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公訴與司法正義

(一)刑事公訴對司法正義的意義

檢察機關的刑事公訴一般包括審查起訴、向法院提起公訴、不起訴以及抗訴四個方面。刑事公訴對司法正義所具有的意義可包括這幾點：

一是有利于不枉不縱地打擊犯罪，實現(xiàn)實體正義。實體正義的實現(xiàn)要求既不能放縱一個罪犯，也不能冤枉一個無辜。檢察機關一方面通過審查起訴、不起訴以及抗訴，或是將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直接擋在法院審判庭之外，減少法院錯判的幾率，或是將法院輕罪重判的案件提交上級法院進行二審，避免罪與罰失調，從而實現(xiàn)無辜者不受罰，罰當其罪。另一方面通過向法院提起公訴和抗訴，實現(xiàn)有罪受罰，或重罪重罰。

二是有利于程序正義的實現(xiàn)。徒法不足以自行，設置再公正的程序也還需通過執(zhí)法人員的行為來落實，偵查程序是公民人權最容易受到侵犯的階段，如不加以制約，生產正義的過程往往也會成為制造不正義的過程，程序正義很難實現(xiàn)。而“創(chuàng)設檢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項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嚴格法律訓練及法律拘束之公正客觀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動的合法性，擺脫警察國家的夢魘”，[81]檢察機關通過對偵查機關偵查措施的控制以及對偵查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監(jiān)督偵查機關偵查失控行為，保護公民尤其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實現(xiàn)程序正義。

三是有利于平等、高效地打擊犯罪行為，實現(xiàn)形式正義。形式正義在刑事訴訟中，不僅表現(xiàn)為程序上的平等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實體上的平等，防止出現(xiàn)有罪不罰的現(xiàn)象。如果如被害人追訴或公眾追訴那樣，由被害人及其親屬或其他社會成員向法院提起訴訟來追究罪犯的刑事責任，就可能因追訴能力、被害人與罪犯之間的關系或被害人從追訴中可獲得利益的影響，使同一種犯罪行為時而受罰，時而不受罰，造成刑法適用的不平等。“私人追訴主義，所最易發(fā)生之應追訴而不追訴，不應追訴而追訴之弊”0[82]而檢察機關刑事公訴，由于是以國家作為后盾，以國家的名義的進行追訴，具體操作上也是由國家機關進行追訴，這也就使追訴擺脫了被害人追訴和公眾追訴所具有的追訴能力不足，追訴不能客觀公正進行的缺陷，從而更利于形式正義的實現(xiàn)。

(二)我國刑事公訴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完善

1．審查起訴問題

審查起訴，也就是對偵查機關移送的案件進行審查以決定是否向法院提起訴訟。從各國來看，審查起訴的方式一般有三種：書面審查式、調查審查式、聽審式。在我國，根據(jù)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的有關司法解釋，我國的審查起訴方式，雖不是完全的書面審查式，但書面審查的色彩還是很濃。因為根據(jù)有關法律規(guī)定和司法實踐，我國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時，一般是在受理移送審查起訴案件后，指定承辦人進行審查，承辦人在審查有關材料的同時還需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見，另外還可以詢問證人，鑒定、重新鑒定等，承辦人對案件審查后，提出審查意見，經(jīng)審查起訴部門負責人審核，報請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雖然承辦人在審查起訴時，并不僅僅根據(jù)偵查機關移送的卷宗材料，還需要聽取當事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見，必要時還可以調查取證，頗有上述三種審查方式的特征。但是，我國的審查起訴方式和上述三種審查方式實際并不一樣，首先是該程序存在陳瑞華教授所言的“控辯雙方如何參與，檢察機關是否同時聽取雙方的意見和陳述，負責偵查的偵查人員可否到場陳述，甚至審查起訴是否保持類似開庭審理的形式等”[83]問題；其次是具體審查人并沒有權力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而是由沒有具體審查的部門負責人、主管檢察長甚至檢察委員會決定是否起訴。而這些人或者機構在決定是否起訴時，其唯一的根據(jù)就是承辦人的審查終結報告，責任心強一些的負責人或主管檢察長也許會親自審查報告書所附的相關證據(jù)。因此，我國的審查起訴方式其實還是一種書面審查式。

這種審查起訴方式是否合理，過去一直很少有不同觀點，直到前幾年來才有人提出質疑。如有的學者指出：“中國的審查起訴程序基本上按照行政方式運行，缺少基本的訴訟特征。”[84]客觀地說，這一審查起訴方式在總體上還是比較好的，我國審判程序中較高的定罪率就是一個說明。但如何設計一項制度的運行方式，一般只能按該制度的性質及目的來作標準，即既要合規(guī)律性又要合目的性。審查起訴亦然。審查起訴作為我國刑事訴訟的一個獨立階段，在性質上無疑是一種訴訟制度或者說是一項訴訟活動，本質上是一種訴訟活動而不是行政活動或其他活動。其目的，根據(jù)我國有關法律規(guī)定，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一是進行偵查監(jiān)督和偵查補正，審查和監(jiān)督偵查活動和結果，．補充遺漏罪行和漏追訴的犯罪嫌疑人；二是進行案件過濾，適時終結部分不應起訴和不必起訴的案件，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并提高訴訟效率；三是啟動審判，對應當審判的案件做出起訴處理和提交審判；四是建立新的控辯法律關系。[85]我國現(xiàn)在的審查起訴方式對啟動審判、建立新的控辯法律關系這些目的無疑是不成問題，但是否符合審查起訴應有的性質，是否能全面促進司法正義的實現(xiàn)卻很值得懷疑。

第一，審查起訴作為一種訴訟活動，因其結果可能會將犯罪嫌疑人交付審判而涉及犯罪嫌疑人的各種合法利益，從程序正義角度看，在訴訟構造上應是一種“三方組合”，應有控、辯、裁三方，缺少任何一方，只能算是一種行政化的治罪活動或者只是一種單方的訴訟行為。雖然如某些學者所說的，我國審查起訴階段也具有訴訟形態(tài)，因為此階段亦具有控、辯、裁的“三方組合”：檢察院在此階段的作用是裁決是否起訴，可稱為裁方；偵查機關不僅要提出起訴與否的意見書及證據(jù)材料，而且對檢察院作出的不起訴決定不服時，可以要求復議或復核，被害人及其代理人亦可提出意見，可統(tǒng)稱為控方；犯罪嫌疑人不僅可以自我辯解，而且還可以聘請律師提供辯護，可稱為辯方。[86]但這并不明顯。首先，檢察機關和偵查機關關系密切，檢察機關不可能如法官那樣具有超然的中立性，它不僅可以要求偵查機關補充偵查，而且也可自行補充偵查收集證據(jù)。這是由于兩者同屬控訴方，具有天然的認同感造成的。其次，辯方和控方相比起來，地位較低，客體化較明顯。這主要表現(xiàn)在檢察機關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無在場權；律師的調查權、閱卷權受到的限制較多等。由此導致審查起訴的行政色彩比較濃，訴訟性質比較淡，程序正義體現(xiàn)不足。

第二，過濾案件的目的難以完全實現(xiàn)。檢察機關審查的對象主要是偵查機關移送的意見書及有關訴訟材料，這些都是經(jīng)過偵查機關精心加工過的材料，要想在這些材料中發(fā)現(xiàn)違法取證、證據(jù)不足等不符合起訴條件的跡象，實是很難。而且，根據(jù)現(xiàn)行法律，我國檢察機關起訴后，在法庭開庭審判之前實行的庭前審查只是一種程序性的審查，不對證據(jù)等實體問題進行審查，再加上審查方式不公開，律師沒有在場權，犯罪嫌疑人比較忌憚檢警之間的聯(lián)合，在審查起訴階段也很少指出警察的違法現(xiàn)象，而是等到審判階段再當庭翻供，起訴證據(jù)不足等現(xiàn)象才顯現(xiàn)出來，這時才不得不撤回起訴。這不僅有違訴訟經(jīng)濟原則，而且還可使檢察機關處于被動地位，審查起訴過濾案件的目的難以實現(xiàn)，實體正義不能得以及時實現(xiàn)。

第三，審查起訴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對偵查行為進行補正，使案件達到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符合起訴的條件。但因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時審查的對象只是偵查機關移送的材料，其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一般也是就其認為有懷疑的地方進行訊問，律師因此時剛剛介入辯護活動，且不能閱讀全部的案卷材料，也很難有針對性地提出辯護意見，偵查機關所提出的證據(jù)材料在此階段并沒有受到真正的質疑。很多檢察機關自認為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案件，在法庭上幾乎一經(jīng)辯護人攻擊就破。為完成公訴任務，檢察人員不得不按法律規(guī)定，在法庭上頻頻提出延期審理、補充偵查的建議，公訴促進實體正義實現(xiàn)的目的在此難以實現(xiàn)。

因此，我們認為，對于現(xiàn)行的審查起訴方式，雖不能完全按抗辯式進行改革，但也應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的完善，以使其更加符合訴訟規(guī)律，保證司法正義得以實現(xiàn)。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一是加強辯方的抗辯能力，以體現(xiàn)審查起訴階段的訴訟性，實現(xiàn)程序正義。這主要包括擴大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的閱卷權，建立證據(jù)展示制度，賦予辯護律師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的在場權等。

二是建立一種審前聽證制度，即在必要的時候，可由檢察機關主持一個聽證程序，讓偵查機關和辯方就有關事項進行質證。一方面可發(fā)現(xiàn)偵查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另一方面可對有關證據(jù)進行審查，以確定是否確實、充分，是否符合起訴條件。所謂必要的時候，主要是指辯方要求或檢察機關認為有必要的時候。

三是加強檢察官的獨立性，使承辦案件的檢察官在審查有關案件材料和進行必要的聽證之后，能相對獨立地作出是否起訴的決定。檢察一體化原則是刑事檢察的基本原則之一，但這并不排除檢察官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為刑事檢察活動尤其是檢察偵查以外的刑事檢察活動與審判活動一樣，也有一個親歷性要求。因此，對于我國的審查起訴活動，應當賦予承辦案件檢察官一定的獨立性，使其能對一般的刑事案件是否起訴具有決定權，一方面可以明確案件的責任承擔者，提高案件承辦人的責任心；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防范其他機關或個人通過檢察機關的領導和部門負責人不正當?shù)馗深A案件的辦理。當然，對比較重大、復雜、疑難案件，在我國目前檢察官的素質很難承擔起重擔的情況下，部門負責人和主管檢察長可以參與決定，但必須盡量自己參與審查證據(jù)材料和聽證活動，而不能僅憑案件承辦人的書面報告作出決定。

　2．刑事不起訴的問題

對于我國刑事不起訴中存在的問題，現(xiàn)在討論得比較多，如證據(jù)不足不起訴是應當不起訴還是可以不起訴、刑事不起訴的分類問題、相對不起訴的適用條件問題、公訴轉自訴問題等。我們認為，其中有些問題完全是一個立法漏洞的問題，在再次立法時加以解決就行，而有些問題并不那么簡單，并不僅僅是一個立法的問題，還涉及一個訴訟價值衡量的問題，如相對不起訴的法律效力問題、對被害人利益的維護問題等。以下僅從司法正義角度對被害人利益的維護進行簡要論述。

在刑事案件中，犯罪行為侵犯的利益中有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也有被害人的利益，出于司法正義，這些利益都應當?shù)玫狡降鹊谋Ｗo，為此，在國家壟斷公訴權的案件中，作為國家在刑事訴訟中的代表檢察機關在行使公訴權時必須顧及被害人的利益，注意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尤其是在對案件作不起訴處理時。這也是很多國家的做法。如德國暫緩不起訴、俄羅斯聯(lián)邦和解不起訴與積極悔過不起訴以及日本、美國、英國等國家的不起訴制度中，犯罪嫌疑人是否與被害人進行和解，并對其給被害人造成的損害進行補償，都是檢察機關在決定不起訴時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其中俄羅斯聯(lián)邦的和解不起訴和德國暫緩不起訴更是將犯罪嫌疑人對被害人進行補償作為決定不起訴的條件。而我國的不起訴中，法定不起訴和證據(jù)不足不起訴中不可能考慮到被害人的利益，在相對不起訴中也沒有很好地注意維護被害人的利益。因為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相對不起訴的條件主要是犯罪情節(jié)輕微，依照刑法規(guī)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只要符合這些條件就可以不起訴，而根據(jù)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就只有以下幾種情況：正當防衛(wèi)、緊急避險、預備犯、中止犯、從犯、脅從犯、自首、立功等，這些情況中除了中止犯以外，其他的情況都只是考慮了國家和社會的利益，沒有考慮到被害人的利益。為此，在檢察機關作不起訴處理后，被害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不得不重新提起自訴或提起民事訴訟。允許被害人就公訴案件提起自訴，也就導致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權虛置化，檢察機關不起訴決定的權威性虛無化。而要求被害人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來解決賠償問題，雖然沒有法律障礙，但顯然不符合訴訟經(jīng)濟的要求。因為不管是被害人提起自訴也好，還是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也好，很多被害人的要求就在于獲得經(jīng)濟或精神上的補償，而這些要求如果在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時就予以解決，大多數(shù)情況下是不需要通過審判程序來解決。顯然，如果檢察機關在決定不起訴時很好地注意維護被害人的利益，不僅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節(jié)約司法資源，而且還可以解決目前討論比較多的公訴轉自訴的問題。

怎樣解決這一問題，有的人提出，對于法定不起訴和證據(jù)不足不起訴，由被害人與被不起訴人就民事賠償問題進行協(xié)商，協(xié)商不成的就由被害人訴諸法院處理，而對于相對不起訴，如果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就賠償問題達成協(xié)議的，就作出不起訴決定，如果不能達成協(xié)議的，就提起公訴。其理由是符合一并審理原則和訴訟經(jīng)濟原則，有利于維護被害人與被不起訴人的合法權利。而有的人認為將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是否達成協(xié)議作為相對不起訴的條件不恰當，不能達成協(xié)議的，也應當由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訴訟，理由是該做法沒有法律依據(jù)，也有違不起訴制度建立的初衷。

證據(jù)不足或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是不起訴的充足條件，只要符合其中一個條件檢察機關就絕對不能提起公訴，不能以被害人是否得到犯罪嫌疑人的補償作為不起訴的條件。但對于相對不起訴，則應當視不同情況而定。第一種觀點將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是否達成協(xié)議作為相對不起訴不可缺少的條件顯然是不恰當?shù)模瑳Q定是否相對不起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只要根據(jù)其他因素沒有追訴必要的，即使雙方?jīng)]有達成協(xié)議，也應當作出相對不起訴。而且，在我國，達成協(xié)議并不等于被害人就得到有效補償，達成協(xié)議后，如果被不起訴人不履行協(xié)議，被害人還得通過民事訴訟來解決，這于訴訟經(jīng)濟也不符合。而第二種觀點將是否有法律規(guī)定作為依據(jù)，顯然只屬于一種司法應用的觀點，從依法訴訟的角度來看是正確的，但從法學理論、從法律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又顯然不合理。法學理論不能脫離法律規(guī)定，但也不能完全限制于現(xiàn)有法律規(guī)定，否則法律就永遠不會有發(fā)展。

因此，我們認為，如何在刑事不起訴中維護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實現(xiàn)利益的平等保護，關鍵在于完善相對不起訴，而完善相對不起訴的關鍵又在于借鑒國外暫緩起訴制度的合理因素，擴大相對不起訴的范圍，將犯罪嫌疑人是否對被害人進行合理補償作為相對不起訴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具體來講，可以將《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2款改為：“對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依照刑法規(guī)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的，或者犯罪情節(jié)輕微，犯罪嫌疑人已對被害人進行合理補償?shù)模�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這也就是說，在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情況下，如果依照刑法規(guī)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的，理所當然地可以決定不起訴；對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即使沒有具備前面規(guī)定的條件，但只要犯罪嫌疑人對被害人進行合理補償?shù)模�也可以決定不起訴。在具體操作時，對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但沒有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情節(jié)的案件，可以先由檢察機關組織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進行協(xié)商，在雙方達成協(xié)議并履行協(xié)議后，檢察機關再根據(jù)犯罪嫌疑人的申請作出不起訴決定；如果不能達成協(xié)議或達成協(xié)議后，犯罪嫌疑人拒絕履行的，檢察機關就提起公訴。之所以要求犯罪情節(jié)輕微，理由在于，只有在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對國家承擔的刑事責任才比較小，才可以通過補償被害人的損失后消除國家追訴的必要性。如果犯罪情節(jié)比較嚴重，犯罪嫌疑人對國家承擔的刑事責任就比較大，即使犯罪嫌疑人對被害人的損失進行賠償，也并不能消除國家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追訴的必要性，因此也就不能決定不起訴。

　　摘自：樊崇義著《檢察制度原理:中國特色檢察制度原理研究/法學研究生教學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