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議,網絡作品的傳播者必須對其傳播的網絡作品履行審核或標注版權標記的義務,否則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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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聯通共享、開放合作為價值觀的互聯網上,有沒有可“免費”使用的圖片?在網絡搜索中出現的標記為“免費”的圖片,能不能徑直拿來為我所用?一些質量參差不齊的圖片,是不是都受著作權保護?
對著作權稍有了解,就會對上述問題作出回答:在網絡上,當然有免費圖片;對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一定要得到著作權人的授權許可,才可以使用;對于一些并不具備“獨創性”的勞動成果,自然是不受著作權保護。然而,這樣的解釋并不能回答如何避免侵權的追問。
在實踐中,一些專業人士對如何使用網絡中的圖片,幾乎給予了高度一致的建議:能不用就不用,即便是圖片標注了“免費”字樣。之所以如此謹慎,問題就出在了當下的網絡版權秩序上。
“黑洞事件”掀開版權治理大幕
“一些中間商(圖片公司)或是將網絡上并不符合作品要求的圖片標注版權標識,或是冒充版權人,利用網絡數字技術,以‘商業化’訴訟方式謀取利益。有時,這個過程不乏引誘、脅迫、欺詐或敲詐勒索。”在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叢立先看來,這些中間商的所作所為,背離了知識產權法促進社會創新發展的立法初衷。“可以說,在當下網絡環境中,很難準確判斷圖片的著作權權屬情況。”他說。
談及網絡間的版權話題,不得不提及視覺中國“黑洞事件”。在叢立先看來,這個事件是一個分界點,在揭開了網絡版權混亂秩序蓋頭的同時,也掀開了版權治理的幕布。
2019年4月10日,由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科研人員發起的“事件視界望遠鏡”項目,發布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張黑洞照片。就在第二天上午,有網友發現,這張類似“甜甜圈”的黑洞照片出現在視覺中國的網站上,不同之處在于,此時的照片被貼上了“視覺中國”的標簽,而且還附有“此圖為編輯圖片,如用于商業用途,請致電或咨詢客戶代表”的標注。
在接受采訪時,視覺中國工作人員稱:黑洞照片著作權屬于歐洲南方天文臺,視覺中國通過法新社獲取了圖片授權。但僅限于編輯使用,如果需要商用,則必須聯系歐洲南方天文臺。
何為“編輯使用”?按照視覺中國的官方解釋,圖片分為編輯類使用與商業類使用兩類用途。編輯類使用,是指將圖片用于新聞報道等用途;而商業類使用,則是指將圖片用于企業宣傳推廣或與產品服務相關的用途,如商業廣告、市場宣傳及促銷品、零售產品及包裝等。
但不論是何種用途,都以支付費用為前提,否則便是侵權。然而,黑洞照片版權的所有者——歐洲南方天文臺“事件視界望遠鏡”項目卻表示,該圖片免費使用,只需標注署名。一時間,眾多網友咋舌:于著作權人而言,可以免費使用的圖片,為何在視覺中國的“領地”中,卻成了支付費用方可使用的圖片?
“如果黑洞照片確實為作品,圖片網站要對它進行許可,前提就是它獲得了這張照片原始的版權人給予的授權,同時這個授權許可合同還應該允許這個網站來進行分發許可。如果這家網站僅僅聲稱,自己從某家新聞社取得了許可,但是它不能證明這家新聞社是有權給它發許可的。那么它的這個許可就成為一個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了。”對此,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遷表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細心的網友又有發現,在視覺中國網站中,國旗、國徽甚至是國家領導人的照片也都被其收錄,無一例外地被標注為“此圖片是編輯圖片,如用于商業用途,請致電或咨詢客戶代表” 。
“不僅將‘黑洞’照片據為己有,而且還把處于國家公權范疇的國旗國徽圖案納入‘私囊’。這種盲目地將處于‘公地’的作品劃歸私有的做法,人們當然有理由去懷疑其作品聲明的真實性。”叢立先說,網友的質疑也開啟了社會輿論對當下網絡版權秩序的思考。
誰標上水印誰就是作品的作者?
“在網絡中,只要你在某張圖片上標有水印之類的標記,那么就推定你是作者,除非別人能找到相反的證據。然而對于真實作者而言,如何證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權利人,這在司法實踐中,難度很大。”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正鑫向記者說,如果中間商“自命名”了他人享有著作權的圖片,在浩瀚網絡世界中,真正的作者有多大的可能會發現自己的權益受到侵犯?即便發現了,又有多大的可能能夠證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作者呢?
在傳統著作權體系下,作者通過創造、出版、發行、發表等外在形式發表作品,當發生爭議時,比較容易確認著作權。但在網絡環境下,作品原稿或者創作過程通常是記錄在數字設備中,上述過程不僅難以具體呈現,而且極易被毀損或者被復制,如此一來,權利推定的這種規則設計,就導致了反向排除的難度很大。
“署名的人就是作者。在傳統的傳播格局下,這個推斷規則是合理的。”在叢立先看來,網絡時代堅守這樣的權利認定規則有幾分不合理。“特別是一些‘中間商’,對網絡上的已有圖片打上自己的標簽,或者用數字技術進行標示,然后就可以對外宣稱版權,這種類似于‘畫地為王’的做法,存在著很大的道德風險。”
標上水印,就意味著對此享有著作權,也就成為維權的適格主體。水印等標志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證明效力,與一起案件有著密切關系。
哈爾濱正林軟件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華蓋創意(北京)圖像技術有限公司其他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這起由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中級法院一審、黑龍江省高級法院二審,最高人民法院再審的案件,后入選《最高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年度報告》(2014年版)。
最高法認為,對著作權權屬的審查,一般以作品上的署名等為初步證據,除非有相反證據予以推翻。網站上登載圖片,雖然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在公開出版物上發表,但同樣是“公之于眾”的一種方式,因此,網站上的“署名”,包括權利聲明和水印,構成證明著作權權屬的初步證據,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可以作為享有著作權的證明。
在叢立先看來,“在當時的網絡環境中,上述判決具有積極意義,只不過是后來有人惡意利用了這個規則。”
為“作品”“作者”正本清源
混亂時刻,最高法再次對涉網絡版權案件的審判思路釋放強烈信號——對于照片作品的版權,該保護的堅決保護,不該保護的堅決不予保護。
視覺中國“黑洞事件”一周后,在2019知識產權宣傳周活動新聞發布會上,最高法重申照片作品維權的司法審判要義——對于照片作品維權法律問題,應堅持法治原則,嚴格審查權利歸屬證據。
最高法民三庭副庭長林廣海指出,對虛構版權進行牟利的違法行為,堅決不予保護;要嚴格審查照片作品的權利歸屬證據,審查照片作品首次公開發表的時間,不得僅以當事人自行標注的可修改的時間證據作為判斷發表時間的依據。
這樣的強調,旨在摒除各地方法院在參照適用典型案例時的片面性和簡單化辦案傾向。“不能僅以水印當作照片作者的署名,進而來認定權利的歸屬;對虛構版權進行牟利的違法行為,堅決不予保護。可以說,這兩點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叢立先說。
司法的正本清源,還表現在對“作品”本義的闡述上。按照著作權法的規定,不論是攝影作品,還是美術作品、示意圖等,一張圖片之所以進入著作權法的視野,是因為其具備一定的藝術水準,符合“作品”的標準要求。
緊隨最高法的這番表態,廣州市越秀區法院發布《民營企業知識產權司法保護(2016-2018)白皮書》。在《白皮書》收錄的北京全景視覺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訴廣州藍海豚游船有限公司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中,法院認定翻拍照片不享有著作權。
判決指出,對孔子畫像圖進行拍攝,無論何人、何時,其所形成的照片都幾無差異,盡管攝影師在拍攝中有所投入,但該勞動努力并不能體現出攝影師的個性創作,該拍攝過程和拍攝成果也不具有新的藝術性和審美意義。據此,越秀區法院認為,孔子畫像的攝影圖片(翻拍照片)不具有獨創性,不屬于受著作權法保護的作品。
在叢立先看來,一些中間商所經銷的“作品”并不是著作權法上的作品。“一般而言,對于圖片,基本是按照攝影作品或美術作品類別給以保護,但即便按照上述類別獨創性的最低標準,有些圖片也是達不到這個要求。”他說。
“圖片只有具備了獨創性,才可以進入著作權法律體系當中,而此前這是經常被忽略的問題。如今,司法機關和有關方面正在改變相對簡單的認定習慣,回歸理性認識和客觀判斷的正軌。”叢立先說。
中間商是否存在“越位”嫌疑?
在司法審判重申要回歸著作權法立法本義,并逐步適應網絡版權需求的同時,叢立先建議,在行政執法領域,對一些圖片公司之類的中間商,如果存在假冒或盜用版權人的名義非法傳播行為的,有關職能部門要啟動調查程序,如果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還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不用做精確的統計,但從直觀感受上而言,著作權類案件的原告基本上不是著作權本人,也并非一些集體管理組織,更多的則是一些類似于視覺中國之類的中間商,這樣的一種訴訟格局是否符合著作權法規定,值得研究。”張正鑫向記者說。
在張正鑫看來,中間商的這類訴訟行為,從外形上來看,存在著“擅自從事著作權集體活動”的嫌疑。“特別是一些巨大體量的圖片公司,通過參股或者另分設的形式,分散訴訟規模,也是印證了這種嫌疑。”他說。
所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是指為權利人的利益依法設立,根據授權、對權利人的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進行集體管理的社會團體,其主要工作包括四項:與使用者訂立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許可使用合同;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費;向權利人轉付使用費;進行涉及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訴訟、仲裁等。
為了更好地行使管理職責,法律規定,對于某一類作品或者某一類專有權利的作品,只能由一家集體管理組織予以管理。目前,我國有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中國電影著作權協會等五家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
記者注意到,在視覺中國等關聯公司中,與著作權相關的訴訟事項一直高位運行,這也是其被輿論詬病的主要問題。在其關聯公司——華蓋創意(北京)圖像技術有限公司的企查查信息中,截至發稿日,顯示有立案信息的達4811件,裁判文書4051件。上文提及的北京全景視覺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在啟信寶中的司法涉訴欄目中,開庭公告有9636件、裁判文書有3376件、立案信息有1656件。而反觀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以其為當事人進行查詢,在無訟搜索中相關判決文書僅有7篇。
在視覺中國“黑洞事件”之后,人民網曾刊發評論,稱視覺中國等涉案的有關公司,均不是國家依法批準設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屬于未經批準,“擅自從事著作權集體管理活動”,有關執法機關應當予以查處。
其實,早在十多年前,在音樂作品著作權領域,就存在一些類似于集體管理組織的公司,在卡拉OK、文字、圖片等領域,以非法集體管理和訴訟相結合的方式,干擾了著作權集體管理業務及娛樂市場正常業務。為此,國家版權局對相關涉案單位進行了立案查處。
不過,也有另外的反對聲音:合法經營的圖片公司提供的維權和許可服務,也許是目前最有利于圖片作者和圖片使用者的商業模式。
建立網絡版權秩序
網絡空間,人們獲取圖片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圖片搜索。但是,強大的搜索技術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麻煩:你無法判斷搜索到圖片的真實權利屬性,但是圖片搜索卻可以精準判斷你的侵權情況。
在張正鑫看來,實踐中確實有不少中間商利用了這個漏洞,專職“版權碰瓷”的勾當。張正鑫向記者介紹了“版權碰瓷”的套路:第一步,創作圖片;第二步,在公開的網絡平臺大量發布,確保公眾隨手可得;第三步,利用搜索技術,發現使用的場景,利用數字技術予以存證;第四步,向使用者協商索要賠償;第五步,協商不成,提起訴訟。
對于上述問題,叢立先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面,需要從網絡版權制度設計的角度,對當下的著作權權利體系進行完善。“網絡環境下,在堅持著作權自動獲得的法理基礎之上,把網絡作品版權與版權標記信息、網絡作品的權利管理信息結合起來。”叢立先建議,網絡上傳播的作品要具有基本的版權標識或權利管理信息。
“基于此項要求,網絡作品的傳播者(包括網絡內容提供者和網絡用戶)必須對其傳播的網絡作品履行審核或標注版權標記的義務,否則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樣的規定,執行起來并不困難,網絡作品傳播者只要稍加注意就可實現。”叢立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