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基本構想

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規范，既要充分發揮其法官裁量權的作用至極限，又要使其在合理軌道內運行，以實現司法最大的公平與正義。現行的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均沒有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作出明確規定。法官自由裁量權若要在司法實踐中發揮最大的功用，必須完善相應的配套制度與規則來進行合理地調制。為此，筆者從微觀角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科學設定自由裁量權的運行邊界

任何權力都應有其運行的邊界，都應該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否則極易走向反面。雖然我們承認法官應該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以實現案件處理上的個別公正；同時我們又要警惕權力被濫用，以免造成更多的不公正。為了保證法院審判的公正性，應當給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設定合理的邊界，加強對自由裁量權的防范和控制。“自由裁量權的正確行使必須是為了它們被批準的那種目的，并且要在授予該權力的法令和其他法律文件的限度內行使。”①如果法官自由裁量違背法律原則和法律精神，無論法官主觀心理狀態是故意或過失，都構成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同時，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時，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出于正當、合理的動機，考慮相關因素，平衡各方利益，使裁判更加合情、合理，如古人所說：“法意、人情，實同一體。循人情而違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權衡于二者之間，使上不違于天意，下不拂于人情，則通行無弊矣。”②

(二)制定統一的量刑基準或量刑指南

司法實踐中，法官大多憑借自己的經驗和學識，在法定刑幅度內自由裁量。量刑情節在量刑過程中的作用舉足輕重。當各種情節并存時，如果沒有正確統一的方法，量刑偏差勢必突顯，因此統一量刑情節的適用方法是限制和規范法官量刑裁量權的重要法寶。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應盡早出臺相關的量刑基準或量刑指南。所謂量刑基準或量刑指南，是指排除各種法定和酌定情節，對某種抽象為一般既遂狀態的犯罪構成的基本事實判處的刑罰。③由于犯罪的個別化和特殊性，盡管量刑基準仍很難精確為一個具體的數值，通常情況下，只能是法定刑幅度內一個更小的幅度范圍，但這一相對精確的幅度范圍無疑對規范法官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權，實現刑事個案的相對公正，使相同或類似案件能有相近的處理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應當看到量刑基準可能存在的缺陷，因此，量刑基準的確定本身是一項復雜而系統化的工程，切不可草率行事，它需以大量的判例總結經驗反饋為基礎。同時，因其缺陷的存在，僅有量刑基準還不夠，還需要配合其他規范方法，以有效地制約量刑自由裁量權的任意發揮。

(三)展示量刑理由，增強判決書的說理性

判決書作為“看得見的正義”是“司法公正”的書面載體。裁判文書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合理性外化，是法官將自己對法律的理解適用于個案的結論。可以說，在判決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對判決理由的說明。因此，判決書中的說理部分，應當是法官結合全案的證據并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進行分析判斷的結果。①目前，我國法官制作的判決書內容簡單，這容易導致當事人和社會各界的誤解。法官應當就自己的判決作出令人信服的說明。公開判決理由是司法透明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是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是有效地約束法官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權的方法之一。法官量刑時應當做到“三公開”即認定案件事實和證據的理由公開，適用法律依據的理由公開，量刑的理由公開。為了體現自由裁量的正當性，裁判文書中還應展示訴訟進程中的有關事項，把案件審理的整個過程，以及審理過程中出現的如延期審理或者不公開審理等情況的原因簡要說明理由。對案件的受理費、鑒定費、訴訟保全費等訴訟費用分列計算，當事人應當承擔的份額、責任的大小等一一寫明，這不僅能起到教育公民自覺守法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法官在審判中的不公正行為，有效地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此外，現代司法的中立性及民主性，要求法官在作出一個判決時，必須給出一個裁判的理由并給予論證。如果法官沒有能為他的司法程序的最終論斷，提供一個適當的理由并給予論證，那么他與獨裁者沒有什么兩樣。受判決最終影響的當事人也有權利要求知道法官為什么作出這樣的裁判。這是司法民主性的體現，也是司法權威得以樹立的最終渠道。因此，只有展示量刑理由，增強判決書的說理性，才能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規范化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四)刑事判例制度化，約束法官自由裁量權

判例并不是大陸法系國家法律的淵源。查士丁尼命令“案件應當根據法律而不應當根據先例來審判”是最好的說明。但在現代司法實踐中，大陸法系國家開始重視判例的作用。一系列對法律主張作出相同陳述的判例，其效力幾乎等同于英美法院的判例或一系列英美法院判例的權威性。刑事判例在規范法官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②刑事判例針對的是個案，是一種個案性的法律解釋，它不僅解釋法律，使定罪量刑明確化、具體化，而且為下級法院對類似案件的量刑提供范例，使各法院對類似刑事案件的量刑有了比較的依據和標準。⑧我國沒有刑事判例制度，僅有“案例”而無“判例”，且“案例”也不是制度化的，主要起著“參考”的作用，這容易使法官忽視判例的作用，“案例”實際上也不能充分發揮規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權的作用。我們可以合理借鑒，在理論上與司法實務中重視對判例的指導作用。①因此，為了維護司法的統一性與權威性，有必要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一個合理的參照標準。而建立案例指導制度，正是為法官提供這樣的指導。它可以幫助法官統一價值衡量尺度，引導法官合理行使其自由裁量權。法官進行裁決時以指導案例作為裁量的參照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約法官過度行使其自由裁量權，自由裁量權將會在合理的限度內運行與完善。由此可見，建立案例指導制度能很好地解決訴訟中存在的“同案不同判”、“司法地方化”問題。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以法律為依據，借鑒指導性案例解決同類問題的思維模式和方法，就能統一法律適用標準，維護司法權威。目前，全國法院系統已經開始推行案例指導制度，開展量刑規范試點，統一裁判標準。任何制度都是在試行中進行不斷探索與改進的。它的試行無疑對于法官規范行使自由裁量權起著不可或缺的功用。因此，建立中國式的案例指導制度具有可行性與很強的功用性。

　　摘自：胡鷹著《審判與思考: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2008年、2009年優秀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