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的還原與敘述的減法《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書評 ——
周保欣 2003-11-7 17:17:17
對于這些年來泛濫成災的各式各樣“文學史”，我始終保持必要的警覺。不是說那些“剪刀加漿糊”的“作坊式”文學史敗壞了我的味口，而是在面對那些具有個人獨創性、充滿“命名”魅力的文學史著作時，我常會對命名背后可能存在的敘述者的話語陷阱產生本能的抵抗。我的意思是說，在閱讀過程中，我常常面臨著如何保持個人清醒的判斷，從而不至于糊里糊涂地順著編著者的話語引導，步入編著者框定的言說邏輯的問題。我總是相信，在一部被“命名”所彰顯的文學史背后，還應該隱藏著一部更龐大的、更天然的文學史，只是它們不符合命名的邏輯需要，才成為“命名”這把巨大剪刀的犧牲品。而相比較于文學史家“說出”的文學事實，我更渴望了解的是那些沒有被說出的部分。沒說出的是什么？它們為什么沒被說出？假如把沒被說出的部分編成一部文學史，那是什么樣的文學史？這是一種非常復雜的閱讀心態。一方面，在文學史學科理論還遠不算完善的當代中國，我們閱讀一部文學史著作、評品它的優劣，往往取決于著者對文學史的描述有沒有獨到的個人發現，以及對這種發現有沒有提供一種具有說服力和高度概括能力的理論化命名。所以近些年來，當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教程》、洪子誠的《當代文學史》等有限的幾部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文學史著作甫一問世，就因了編著者顯著的個人色彩和不凡的治史功力而博得好評。而另一方面，我們對那種理論化的命名似乎又不得不加以戒備，因為任何理論上的命名，實際上都是以“命名”的唯一性來取代“文學史”的唯一性�！懊奔仁强隙ㄐ缘挠质欠穸ㄐ缘�。面對過去文學復雜、無序、含混的原生性狀態，肯定或否定的合法性如何得到說明？借用本雅明的說法，任何藝術的“即時即地”的“原真性”是不可復制的，我們的命名又怎能不是對原始文學史的改
這似乎是一切歷史著作編寫至今尚未解決的悖論。歷來涉足此類的著述者，都會遇到如何處理史學、史才、史思、史識的問題，究竟是“史”跟“論”走，還是“論”從“史”出，究竟是“述而不作”，還是“作而不述”，看似簡單的問題，平衡、綜合起來卻何其困難。編寫者猶如在鋼索上行走，容不得絲毫偏離。最近，在讀到吳秀明教授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時，我發現，至少在這本書中，這些問題并不是顯得十分尖銳。不是說編者就徹底解決了這些問題，而是編撰者似乎借助視角上的轉變和敘述上的巧力，淡化了這些文學史編寫上固有的問題性，有效地緩解了我們內心的文學史意義焦慮。這是一本大巧乃拙、拙而大巧的另類文學史。在這部75萬字的著作中，編者把當代文學劃分為“1949－1978年間的文學”、“1978－1989年間的文學”、“1989－2000年間的文學”三個階段，分門別類地描述了五十年來當代中國詩歌、小說、報告文學、散文、戲劇等文體的流變圖。在編者給我們編織的文學路線圖上，時代――文體――作家作品構成了整個文學史的基本構架，由面到線、由線到點，層層解析，面貌非常清晰。
重要的不是話語的講述而是話語是如何被講述的。這部文學史寫真，與其說是描述一部當代中國的文學史，還不如說是探索一種新的文學史寫法。編者多年浸潤歷史文學研究，他的學術思維根底不脫歷史哲學。在該書的前言中，編者對目前普遍采用的闡釋型文學史給予了相應的肯定，認為這種類型的文學史“可最大限度地高揚主體的歷史認知，而給我們以有益的智性啟迪”，但內中的個性色彩，“如不加以節制，就很容易縱容主體的主觀隨意性，乃至出現編著者不應有的話語壟斷和獨斷，而使文學史失去它應具備的可觀和公允”。有鑒于此，在文學史的觀念形態上，該書采用的是一種向文學史現場還原的寫作立場，突出的是文學史的現場感，從章節標題的厘定，到文體、流派、作家、作品的推出，通篇采用的都是中性描述的詞匯，比如“朦朧詩及有關詩人”、“王蒙的小說”等等。編者主要是通過對作家、作品以及相關文學批評的發生學介紹，建立起自己的文學史編寫體例。雖然結構上該書把當代文學切割成三個時段，但是這種劃分的時間意義要遠遠大于可能帶來的思想史或思潮史意義。與此相聯系的是，在敘述方法上，該書采取的是一種敘述理念上的“減法”，即突出的是文學史“原典”的文獻性、減少主觀性，強化原創性、削弱當下性，盡可能通過全面翔實的史料的展示而不是編寫者的個人判斷，來還原文學史的本真狀態。書中每個章節都設置了“作家簡介”、“評論文章選萃”、“作家自述”、“編者點評”、“參考文獻和思考題”五個環節。而“作家自述”和“評論文章選萃”兩部分，約占所有篇幅的三分之二。尤其是不同時期、不同觀念的評論文章的同時介入，更顯示出文學史自身的蕪雜和內在的思想張力。
因為立意于給當代文學史“寫真”，編撰者沒有一定之規的約束，這部文學史在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的選取上獲得了相當大的自由度，那些在正統文學史看來很難歸類，很難處理的作家作品，在這部文學史中都可以并行不悖地得到展示。比如對《廢都》、王朔的小說、陳染等為代表的女性文學等等，一般文學史對這些文學現象的描述難免掛一漏萬，價值評判上難免顧此失彼，而《寫真》卻可以借助各個層面評論文章的批評性闡釋，在同一的價值平臺上無差別地分述論之。其它如純文學與泛文學、雅文學與俗文學、大眾文學與精英文學、主流文學與邊緣文學等等相抵牾的文學現象，在如何向同樣一部文學史歸位問題上，也是一般文學史處理起來較為棘手的，但在這里卻可以毫無障礙地進入編者的談論視野。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文學邊際的逐漸模糊，如何看待文學的泛化現象，如何在文學史層面面對這些問題，這是當前文學史編寫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值得深入探討。就這部書而言，編者似乎還堅守傳統文學理念，對九十年代以來的報刊文學、文人隨筆、網絡文學并沒有觸及，在我個人看來，這是一個缺憾。
不過對于閱讀者來說，這樣的文學史無疑是安全的。因為沒有著者先入為主的判斷，沒有著者先驗、預設的價值判別的過濾，我們就不必為閱讀過程中可能遭遇的著述者的“話語霸權”和“意圖謬見”擔憂，也沒有必要為可能存在的“誤入歧途”而心懷不安。同時，在這樣一部沒有命名或者說反抗命名的文學史中，接受者的個人閱讀和創造權利是得到基本尊重的。接受者和編者、接受者和本文中的作家、批評家可以平等對話。閱讀者可以隨時隨地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文學史，通過閱讀大量的“原典創作”、“原典評論”，進行屬于個人化的文學史二度創造，建立起自己對于當代中國文學的整體性判斷。這是這本文學史一個重要特色，也是其作為研究性或者教學性文學史的價值所在。
在文學史學的學術維度上，該書的重要價值，就在于把文學批評作為重要構成引入到了文學史中。盡管我們都知道，文學批評可以說是文學史的“前本文”，文學批評是作家作品進入文學史的必由之路，沒有文學批評就沒有文學史，但是就目前的文學史編寫來看，文學批評并沒有得到真正的重視，更遑論在文學史中占有一席之地。雖然該書中文學批評也是作為作家作品的意義說明而存在的，還談不上從文學史學上解決批評本體如何進入文學史的問題，但是它畢竟在這方面作出了初步的嘗試。
最后，作為敘述當代中國文學史的書，盡管編者力圖展現的是文學史的原真性，力圖拒絕的是個人判斷給文學史“光韻”帶來的可能的傷害，但是實際上我們無論采取任何形式對文學史的接近，都只能是一種個人化言說方式的選擇，都隱含著個人價值上的取舍。這部文學史也不例外。編者的個人色彩就體現在具體作家、作品的選取，乃至有關批評文章的遴選上。既然是選擇，就必然會存在選擇的標準、尺度的合理性問題。這是這部文學史留給我們的可以質疑的地方。而至于如何質疑、質疑什么，我想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
《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吳秀明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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