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成就大國－－評《大國策》系列叢書
《大國策》叢書（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旨在為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讀者提供一份思想的盛宴，為治國理政者提供一份決策參考。叢書共四十多冊，薈萃學者五六百人，其主題集中于大國之路和強國之鑒。
中國歷來就是一個大國，這沒有什么可爭議的，上下五千年，縱橫八千里，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我們的自然稟賦、人口規模、社會結構，乃至意識形態、人文風情，等等，都注定了我國是一個大國。但是，大國不等于強國，更不等于優良的法治之國。對于現代中國人來說，如何從內政上厘清一個大國與強國之間的本質性不同，在外交上構建一種國與國之間的責任關系，需要我們有一雙"法眼"。
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不同于古代，古代王朝政治的國家治理經驗，例如被某些學者所褒揚的"德治"、"峻法"，以及"朝貢體系"，等等，在當今世界，已經失去了原初的功能和效用，現代社會迫使我們建設一個新型的國家，即法治國。一個社會猶如一個活的生命體，法治是其中的骨骼和精髓，其他的所謂國之"大"者，不過是一堆肉泥而已。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法治，尤其是正義的法律之治，它的國土再大，人口再多，資源再豐，歷史有多輝煌，文化有多燦爛，人民有多勤勞，這一切的一切，不過是人家或列強口中的尤物。
中國的近現代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部尋求法治國的挫折史。我們知道，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這個老大的帝國逐步崩潰了，但如何重新建設一個共和國，卻是歧路復歧路。我們有康梁變法、孫中山革命、"五四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對于"德先生"、"賽先生"的呼吁，有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夢想，直到今天，我們才意識到要建設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我認為，強國夢的關鍵在于法治，只有法治國才能成就一個真正的大國，一個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的強國。
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必須有凝聚力，有支撐一個國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從人類歷史的經驗來看，凡是真正的持續強大的國家，而不是消耗型的短暫的所謂一時之強國，必定是一個法治國，法治不但可以維護和保障一個社會秩序的穩定，樹立國家的權威，而且可以使人民自由和幸福。法治與自由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只有法律才能防范他人或政府的恣意侵犯，為人民自由地從事經濟活動提供規則與秩序。法治是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基礎，凡是法治優良的國家，人民追求財富的合法欲望不會受到壓抑，私人財產受到嚴格保護，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在有效法律的調節之下健康而有序地發育和成長，經濟和貿易必定繁榮興旺，充滿活力。
從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一個政治上專制的國家，但只要它的法律制度是獨立的、公正的和有權威的，也仍然可能成為一個強國，例如英國和法國的有限君主專制時期就是如此。當然，如果能夠繼承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共和的法治國家，那么，一個自然稟賦上具備了大國條件的國家，就必定是一個強國，而且是一個自由的強國，人民在這樣的國家里充分享受了作為大國國民的自由、福祉和榮耀。因此，他們發自內心地把這個國家視為自己的祖國，可以奮不顧身地為自己的祖國犧牲，這就是哈貝馬斯等人所說的"憲法愛國主義"，或公民愛國主義。其實，這種愛國主義可以追溯到古代羅馬共和國，正像西塞羅所指出的，羅馬人民對于國家的熱愛，與其說是對于它的國土，不如說是對于它的法律，對于共和國的政體制度。這種憲法愛國主義與近代日耳曼國家的基于民族精神的愛國主義是大不相同的。
今天在中國的語境下重新思考建設自己的強大的國家，我認為，法治國以及與此相關的法律意義上的愛國主義更具有本質性的積極意義。在近二百年的中國近代歷史中，我們的國家建設屢屢受挫，雖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治不彰顯然是一個根本性的原因。要說，我們不缺乏奮斗的勇氣、革命的精神和愛國的激情，也不缺乏建國方略、五年綱要和十年規劃之類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方針政策，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少有法治主義的保守和審慎精神，少有法治國的恒久的建設目標。
因此，建設一個法治國便成為首要的國家主題。法治昌明，政體穩定，人民才有追求財富的欲望和恒心，國家的稅收才源源不斷，公民美德才得以光大。對此，休謨曾經有精辟的論述，他說："在所有杰出的留有難忘成就的人物中，首要榮譽看來應屬于立法者和國家締造者，因為他們為保障后代的安寧、幸福和自由，留下了法律制度和政治體制。"
在當今國際社會，人們經常談到大國責任，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這是大國或超級大國對于今日世界的基本承諾。隨著中國的崛起，把中國視為理所當然的大國，并要求其承擔必要的大國責任，這似乎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一致吁求。
我們看到，無論是從內政還是從外交來說，國家責任都是我國目前面臨的一個中心課題，而這一切又都必須依靠法治，法治國是實現國家責任的基礎。在國內政治領域，作為國家的治理者和領導者，它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有責任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受侵犯，有義務維護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穩定、和平與安寧，有責任和義務懲治腐敗，建立廉潔、高效的法治政府。在對外關系方面，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關于中國威脅的論調甚囂塵上，對此，我們雖然提出了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的方略，但國際社會的擔心并沒有太大的改觀。這是為什么呢？在我看來，關鍵是法治還沒有落實到位，也就是說，由于懷疑我們還不是一個法治國，所以對于我們的承諾，國際社會還大多視為政治上的修辭。
其實，建設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對于我們不僅具有內政的意義，而且還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在當今世界，所謂大國責任，最基本的是意味著法律上的責任，即一個國家在法律制度上要承擔的國際責任。它首先要求的是一個法治政府的存在，一個遵循法治的國家，才可能是負責任的，否則無論如何表白，都具有權宜之計的性質。因此，和平發展也好，和平崛起也罷，關鍵在于要切實地建設一個法治國家。就近代世界歷史來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過兩個民主法治的國家開戰的事件，所以，所謂民主和平論就成為了當今和平論的一個主流理論。無論從近期的國家事務還是長遠的民族未來來看，世界和平對于中國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們有理由把法治國的建設置入國際環境的大背景來考慮。
當然，中國在國際事務做負責任的大國，并不意味著要與美國一致，也不意味著非要與美國對抗。關鍵在于要做一個具有獨立主體意識的國家，而這個國家意識不是某個人或某個集團的一己之私，而是國家利益，是法治下的國家人格，體現的是人民的意志。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認為我們要警惕兩種極端的態度，一種是民粹主義的極端情緒，另一種是極端的親美主義。在我看來，這兩種態度都是盲目的、幼稚和非理性的。政治是一種審慎的技藝，需要政治上的實踐理性和一個民族的政治成熟。
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國堅定不移地走法治國家的建設道路，我們就有可能建立國家的自主性，從貧弱的大國走向富強的大國，走向對內對外都負責任的自由的大國。
來源：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