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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讀最高檢核準追訴權:以不核準為原則,以核準為例外

　　犯罪過了追訴時效,最高檢會不會核準追訴?

　　正義網北京3月10日電(記者于瀟)日前,一起發生在28年前的原南京醫科大學一女生受害案成功告破,引發法律人士對重大刑事案件追訴時效制度的熱烈討論。作為與這一制度緊密銜接的對超過追訴時效案件的核準追訴權,以事件“下半場”的身份走入輿論視野。

　　近年來,隨著司法機關不斷加大追逃和清理積案的力度,一些當年沒有被發現或者雖然發現但未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分子被陸續抓獲歸案。為此,有檢察官預測,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核準追訴,將成為檢察司法實踐當中的“棘手”問題。面對陳年舊賬般的歷史案件,基層檢察機關該如何選擇,是否報請?面對層報上來的核準追訴請求,檢察實踐會給予何種答復?核準追訴的尺度,在具體案件中又該如何把握?

　　核準追訴權,一項由最高檢行使的特殊職權

　　何為最高檢的核準追訴權?

　　我國刑法規定,對于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犯罪行為,如果經過二十年的期限,司法機關將不再追訴。但是對于一些案件,如果經過二十年以后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就這樣,在刑事立法,我國確立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對超過追訴時效的特定案件的核準權。

　　按照文本字義,報請核準追訴應當滿足以下要件:一是量刑要件,即犯罪嫌疑人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二是時效要件,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已經超過二十年的追訴期限。三是犯罪嫌疑人沒有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情形。四是“認為必須追訴的”犯罪。

　　“追訴時效是各國刑法普遍規定的一項制度�！敝袊�政法大學副教授王貞會說,刑事法律中的追訴時效制度,對于促使犯罪分子改過自新、犯罪預防、節約刑事司法資源以及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

　　“在確定了超過追訴時效,不再追究責任的規則之外,法律又對于一些社會危害性極其嚴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極大、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罪行,規定了最高檢的核準追訴權,由最高檢察機關來決定是否追訴刑事責任,這符合公平正義的刑法觀念。”他說,核準追訴是一項特殊的權力,只能由最高檢行使。

　　在王貞會看來,由最高檢察機關行使核準追訴權,體現了立法機關對已過追訴時效犯罪進行追訴的極其慎重態度,這有利于保證核準追訴結果的統一性和權威性。

　　刑事立法設置了核準追訴權,如何保障權力準確運行,制度設計必不可少。2012年10月,最高檢印發《關于辦理核準追訴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在此后,又歷經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的歷次補充完善,核準追訴條件、案件辦理程序等日臻完善。

　　根據制度設計,對于檢察系統層報上來的核準追訴請求,最高檢會作出兩種處理,一種是核準追訴,另一種則是不核準追訴。兩種不同的結果,則是“追訴必要性”層面的不同考量。

　　“追訴必要性”,該如何理解?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的報請核準追訴案件應具備的條件,“追訴必要性”理解為,涉嫌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后果特別嚴重,雖然已過二十年追訴期限,但社會危害性和影響依然存在,不追訴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或者產生其他嚴重后果。

　　不具備“追訴必要性”的核準追訴報請,最高檢則會作出不核準追訴的決定。對此,有學者表示,案發后,如果犯罪人長時間內沒有再犯新罪,說明其犯罪危險性已經減弱。加之時間消逝,犯罪的影響也會被逐漸淡忘,犯罪破壞的社會秩序也會得到恢復。此時,追訴犯罪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會使已經穩定的社會關系變得不穩定,甚至引發激化新的矛盾。

　　這樣一來,在核準追訴制度中,如何把握“社會危害性和影響依然存在,不追訴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或者產生其他嚴重后果”,就成了決定案件走向的關鍵。

　　指導性案例,闡述“核準”與“不核準”的實踐理解

　　法律語言是抽象的,尤其法律規范具有較強的原則性,面對千差萬別的現實情況,需要借助具象語言,對法律規范進行解釋。此時,指導性案例應運而生。

　　2015年7月9日,為了更好地規范指導案件辦理工作,最高檢就辦理核準追訴方面的檢察工作發布第六批指導性案例。該批指導性案例共有四起案件,其中既有對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核準追訴的案例,也有對真誠悔罪、積極消除犯罪影響、獲得被害方諒解的犯罪分子不再追訴的案例,從數量上來看,核準追訴與不核準追訴的案件數,各占一半。

　　在核準追訴的兩起案件中,記者注意到,最高檢在核準追訴時都指出,若不核準追訴將影響社會穩定或者產生其他嚴重后果。在馬世龍(搶劫)核準追訴案,檢察機關查明被害人妻子王某和兒子因案發時受到驚嚇患上精神病,靠撿破爛為生,生活非常困難,王某強烈要求追究馬世龍刑事責任。此外,案發地群眾表示,被害人被搶劫殺害一案在當地造成很大恐慌,影響至今沒有消除,對犯罪嫌疑人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綜合性質、情節、后果等多方面因素,最高檢認為,案件對被害人家庭和親屬造成嚴重傷害,在案發當地造成惡劣影響,雖然經過二十年追訴期限,被害方以及案發地群眾反映強烈,社會影響沒有消失,不追訴可能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或者產生其他嚴重后果。

　　丁國山等(故意傷害)核準追訴案,是另一起被核準追追訴的案件。該案發生于1991年12月21日,當時,公安機關既沒立案,也未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

　　案發后,丁國山等四名犯罪嫌疑人逃跑。在得知被害人死亡后,其四人分別更名潛逃到黑龍江、陜西等地,其間對于死傷者及其家屬未給予任何賠償。到案后,被害人家屬強烈要求嚴懲犯罪嫌疑人。與此同時,案發地部分村民及村委會出具證明表示,本案雖然過了20多年,但在當地造成的影響沒有消失。因此,最高檢做出了核準追訴的決定。

　　對于另外兩起不核準追訴案,正義網記者注意到,有兩點共同之處:一是最高檢認定,經過二十年追訴期限,犯罪嫌疑人不具有再犯罪的社會危險性,二是被害方均對犯罪嫌疑人表示諒解。據此,最高檢認定,不追訴不會影響社會穩定或者產生其他嚴重后果。

　　在楊菊云(故意殺人)不核準追訴案中,犯罪嫌疑人楊菊云與被害人吳德祿系夫妻關系,因婚姻家庭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犯罪。楊菊云到案后,楊菊云與吳德祿之子吳某懇求吳德祿父母及其他親屬原諒楊菊云。吳德祿的父母等親屬向公安機關遞交諒解書,不再要求追究楊菊云刑事責任。此外,案發地部分群眾表示,吳德祿被殺害,當時社會影響很大,現在事情過去二十多年,已經沒有什么影響。

　　在蔡金星、陳國輝等(搶劫)不核準追訴案中,犯罪嫌疑人蔡金星、陳國輝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協議,并支付被害人40余萬元賠償金,各被害人不再要求追究其刑事責任。另外,蔡金星、陳國輝居住地基層組織未發現二人有違法犯罪行為,建議司法機關酌情不予追訴。

　　“在決定對犯罪分子是否核準追訴時,實際上是綜合考慮了犯罪的性質、后果與社會危害性、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犯罪造成的社會影響以及社會秩序恢復情況等多種因素。”就第六批指導性案例,最高檢時任法律政策研究室負責人表示,犯罪人實施犯罪后較長時間內沒有再犯罪,說明其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犯罪危險性已經減弱,隨著犯罪影響逐漸消失,犯罪破壞的社會秩序得到恢復,實際上已經達到了適用刑罰和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效果,再對其追訴沒有必要。

　　檢察實踐,體現“以不追訴為原則,以追訴為例外”理念

　　把握好立法原意辦理核準追訴案件。刑法規定了追訴時效制度,明確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如果20年以后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這樣的規定,立法本意應該是以不追訴為原則,以追訴為例外。

　　上述這段話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的署名文章《關于檢察工作的若干問題》。在這篇文章中,張軍指出,考慮是否追訴的時候,要從國家利益、社會發展穩定的大局考慮,從國家層面去判斷,而不僅僅是從發案的具體地方去考慮要不要追訴,更不應該僅僅因為當事人或者其家屬上訪、有訴求的傾向就決定追訴。

　　張軍強調,在辦案中一定要從立法本意出發,認真研究、穩妥慎重作出處理。為此,張軍還引用了一個案件,用以說明“以不追訴為原則,以追訴為例外”的理念:20多年前,一個17歲的孩子被一個成年人帶著殺了一個人,20年以后無論從核準追訴的立法本意來講,還是從對當年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政策看,都不應該再追究當時這個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了。

　　這個理念也是具有實踐價值。以不核準為原則,以核準為例外,意味著對刑事司法權的約束,能夠促使偵查機關對已經發生的犯罪及時立案查處,在一定程度上可防止刑事案件的久拖不辦。特別是經過相當長時間以后,犯罪證據很可能已經滅失。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追訴,不僅會浪費大量司法資源,而最終,也有可能會無疾而終。

　　“如果不依照此原則辦案,而是將全部或大部分案件予以核準。在司法實踐中,將產生一定消極作用。”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許身健看來,時過境遷,面對超過追訴時效的的案件,期望偵查機關完全查證清楚案件事實是不現實的。案件查證不清楚,仍然核準追訴,這會損害刑事司法的權威,最終會影響到公眾的法律信仰。

　　“試想一下,如果一個非嚴重暴力犯罪,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內沒有被發現,犯罪嫌疑人也沒有再犯罪,其社會危害性就會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追究刑事責任的必要性也隨之降低�！痹S身健認為,時過境遷,對于一些并不嚴重的罪行,既然已經超過了追訴時效,再追究刑事責任,耗費司法資源,這種做法本身意義不大。

　　犯了罪不被追究責任,這在社會觀念里似乎行不通。為此,包括受害人在內的社會大眾,對這個結果一般都會表達出不滿意。

　　“這里有一個刑事司法理念問題�！睂Υ�,許身健表示,在社會公眾的司法觀念中,在看待犯罪的態度上以感性因素為主,而法律恰恰是去除了感性的理性,所以二者屬于不同層面的價值評價�！安荒芡耆�服從公眾感性因素去評價衡量理性的司法制度,當然,司法制度也不能簡單地忽視民眾情感,一般是在刑事立法上吸納、體現主流民意,在刑事審判上通過普通人參與審判而體現司法民主。”他說。

　　“因此,在評價是否應該核準追訴時,應交由檢察官來判斷,因為檢察官應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法益的體現,其職業角色并非狂熱追究犯罪�！痹S身健指出,這與檢察官客觀公正立場有著密切關系。在核準追訴工作中,檢察官需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最終做出的決定,其中也會參照社會公眾的意見,但這些感性的因素并不應決定案件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