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良彪 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高級合伙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律師協會風險投資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兼職研究員，北京郵電大學文法經濟學院碩士生導師；武漢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2007，我喜歡的一本書：
■《我反對！———憲政維度下律師的價值》
我希望自己能夠吶喊
呂良彪
2007年7月，我的演講錄《我反對！———憲政維度下律師的價值》被法律出版社作為“名律師講演錄”的第一輯正式出版發行。該書收集了近三年來我在國內外知名學府、高端論壇及知名機構所發表的四十次演講，內容涉及律師事業、經濟改革、司法改革、法治建設、憲政人權等領域。江平老師和于寧會長分別為本書作序、劉桂明先生作跋以資鼓勵。
本書記載著我從律師到法官又重回律師隊伍的成長與心路歷程，承載著我對中國律師事業的憂思與熱愛。我始終堅定地認為，當下的中國，律師理應有所思索、有所表達、有所吶喊：
律師作為這個艱難邁向法治進程中的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理應以法律人特有的方式，對憲政、法治，對人權保護、對社會的深刻變革進行思考———沒有法治思想和法律文化的土壤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依法治國”的。“中國律師業的瓶頸在于中國律師社會影響力的低下，在于中國律師聲音的不被傾聽；律師的社會地位取決于民主法治進程與法律文化傳統，律師的社會評價取決于律師自身修養、行為與貢獻。”
律師作為這個社會的“在野法曹”，在中國不享有任何意義上的強制性權力，他們所享有的只是一種“表達權”、“請求權”(甚至時常淪為“求情權”)，需要一種符合法律人特性的、內斂而理性的表達。正是通過這些講演，我逐漸形成了律師社會影響力的“基礎論”與“策略論”。
所謂“律師社會影響力基礎論”，即律師影響社會的基礎在于其所掌控的社會資源，一是律師的“才”，即律師或其團隊自身的修養、能力。二是律師的“名”，即律師得到市場認可并因此具備的聲望，包括律師的“知名度”、“美譽度”與“專業度”。三是律師的“關系”，包括律師與“官場”的關系，背后是指權力這種最為集中、最為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與“老總”的關系，背后是社會資本；與媒體的關系，背后是“輿論”這一社會公器；與學界的關系，背后是一種權威的社會認可；而各種社會不正當勢力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他們以反社會規則的方式掌控著社會資源。
而“律師社會影響力策略論”的核心，在于歸納總結了律師影響社會、實現自身職業價值的三大基本路徑或策略：其一，是通過代理訴訟、非訴訟業務的法律職業模式；其二，成為或試圖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或以其他方式參與社會政治生活與國家宏觀決策的政治模式，其基礎乃在于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對社會公共資源的占有和使用；其三，文化模式，即律師通過成為專業知識分子，向社會傳遞一種法律知識和技巧，或成為公眾意見領袖，以法治的視角對社會公共事件進行解讀。
無論是當社會深刻變革之際，還是為當事人權利而辯之時，律師的聲音卻總是那么的微弱與脆弱，這其實是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公民權利的微弱與脆弱的一種體現。于是，中國的律師注定要為自身權利而吶喊，注定要為民主法治的進程而吶喊———這當然是一種悲壯，但不應是西西弗斯式的無奈。
社會深刻變革之際，我很自豪于自己能夠發出法律人應有的聲音：在北京律師與天津法官不該發生的故事中，我能夠說“律師的執業權利與地位，是一個社會民主法治進程和人權保障最靈敏的晴雨表”；在關于國企改制“郎顧之爭”的喧囂聲中，“國企改制是一個憲政問題”的聲音是那么具有穿透力；面對激烈殘酷的市場競爭，我告誡著“危險中”的中國企業“任何商業的、非商業的風險，最終都將以法律風險的形式暴發出來；可怕的不是風險，而是面對風險的渾然不覺”。為爭取媒體的論語權，我可以大聲疾呼“輿論集合分散的、個體的意見形成公眾的力量，以私權利對公權力進行制約，這才是法律的思維，這才是法治的思維”！
江平先生在本書序言中倡導了律師的三種境界是我所畢生追求的方向：“第一個境界是有高度責任心，全心全意為當事人服務；第二個境界是有社會良心，為弱勢群體及權利被踐踏的人伸張正義；第三個境界是有歷史使命感，敢于為中國的法治與憲政，挑戰權威、挑戰體制。”中國律師作為一項充滿挑戰、艱辛甚至血淚的事業，同時也是一個滿懷豪情、智慧與尊嚴的事業。
“律師興、國家興”是一種浪漫；“國家興、律師興”是一種追求。在邁向法治的征程中，我只希望能多思索，多表達，多吶喊。無論是作為律師的價值與尊嚴，還是作為創作者的快樂與心血，都深刻體現于這種思索、表達與吶喊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