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法家與孟子

　　對于先秦法家，歷史上常見一種籠統地定義，稱之為“管商申韓”，或者至少也是將管商并列，如曹魏時代的劉邵所說的：“建法立制，富國強人(兵)，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人物志·業流篇》)其實，整個先秦的法家也像先秦的儒家和道家一樣有很大的不同，儒家至少有“孔仁孟義”之別，道家至少有“老子重道德”與“莊子重逍遙”之異，法家之不同則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管、商或管、商申韓所處的時代不同，一是春秋五霸時期，一是戰國七雄時期，兩個時代中的法家人物相差約300年；第二，他們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感受的文化和形成的精神品質不同，管(晏子)所處的齊國是在“天下”的中東部，是周開國天子重臣的封地，有太公和周公的遺風，法儒互補共同形成主流性質的齊魯文化，而戰國時代李悝、慎到、商鞅、申不害、韓非、李斯這些人仕君變法的楚、晉和秦都是中原的“邊緣”之地，習染夷狄之風日重，異化而與諸夏“禮樂”日遠，史有“秦穆公偏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史記·齊太公世家》)謂；而秦與齊在文化禮俗上的差別也同樣，信陵君對魏王評論秦國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史記·魏世家》)與秦比鄰的晉亦復如此，有“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左傳》昭公十五年)異化于諸夏的“禮樂”之托辭。根據“禮辨夷夏”的“春秋大義”，這些地方的法家當屬與“兼重禮法”的齊法家不同的類型，屬于雜染于夷狄風氣的法家。第三，這些戰國時代的法家其“法治”理念偏于工具理性，而疏于對“法治”理念中應有的價值理性的闡揚，與春秋時代的齊法家有鮮明的對比。加之，晉國連貫“春秋五霸”與三家分晉后的“戰國七雄”，戰國時代的法家又多與三晉有歷史或法制思想方面的聯系，故以“三晉法家”特稱戰國時代的法家，以與春秋時代的齊法家作一比較。

　　與春秋時代的齊法家不同，戰國時代的法家所關心的重點已經從“尊王攘夷”以維護周天子“禮樂”制度轉向掃平諸侯、獨霸天下的權勢本位主義，所以，戰國時代以“三晉”為代表的法家完全走向了極端工具理性的法制傳統。“三晉法家”的開山人物應該是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在“三晉法家”系統中，他有三點值得特別提及：一、他是儒法互補的齊魯文化向“三晉法家”極端工具理性傳統轉化的關鍵人物。馮友蘭先生懷疑“李悝或李克這個人大概是從儒家分裂出來而成為法家的人。他的著作有一部分講儒家的道理，這就是《藝文志》所著錄的列為儒家的《李克》七篇。可是他的著作大部分講的是法家思想，這就是《藝文志》所著錄的，列入法家的《李子》三十二篇。”(《三松堂全集》，馮友蘭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八卷，第219頁。)張岱年先生也以“齊法家”與“三晉法家”區別先秦法家中的兩個大類，其立論根據也在于齊法家與魯儒家“和而不同”可以互補，而“三晉法家”排斥儒家、只在法家一個體系里“同而不和”(“齊法家與三晉法家的主要不同之點，是立論比較全面，即強調法制，也肯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避免了商韓忽視文教的缺點。”見于《張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八卷，第170頁。)，分解成“法、術、勢”三類工具理性法家，其中的轉折性人物就是李悝。二、李悝輔佐魏文侯、武侯進行政治改革，在法制建設上有諸多開創性的貢獻。如他兼采各諸侯國已有的成文法制成《法經》，所謂“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晉書·刑法志》)，名其為“經”者，意指囊括了當時刑法各方面的內容而成為一種“法典”。要是按照近代學者章太炎“著書定律為法家”(《檢論·原法》)的說法，李悝又該被稱為中國法家的“祖師爺’’了。三、與秦政制的關系。李悝編纂的《法經》后來被商鞅帶往秦國，秦律的精神和條款多是從《法經》脫胎而成。所以“三晉法家”與秦法家是有深厚淵源的。

　　李悝所編纂的《法經》現已不存，史家僅知桓譚的《新論》中有關于《法經》內容的簡述以及《晉書·刑法志》也有類似的記載。惜乎《新論》已亡佚，桓譚介紹《法經》的一條保留在明人董說的《七國考》之中，今人所討論的有關《法經》的內容主要參考的依據就是《七國考》。其他與變法和“法治”相關的思想也散見于《史記》、《漢書》和《說苑》等著作中。

　　在魏所施行的變法中，李悝確立了一條基本的政治和法律原則，即“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說苑·政理》)具體體現在經濟和社會治理方面是“廢溝洫”、“盡地力”、“善平糴”三項，分別為魏國的土地私有制、耕作制度以及糧食交易制度制定了法規，頗看重政府的糧食政策在整個農業經濟社會中的核心作用：所謂“糴甚貴傷民(非農業人口)，甚賤傷
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漢書·食貨志》上)照司馬遷看，李悝的這種變法思想和政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富國強兵”從“尊王攘夷”的手段變成了諸侯爭霸稱雄的目的，因此，東周的歷史從春秋進入了戰國時代：“魏國李克(當為李悝)，盡地力，為強君，自是之后，天下爭于戰國。”(《史記·平準書》)

　　而李悝所編纂的《法經》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唐律疏議》記載，李悝“造《法經》六篇，即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其中“盜”是侵犯財產罪，“賊”是人身傷害和危害社會罪，“囚”是斷獄的法規，“捕”是捕亡的法規，“雜”是維系等級制度的規定，“具”是量刑方面的規定。所以，總體上講，《法經》已經基本囊括了近代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典的主要內容。《晉書·刑法志》說“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基本上都是參照李悝的《法經》損益而成的。我們常說的中國政治制度歷史是“漢承秦制”或“陽儒陰法”，其重要的源頭就是李悝和他
的《法經》。

　　慎到(約公元前395～約前315年)是戰國中期趙國的人，曾在齊國稷下學宮講過學，有盛名，得齊宣王的禮遇。由于稷下學宮是個兼容并包的學術機構，慎到與道家有一定的關系，正如李悝與儒家有一定的關系，他是從道家轉變為三晉法家中的重要人物。馮友蘭先生判斷說：“慎到就是一個從道家分化出來的思想
家。《慎子》這部書就是道家思想向法家轉化的一個例證，其中有許多轉化的痕跡。”(《三松堂全集》，馮友蘭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八卷，第416頁。)近代經學家王先謙在《茍子集解·修身》篇中言稱慎到“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這既表明他是申韓的先驅又與道家的“無為而治”有某種淵源，而《漢書·藝文志》則直接將他與商鞅和
韓非并列。

　　慎到雖然是稷下先生，但是其“法治”思想與儒家的“德治”和齊法家的“任賢”完全相反。他從權威主義的立場出發夸大勢的作用并貶低賢的道德價值：“賢人而屈于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不僅如此，他還將法律的工具理性與道德的價值理性完全對立起來，即“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屈賢者也”(《韓非子·難勢篇》)，其結論自然就是“賢勢不相容”。對于傳統的宗法制中的“人治”觀念，他提出了法律的公正性和獨立性，如“官不私親，法不遺愛”(《慎子·君臣》)，“事斷于法，”(《慎子·君人》)即將法視為判斷一切是非的標準。在君臣職責關系方面，慎到的“無為”思想則是對儒道兩家的損益，他提出“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慎子·民雜》)這就是法家主張的“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道理，它不同于儒家之“無為”，因為儒者的“無為”是強調“德治”的有為，而輕視“法治”的有為，是孔子所謂“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當然，也不同于道家的“出世”而“法自然”的“無為”，其“無為”是建立在法律權威被設想為“無所不為”之上的。

　　三晉法家中的申不害(約公元前385～前337)晚于李悝百年，是慎到和商鞅同輩的法家。申不害本是鄭國人，后鄭為韓所滅，而申不害雖“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與慎到一樣，他也有道家的淵源，即“本于黃老而主刑名”，吸取道家工具技巧將其運用于政治，發展出重“術”的工具理性“法治”思想。他的著作《申子》原有二篇，現僅存于《群書治要》卷三十六所引《大體篇》中。

　　與齊法家相同的是，他也承認“法治”在國家政治中的核心作用：“堯之為治也，蓋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也”(《太平御覽》六三八引)，其中最關鍵的是“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這些話完全就是《管子·任法》中的“法治”思想，即國君的政治要靠法的基本原則，而不能靠人的智謀；靠依法制定的政策，而不能靠臣下的議論。其邏輯與他重點討論的重“術”之“法”是不大協調的。或許，這僅僅是他用春秋霸主——齊國的“法治”業績游說韓昭侯的緣飾。無論如何，我們知道申不害的“法治”思想是對法“術”的工具理性闡揚，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摘自：唐晉著《領導干部大講堂(法治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