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的規則

摘自《法學家茶座》第一輯


信春鷹



　　前前后后在國外呆了幾年，見識過很多示威。示威是現代社會公民的一項憲法權利，屬于表達自由的范疇，是公民表達自己支持或者反對某一事物意愿的一種方式。但是，和其他權利一樣，這項權利的行使也要服從憲法秩序，而且不能影響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道理雖然很明白，但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行使示威的權利的時候有不同的特點。

　　小的時候趕上“文化大革命”，沒少了參加游行示威。不過那個時候社會本來就已經沒有了正常的秩序，雖然不過是“紅小兵”，也知道越是搗亂的示威越能受到重視。比如，在市委大樓門前示威，要求市長出來支持自己的戰斗隊，不出來就有膽大的男生往玻璃窗上扔石頭。在我的觀念中，示威有兩種，有表示支持什么的，也有表示反對什么的，不管是那一種，只要是示威，似乎就得引起點什么反響。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留學美國，在素有“自由主義者天堂”的加州伯克萊大學學習。第一次看到美國學生的校園示威。當時南非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世界上的很多國家都對南非實行了制裁。而伯克萊大學就在這個背景下和南非的某個政府機構進行了科研合作項目。學生們認為，校方的行為實際上是在支持種族隔離政策，與美國政治和道德價值觀相悖，在伯克萊大學，這樣的抗議行動是順理成章的。

　　對我來說，有趣的是他們示威的方式。學校的行政大樓前，學生們已經圍了一些時日了。睡袋橫七豎八地扔著，有的學生坐著，有的躺著。他們順著進入大樓的小路而臥，身體一定不能橫到路中去，不能擋住進出的通道。警察嚼著口香糖，雙手抱肩，若無其事地走來走去。一旦某個示威者的腿伸過了線，影響了辦公樓的正常出入，對不起，警察的車就在旁邊等著，抓起來就拉走了。我觀察著這些一切，覺得很好玩，好像是在觀看一場游戲。

　　呆得久了，慢慢地理解了這個制度，覺得這確實是游戲，是一場嚴格按照游戲規則進行的游戲。示威是公民的憲法權利，但是權利的行使一定要有規則。基本的規則就是行使權利不能影響他人的生活和正常的公共秩序。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示威是在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城里。這是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之地。1968年4月4日，他就在孟菲斯城里的一個汽車旅館里被從對面飛來的子彈擊中。為了紀念這個主張非暴力抵抗的民權運動領袖，這個簡陋的小旅館被改造成了紀念館。紀念館的對面，當年刺殺者的子彈飛來的地方，是一棟破舊不堪的紅磚樓，有點像被遺棄的破廠房。破廠房的前面是一個頑強的示威者。那是一個黑人婦女，穿一身黑色衣服，形銷骨立的樣子。她的旁邊是一輛平板車，車上裝了一些破爛衣物和用品，和流浪者沒有什么不同。從車上立著的標語牌上我了解到，這個示威者不是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而是反對者，代表著反對非暴力抵抗的社會群體。從馬丁·路德·金博物館開張之日起她就在這里示威，她要表達的政治立場寫在大標語牌上：“抵制國家公民錯誤（wrong）博物館”（英文“權利”一詞也有“正確的”的意思，所以她用“錯誤”來對應）。我之所以稱她為最頑強的示威者，因為她已經在這里示威了幾十年。日出日落，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孩變成了一個半老徐娘。從她的政治立場看，她是一個暴力主義者，她示威所反對的不是政府，不是刺殺馬丁·路德·金的兇手，而是反對馬丁·路德·金主張的溫和抵抗。在示威的方式上，她又是溫和的，在憲法秩序的范圍內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她不影響交通，也不影響博物館的常工作。看見我走過來，她低頭拍拍身邊的標語牌，順手遞給我一張宣傳品，上面的文字主要表達的是必須以暴力行動對抗社會不公的主張。對于這樣安靜的職業示威者，我不明白她如何可以堅持數年而不輟。陪來的朋友告訴我，在這個示威者的背后可能是某個教會或者民間組織，她用自己的執著表達著一種政治立場。

　　后來我把自己對在美國所看到的示威的感受告訴我在耶魯大學的房東安妮的時候，她笑著說，這是我們的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權利，屬于“和平集會和請愿”，明天我再帶你到我們的診所看看示威者吧。


　　她所說的診所，實際上是一個社區的墮胎診所。在美國，墮胎問題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支持生命”或是“支持婦女的選擇”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勢力。安妮是“支持婦女的選擇”派，她每周都到診所去作義工，主要任務是把來墮胎的婦女接進來，之后再送走。那天天氣很冷，我問：“這么冷的天，示威者會來嗎？”

　　“風雨無阻”，她回答。

　　果真，遠遠地我就看到了一輛中巴，再近些，看見車身上的標語：“反對殺人!”一個老頭手里拿著一個喇叭在喊話。他聲音沙啞，但是勁頭很足。“上帝讓女人做母親，而母親竟然殺自己的孩子，你們要受到懲罰！”見我們從車里走出來，他對著安妮喊：“你是魔鬼！你是幫兇！”

　　安妮微笑著對老頭說，你越界了。老頭低頭看看自己的腳，說了一句“對不起”，馬上把踩進草坪的雙腳撤了出來。安妮告訴我，老頭在這里示威有年頭了。按照市政的規定，他的車只能停在路邊，人不能進草坪。人們休息的時候不能用喇叭喊話，而且每天離開時要帶走自己一天的垃圾。我開玩笑說，這樣的示威也太拘謹了。

　　老頭認出我是外人，從棉襖里抽出一卷子宣傳材料遞給我：“昨天來了九個，九條命！上帝不會饒恕她們！”我進了屋子，從窗子向外看老頭的表演，只見他有節奏地一會用喇叭演講，一會拿出材料來念，盡管周圍沒有一個人，他仍然有板有眼。

　　我也見過利用示威把事鬧大的場面。那是1998年的夏天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我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下了飛機，到大廳里去取行李，幾乎等了一個小時仍不見動靜，旅客們意識到這不是一般的效率問題。四處打問，終于有人操著十分難懂的英文回答說，行李出不來，是因為機場地面工人罷工示威，要求當局提高工資。他們把行李鎖在機艙里，作為向當局要脅的籌碼。這下可苦了這些旅客。我的情況還不算太糟，因為洗漱用品都在手提行李中。而我的同伴則把所有的東西都托運了。我們傻坐在一動不動的大轉盤上不知所措。幾個小時后喇叭響了，告訴旅客該去那兒就去那兒，行李得待勞方和資方達成協議后再說。馬尼拉的出租車司機態度好極了，一口一個“是，女士”，因為他們的口音很重，“yes, madam” 聽起來就是“是，媽媽”，我不高興地說，你們真虛偽，一面扣我們的行李，一面假客氣。司機依然謙恭：“是，女士，我們工人沒有別的辦法。”第二天的報紙頭條是“政府面對機場工人罷工態度強硬”，我想，這下完了，回家之前別想拿到行李了。直到第三天政府與示威者才達成協議，我們的行李才被釋放出來，我的同伴不得不重新購買隨身用品，著實破費不小。

　　仔細琢磨起來，示威作為表達自由是有深刻道理的。表達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通過表達造成某種社會后果，以這種社會后果作為壓力此來達到某種目的。在國際人權文件中，關于和平請愿權利的行使，都附加陳明“必須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會中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護公共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自由和權利的需要”。任何違反這些原則的權利行使都是不恰當的。

　　文明的示威秩序是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看不同形式的示威也是觀察一個國家公民素質的窗口。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