聶某某的病史資料，證明聶某某從2007年起，就已經在某精神衛生中心就診；

14、2013年2月8日行政賠償決定書，證明2013年2月8日被告向原告作出不予賠償的行政賠償決定書。

經質證，原告對證據1無異議；對證據2，形式真實性無異議，但對內容有異議：第一、筆錄上記載的時間與實際記載時間不一致，詢問時間從早上10：00持續到了晚上，第二、該詢問筆錄的記載人是陸某，其與本案有利害關系，第三、詢問筆錄上寫明按照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對原告進行詢問，無形中給原告施加了壓力，而原告當時的身體狀況是不適合做筆錄的，第四，筆錄中記載的一些情況避重就輕，與實際情況不符；對證據3，形式上真實性無異議，但是該詢問筆錄的記載人是陸某，其與本案有利害關系，不能反應真實情況；對證據4，形式上的真實性無異議，但是根據該筆錄中張某某本人的陳述，可以理解為張某某為自己的侵害行為向原告進行了道歉，而原告接受了，由此可以推出當時原告即使受傷，那么受傷程度也是不嚴重的，否則不會接受張某某的道歉；對證據5，根據該筆錄可以看出張某某對原告所實施的侵害行為是不嚴重的，因此原告的身體所受傷害主要是被告民警造成的；對證據6，只能證明原告與保安張某某有沖突，其本人并未看到張某某毆打原告，其他證明內容與本案無關；對證據7，無異議；對證據8，只能證明原告與保安張某某有沖突，其他證明內容與本案無關；對證據9、10，對證明內容有異議，仇某某陳述的內容與事實不符；對證據11，無異議；對證據12，真實性無異議，同時根據證人謝某、保安張某某本人的描述及原告愿意接受張某某的道歉，可以判斷出原告的傷勢是在派出所造成的；對證據13，真實性無異議，但是對證明內容有異議，2007年原告是因為讀書的事情導致心理問題去衛生中心咨詢，并不是現在的精神上出現了問題；對證據14，無異議。

被告質辯認為：對證據2，第一、在制作筆錄過程中，原告稱在民警處警后已經遭到毆打，身體不適，于是在民警開具了驗傷通知單后原告于11：59分就離開去驗傷，因此不存在原告所稱筆錄時間作假問題，第二、本案審理的是民警仇某某的執法行為是否合法，因此陸某與本案無利害關系，第三、根據對原告做筆錄時有修改的痕跡，以此可以看出在制作筆錄時原告思路是清楚的，因此應該認可該筆錄的真實性、有效性；對證據4，張某某作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必然會避重就輕減輕對自己不利的描述，根據張某某的陳述不能推定是被告民警造成了原告的傷勢；對證據5，該筆錄不能推斷出張某某對原告所實施的侵害行為是不嚴重的，原告受傷否嚴重只有其自己才知道，因此不能推斷出原告的身體所受傷害主要是被告民警造成的。

原告提供了下列證據：

1、錄音光盤及文字整理稿，證明2012年6月23日被告單位民警仇某某在執法過程中毆打原告的行為違法；

2、醫藥費用單據、病假單，證明原告因為被毆打之后造成傷害就醫情況；

3、某精神衛生中心測評結果報告，證明原告在遭受仇某某毆打之后精神上受到很大傷害；

4、勞動合同及解除勞動合同的通知函，證明原告在被毆打的時期內有正當職業，現已被單位解除；

5、交通費，證明原告看病以及處理本案過程中發生的交通費用；

6、律師費發票，證明原告為了申請國家賠償聘請律師發生的相關費用；

7、行政賠償決定書，證明被告對原告的行政賠償請求不予賠償；

8、2012年6月23日拍攝的照片16張，證明原告受傷部位與驗傷單上描述的部位基本吻合，而保安張某某毆打的部位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原告的傷勢主要是被告執勤民警造成的；

9、當庭提供錄音光盤標記為07的仇某某承認、08的教導員承認，證明仇某某在與原告父親談話時，當場承認因情緒不好毆打了原告。

經質證：被告對證據1認為，取得的形式不合法，因此合法性不予認可，真實性部分予以認可，但是該內容可能是原告剪輯拼接的，不能反映事情全貌；對證據2，認為與本案無關，不予認可，同時根據醫生開具的醫療證明單可以看出建議休息的時間是2012年6月23日至6月29日，但是落款日期是2012年11月18日，因此不合常理、違背邏輯，原告作假；對證據3，認為與本案無關，不予認可，該證據不能證明原告有精神疾病，檢測結果不能作為精神疾病的依據；對證據4-6，認為與本案無關，不予認可；對證據7，無異議；對證據8，認為不能反映該照片的拍攝時間和身體部位，也不能反映是否是對原告身體部位的拍攝，不予認可；對證據9，被告對標記為07的錄音原告所稱仇某某的承認，認為首先該證據是通過偷錄獲取的，獲取形式不合法，同時只能證明仇某某承認其行為過激，并不能反映出其承認毆打了原告，其次即便仇某某承認有毆打行為，但該光盤是在事后調解的過程中形成的，根據法律規定，在調解過程中承認的對自己不利的事實不能在訴訟過程中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對標記為08的所謂教導員的承認，質證意見同上。

原告質辯認為：對證據1，原告認為取得形式是合法的，且真實性被告也是部分予以認可的；對證據2，認為是真實的，出現錯誤可能是醫生開病假單時的筆誤；對證據3，認為為了鑒定已經向法院提交了病歷；對證據4-6，認為與本案有關。

第二次庭審中，本院開示了《司法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為：聶某某患有應激相關障礙，目前無民事行為能力。原、被告雙方對鑒定意見均不持異議。

本院認為：上述被告提供的上述依據、證據，符合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和合法性要求，故本院予以采納。原告提供的證據，雖然符合證據的形式合法性、關聯性，但均不能證明原告被民警毆打的事實，本院不予采信。

根據上述有效證據及雙方當事人的陳述，本院確認如下事

實：

2012年6月23日早上8點左右，原告在某區某路某公司生活區因瑣事與保安張某某發生肢體沖突，張某某有動手打原告的行為。被告民警仇某某接警后至現場處警，在聽取現場人員陳述后，因一時無法查清事實，遂將張某某和聶某某帶至某派出所作進一步調查，鐘某某也一起上了警車。期間，原告及其母鐘某某有擊打張某某的行為，仇某某在處警過程中有摔倒在地的事實。在某派出所，經民警陸某、孟某某詢問，原告陳述其與張某某因瑣事爭吵并被張某某拳打和腳踢的情況，并表示傷勢情況為“就有些痛，其他沒有什么”；并沒有被民警仇某某毆打的陳述。就原告被張某某所打一事，民警開具驗傷通知書要求原告至某區中心醫院驗傷，檢驗結論為：頭胸腹和雙上肢軟組織挫傷。原告認為在被告民警仇某某處警過程中，被仇某某打傷。原告在與被告協商賠償事宜未果后，向被告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被告于2013年2月8日作出了不予賠償行政決定。

本院認為：行政侵權賠償責任由以下五個要件構成：1、侵權的主體必須是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2、侵權行為必須是在行使行政職權中發生的行為；3、致害行為必須是違法的；4、必須存在法定的侵權事實；5、違法的行使職權的行為與損害事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本案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被告具有對公民的報警案件依法及時查處的法定職權和職責。原告因瑣事與案外人張某某發生爭執和肢體沖突而報警，被告在接警后安排警力前往處警，在糾紛雙方各執一詞、一時無法查明事實的情況下，民警將原告及糾紛對方口頭傳喚至被告下屬派出所進一步調查，其執法目的及執法程序并無不當。

本案雙方當事人的爭議焦點是：民警仇某某在執法過程中是否有毆打原告致傷的事實？

原告稱因與案外人張某某發生爭執并被其打傷，報警后雙方由被告民警仇某某帶至派出所，在派出所內又被仇某某毆打致傷，從原告用隨身攜帶的MP3所作的錄音中可聽出仇某某打人的過程。但是，經本院當庭播放錄音，均無法認定、或據此推定出仇某某打人的事實，而被告又否認毆打原告的事實。故原告稱仇某某有毆打原告的行為，缺乏證據證明。但是，從錄音中可以聽出仇某某口出臟話罵人的內容，對此被告亦不否認。故被告在執法中應當嚴格文明執法，規范執法行為，但該行為不屬于本院在本案中應處理的范圍。原告稱其被處警民警打傷、并致精神障礙的說法，缺乏證據證明。訴訟中，經法醫鑒定，原告聶某某患有應激相關障礙，目前無民事行為能力。但原告自2007年起即有數次到上海市精神衛生醫療部門就診配藥的事實，在民警處警之前又被保安打過，缺乏證據證明其精神狀況與被告的處警行為存在因果關系。現原告起訴要求判決確認被告行政行為違法并予以行政賠償的訴訟請求，證據不足。本案經本院多次主持調解，原告方堅持要求被告作出巨額經濟賠償的訴求，調解不成。據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四）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原告聶某某的訴訟請求。

本案受理費50元，由原告聶某某負擔（已交）；本案法醫鑒定費3000元，由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某分局自愿負擔（已交）。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15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陸 云
審 判 員 周 軼
人民陪審員 陳以平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書 記 員 趙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