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與法律發展》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龐正 2006-9-6 13:53:35

早在一個多世紀之前,隨著商品、資本的不斷擴張,現代化問題已陸續成為絕大多數非西方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問題。中國自鴉片戰爭后,就被動或主動地直面著西方文明的沖擊。在這個具有悠久而沉痼的歷史傳統的文明古國,現代化是近現代歷史發展的主流;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英為中華民族能夠走上富強昌盛之路而奮斗不息,同時也有眾多志士仁人為現代化過程中的種種挫折而迷惑不已。這 標準是什么?如何消解傳統文化?現代性(化)是否等同于西方性(化)?中國現代化的模式及進程如何等等。在“法制現代化”這一特定論域中,前述問題被轉換為如下理論向度:現代性(化)的法制是怎樣的?如何處置(包括認識)傳統法律文化?怎樣理解東西方法律文化關系?中國法制現代化進程應具備怎樣的歷史樣態?相信對該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回答與處理,都將是中國法治化道路上不可推卸的任務。


南京師范大學法律系夏錦文教授的《社會變遷與法律發展》一書是我所看到的對“中國法制現代化”這一論題作出較為全面、成功的著述之一,它在內容上恰切中肯地回答了“法制現代化”話題所應涵蓋的主干問題,在方法論上具有很強的歷史感、現實感,并特別注重兩者之間的相互觀照。本文就該書的一些理論內容與思考路徑作一些評介。


一


在“中國法制現代化”這一論域中,兩方面的思考維度必須被論及:傳統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化。因為這是設定“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理論前置。如果將中國法制比作一輛不斷前行的大車,那么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西方法律文化便是其兩個車輪。在理論和實踐中,我們往往會偏廢一個輪子而過份倚重另一個輪子,甚至于兩個輪子都偏廢。這種狀況的出現與我們對傳統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的認識偏頗有著極大的關系。夏錦文先生在《社會變遷與法律發展》一書中對此的處理是極為妥貼而富有啟迪意義的。


首先,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認識,在我國法學界甚至整個思想界都時有見地,并且“這些觀點都從特定的角度總結并表述了中國古代法律文化傳統的主要精神風貌和形式特質,反映了中國古代法律文化和法律生活的基本事實。”(見該書第6頁)頗具新意的是,夏錦文教授試圖從以下幾個方面理清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之特質:1.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形式特質與價值特質。在形式上,傳統法律文化具有獨立性與自治性匱乏、諸法合體、司法與行政合一等特征;在實體價值方面,它具有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人治主義以及和諧主義的特征。2.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公法化特征。從公法與私法角度分析,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典型的公法文化,尤其是刑法典形式特別彰顯。公法化特征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內容豐富、體系龐大的中國古代官制法”,其淵源與結構足以與古代刑法爭雄媲美。相比于公法特征的強烈,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私法就顯得很不發達了,“甚至在古代法律體系中無足輕重”(見該書第30頁)。況且很多的民事關系要借助于刑法手段來調整,使古代民法淹沒在龐大的公法中,“古代民法基本上刑法化了”。3.從文化特征而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全面地滲透著儒家文化的一系列原則和精神實質,例如在刑法中包含著的“親親”“尊尊”的等級制、宗法原則等,這些以“禮”為核心的儒家精神與原則對古代法律的滲透和主導使得中華法系具有極為強烈的倫理與教化功能。4.與西方法文化相比,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更顯現出其固有之特質。這種特質的凸顯是在近現代中西法律文化之沖突中完成的。從法文化的整體到具體的親屬法文化,這些沖突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顯示著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軌跡和方向。


其次,在思考如何厘定西方法律文化時,作者抱有著極為清醒的頭腦,即“正確認識近代資本主義法律文化中的積極方面與消極方面應是學者們不可偏廢的兩個方面”(見該書第85頁)。關于如何對待西方法律文化,學術界有一種很不好的傾向,即不加思索地認為西方法律文化的特質即是現代性法律文化特質,把現代性法律文化特質的優越性統統給予了西方法律文化,似乎法治、自由、民主、平等、權利等理念一直是西方傳統的專利;甚至認為西方法律文化沒有傳統的累滯,它就是現代性法律文化,法制現代化的過程是指非西方地區的法制走向現代化的過程,西方沒有現代化的問題(至少在法制上如此)。夏錦文先生認為,按照馬克思的法律文化發展三個階段的觀點來看,西方法律文化也有傳統的問題,也有不適應商品生產要求的問題,也有消極性的方面。因之,作者認為“現代法律文化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法律文化中,而是存在于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不同傳統的法律文化之中”(見該書第92頁),不存在“不體現任何民族地域傳統的那種純粹的現代法律文化特征的匯合體”,“人類法律文化中的積極因子,既有西方的,也有東方的,是東西方傳統法律文化中積極因素的共同之花”(見該書第93頁),并且,人類社會的這朵“共同之花”正在匯合形成之中。


二


何謂法制現代化?它有無一個統一的標準?該問題的參照系是什么?我想這是任何從事法制現代化理論的學者都不可避免的問題,是必須解答的問題。在該研究領域,理論界有兩種至少在方法論上成問題的做法:一是純規范的研究,以一種極為精致的理論裝飾把法制現代化構建為一座美麗的空中樓閣;二是為了追求知識的精確性、實證性,試圖用多種數據等精確手段進行研究,有的甚至建立了一系列數學模式。應該說這兩種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法制現代化研究說到底是一種應然與實然相結合的研究(關于方法論問題,我在下文還將具體論述),純規范化研究或純實證的研究都將使法制現代化這一話題失之于偏頗,流于虛妄和瑣碎。夏錦文先生在《社會變遷與法律發展》一書中對此的處理是極富說服力的:既有“靜態的理論模式設定,又以動態的方式描述法制現代化的變化圖景;既有理論模型的邏輯演繹,又有細致入微的實證考察;既有歷史主義的檢討,又有應然狀態的探索。這是一種整體主義研究的典范,在國內同類著述中實不多見。下面按照其邏輯結構來考察夏先生的思考路徑。


首先,作者以“法律效益化”構建了一個靜態的參照系和“綜合評價”體系,它由形式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構成,后兩者又由各自的蘊含構筑而成。形式合理性蘊含著“法律的嚴謹性和完整和諧性”、“法律規范的實現程度”、“司法的程序合理性”、“法律組織的獨立和專業化”;價值合理性蘊含著“自由”、“平等”、“正義”等法律價值意義上的基本準則或法律的價值取向。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在法律效益化這個統一體中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法律的高效益是形式目標與價值目標的統一體,是人類法律追求共同目標。


其次,如果說法律效益化的概念和標準是在靜態的意義上揭示了法制現代化的性質、特征和目標,借以為一國法制現代化的水準、程度、方向提供評斷的標尺,那么,要動態地分析傳統法制向現代法制轉變過程中的變化及特點,深入探討法制現代化的進程、路徑及其規律性,就勢必需要進一步研究法制現代化的模式問題。


法制現代化模式作為夏先生從事動態分析的工具,并非是其為理論演化的需要而隨意捏造出來的,而是有其方法論基礎和社會歷史基礎的。以法制現代化的動力來源作為劃分法制現代化模式的依據或標準,作者將法制現代化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內發型法制現代化;二是外發型法制現代化;三是混合型法制現代化。在以此為參照系考察了法制現代化的不同模式之后,夏錦文先生特別強調了在法制現代化進程中如何看待和處理東西方關系。對此他抱有的非“唯西方主義”傾向是筆者最為欣賞與贊許的。他認為,在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早發的西方法制現代化模式對東方社會乃至非西方社會法制現代化進程發起了沖擊和擴張,這種沖擊雖然有助于東西方法律文化的相互滲透與融合,同時也導致了非西方國家法制現代化進程的扭曲甚至災難,造成了法律發展的“泛西方化”。因此夏先生認為法制現代化的后來者決不能通過刻意模仿而實現法制現代化,它必須以法制現代化的基本原則結合本民族的特點進行新的創造,從而以自己獨具特色的法律文明發展樣式匯人世界法制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偉大進程。因之,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歷史進程也應當提升到這樣的高度來進行認識:“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現代化的獨特模式,不僅體現了法律文化的民族性和本土化色彩,而且也反映了法律文明發展的世界性和國際化潮流,是兩者的有機結合,是法制現代化進程中法律文化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結晶,是新時代條件下對世界法制現代化和法律全球化的偉大貢獻。”(見該書第196頁)


第三,訴訟法制是一國法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法制現代化形式化標準的核心所在。夏先生以此作為典型個案來分析近現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及其運作機理,其分析考察的路徑是與對法制現代化的分析考察一脈相承的——從理論模型的構建到中西訴訟文化的沖突,以及中國傳統訴訟法文化的嬗變,用歷史主義和比較分析的手法描述了近現代中國訴訟法制的宏觀圖景,最后以現實主義的姿態分析了中國訴訟法制現代化的動力機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夏先生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樹立了法制現代化研究、尤其是個案研究的典范。這種分析思路在本書的第四部分也有所體現。


三


一本著作的成功與否,除了取決于其所提出問題的質量及其回答外,另外還要看其進行研究、分析的方法論基礎如何。在法制現代化這一研究領域中,固執地運用一種研究方法將會使研究走入狹隘和空洞。因為法制現代化本身即為一個整體的社會事實,其所關聯的因素不僅僅指向實證法條,更多地指向法條背后的制度、原則、觀念,更寬泛一點它甚至包容著社會形態的所有方面。因此在方法論上該領域必須解決如下問題:研究領域既不能過窄,只就法論法;也不能過泛,將法制現代化置換為社會現代化。另一個問題是與該領域自身密切相關的,即在該領域必須要處置的傳統問題和西方問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是該領域研究的關鍵。夏錦文先生在《社會變遷與法律發展》一書中給出的方法論答案也是啟人深思的,其最大的特征乃是整體主義的敘事方式,將社會變遷與法律的發展緊緊勾連在一起,緊緊抓住社會現實的運動來反映法律的變化發展。夏錦文先生在該書中的方法論處理上有以下特點:


第一,歷史主義的全線貫徹使整部作品對法的敘述更具凝重感、厚實感。眾所周知,對現代法文化的把握我們往往囿于現當代的西方范疇,至多對西方法文化的發達史作一翻旁敲側擊式的敘述,很少將東方法文化的歷史作為法文化的獨特類型收入法制現代化研究的視野之中,很少將我們的傳統作為現代化的發韌因素之一,因而在方法論上不可避免地表現為歷史感的消失。因之,不能將傳統納入到法制現代化的宏觀敘事中是當代法學理論與實踐的一大缺陷。在此層面上,夏錦文先生作出了很好的探索和嘗試。他非但恰當地把握住了我國傳統法文化的特質,而且以此為根基和發韌點,展示了中國近現代法制現代化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宏觀圖景,這不能不說得益于夏先生恰切的歷史主義方法論選擇。


第二,比較研究方法的全面滲透使夏先生的作品更具可讀性、立體感。作者對各類法文化特質尤其是對中西法文化特質的把握具有精確性,使讀者能夠恰當地領悟到我國法制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定位以及中西法文化沖突的實質與根源,也更能體味到法制現代化進程中的盲點和問題。當然,這種比較方法的運用不僅僅囿于中西法文化相互觀照的范圍,它還關聯到傳統與現代的考察。這種比較方法的廣泛運用使我們能夠確切地感受法制現代化進程中中西、古今的對峙脈搏,俯瞰法制現代化進程的真實面貌和深厚底蘊。


第三,法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真諦在于把法置于現實的社會土壤中進行考察,以法與現實社會的互動關系作為描述對象來探究法的“真相”,夏錦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廣泛采納了這類方法,尤其以第四部分為甚。以這種方式進行敘述,使法制現代化進程在我們眼前變得更為豐滿、立體,使讀者在法與社會現實的互動關系中找到了法制現代化的現實軌跡和動力基礎。


作為社會存在的法制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而作為對其進行理論概括與再現的法制現代化理論研究也是一項系統工程。如何真實地在理論上再現和恰切地把握法制現代化的事實和規律,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方法論的科學與否,并且僅倚重一種方方法論資源,以辛勤耕耘的汗水、平和謙遜的心態進行艱苦的理論探索,法制現代化這朵理論之花才會開得更為鮮艷燦爛。我想這也許是夏錦文先生通過《社會變遷與法律發展》一書給予我的最大啟迪。





編者注：本文摘自《政治與法律》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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