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lib.com 2020-6-1 10:39:51 最高檢網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數量在連續多年下降趨于平穩后有所回升、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數量呈上升態勢。這是6月1日最高檢發布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下稱《白皮書》）披露的信息。
《白皮書》全面梳理總結了2014至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白皮書》分別從依法懲戒和精準幫教涉罪未成年人、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及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開展全面綜合司法保護、參與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加強未成年人法治宣傳教育、強化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建設、推進未成年人檢察社會化建設共七個方面，全面展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具體做法和明顯成效。
《白皮書》介紹，2014年至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4569人，經審查，不批準逮捕88953人，受理審查起訴383414人，其中不起訴58739人（含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滿后不起訴），不捕率、不訴率分別為31.43%和16.70%，均高于普通刑事犯罪。此外，附條件不起訴32023人，自2015年以來人數逐年增加，附條件不起訴率為8.78%，被重新提起公訴人數保持在3%左右。
《白皮書》通過對近年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情況進行分析指出，當前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形勢趨穩向好，未成年人涉嫌嚴重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14至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逐步減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整體平穩。但穩中有變，好中有憂，未成年人犯罪數量有所回升，未成年人聚眾斗毆、尋釁滋事、強奸犯罪人數上升；同時，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形勢不容樂觀，性侵害、暴力傷害未成年人，成年人拉攏、誘迫未成年人參與黑惡犯罪等問題相對突出。
《白皮書》透露，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政策總體得到較好落實，未成年人犯罪不捕率、不起訴率、附條件不起訴率逐年上升，但各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較為突出，需引起高度重視。
《白皮書》還對“一號檢察建議”“法治進校園”“未成年人檢察創新實踐基地”“大型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特別節目《守護明天》”以及舉辦有關重要活動、出臺相關制度機制等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中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事件，按照時間順序進行列舉概括，以便社會公眾更加直觀、清晰了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發展的脈絡與變化。通過總結，更加明晰了未檢事業的發展方向，更加深刻認識到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任重道遠。
目 錄
前 言
一、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情況
二、對涉罪未成年人依法懲戒和精準幫教
三、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四、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
五、參與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
六、未成年人法治宣傳教育
七、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建設
八、未成年人檢察社會化建設
結 語
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大事記
前 言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黨中央歷來高度重視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少年兒童是祖國的未來，是中華民族的希望。”“全社會都要了解少年兒童、尊重少年兒童、關心少年兒童、服務少年兒童，為少年兒童提供良好社會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決策部署，對完善未成年人保護相關法律制度、改進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提出明確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擘畫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宏偉藍圖時，就進一步健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弱有所扶等未成年人保護機制作出明確部署。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高度重視、加快推進未成年人保護相關立法工作，在刑法、刑事訴訟法修訂中對未成年人保護作出專門規定，在民法總則中進一步完善監護制度，頒布實施反家庭暴力法，同步啟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工作。各級黨委、政府堅持依法對未成年人實施特殊保護和優先保護。上述舉措，為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步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內容，人民群眾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期待已經從“有沒有”到“好不好”向“更加好”轉變。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既面臨新形勢新任務，也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事）件經常成為輿論焦點、社會痛點、治理難點。針對涉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這一全球性社會治理難題研究提出中國方案，既是人心所向、時代之需，也是推進“中國之治”的應有之義、應盡職責。
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也是參與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全過程的政法機關，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承擔著特殊重要的責任。近年來，檢察機關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自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立足法律監督職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積極履職，創新進取，扎實推進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未成年人檢察成為檢察機關一項獨具特色、亮點紛呈的重要業務，成為我國未成年人司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長、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8年底，中央批準最高人民檢察院專門設立負責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第九檢察廳，賦予了檢察機關更重的責任。
為深入分析新時代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新形勢，積極回應社會對涉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的普遍關切，進一步深化對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規律的認識，更加自覺扛起未成年人保護的檢察責任，廣泛接受社會監督，經過系統梳理，我們編纂形成了《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白皮書對近年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情況進行了分析，指出當前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形勢趨穩向好，未成年人涉嫌嚴重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14至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逐步減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整體平穩。然而，穩中有變，好中有憂，未成年人犯罪數量有所回升，流動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反彈，未成年人聚眾斗毆、尋釁滋事、強奸犯罪人數上升。同時，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數量上升，性侵害、暴力傷害未成年人，成年人拉攏、誘迫未成年人參與黑惡犯罪問題突出，未成年人監護情況不容樂觀。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政策總體得到較好落實，未成年人犯罪不捕率、不起訴率、附條件不起訴率逐年上升，但各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較為突出，需引起高度重視。白皮書還對近年來檢察機關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進行總結，分別從依法懲戒和精準幫教涉罪未成年人、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及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開展全面綜合司法保護、參與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加強未成年人法治宣傳教育、強化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建設、推進未成年人檢察社會化建設共七個方面，全面展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具體做法和明顯成效，并對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事件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條目式列舉、概括性敘述，以便社會公眾更加直觀、清晰了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發展的脈絡與變化。通過總結，我們更加明晰了成績與差距同在、機遇與挑戰并存，更加明確了這項未來事業的發展方向，更加認識到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使命光榮、任重道遠。
在“六一”國際兒童節來臨之際，現將白皮書予以發布，以期進一步凝聚社會各界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廣泛共識和行動力量，推動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整體水平提升，護航祖國的未來健康成長、快樂成才！
一、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情況
2014年至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4569人，經審查，批準逮捕194082人，不批準逮捕88953人；受理移送審查起訴383414人，經審查，提起公訴292988人（含附條件不起訴[附條件不起訴，是指檢察機關依法對應當負刑事責任的犯罪嫌疑人，認為可以不立即追究刑事責任時，給其設立一定考察期，如其在考察期內積極履行相關社會義務，并完成與被害人及檢察機關約定的相關義務，足以證實其悔罪表現的，檢察機關將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考驗期滿后起訴人數)，不起訴58739人（含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滿后不起訴人數），不捕率[不捕率=不批準逮捕人數/（批準逮捕人數+不批準逮捕人數）]、不訴率[不訴率=不起訴人數/（提起公訴人數+不起訴人數）]分別為31.43%和16.70%，均高于普通刑事犯罪。同時，2017年將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納入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統計以來，截至2019年12月，共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21358人，提起公訴161119人。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未成年人犯罪形勢總體趨穩向好，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不容忽視
1.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連續下降趨于平穩后又有所回升。2014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分別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56276人、49665人、43039人、42413人、44901人、48275人，2015年、2016年、2017年連續三年下降后，2018年、2019年又同比上升5.87%、7.51%；分別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77405人、67737人、59077人、59593人、58307人、61295人，2016年較2014年下降23.68%，2016年至2018年總體保持穩定，2019年同比又上升5.12%。
2.無業人員占比大，文化程度逐漸提高。2014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共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83414人，其中無業人員149188人，農民83856人，學生32313人，工人2663人，其他115394人；從文化程度看，初中文化程度占大多數，同時自2016年以來，小學以下文化程度人員逐年減少，占比由20.48%下降至13.23%，高中（技校）及大專以上人員逐漸增多，占比從8.98%上升到12.32%。
3.未成年人多發犯罪呈現“三直降三回升”態勢。2014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數量居前六位的罪名、人數分別是盜竊113077人、搶劫57845人、故意傷害47881人、聚眾斗毆39881人、尋釁滋事39082人、強奸17690人，六類犯罪嫌疑人數量占全部犯罪人數的82.28%。“三直降”是指居于前三位的盜竊、搶劫、故意傷害犯罪數量逐年下降，與2014年相比，2019年盜竊犯罪人數減少36.95%，但仍是占比第一大的犯罪；搶劫、故意傷害犯罪分別減少61.15%、52.01%，犯罪人數排名也從第二位、第三位降到第四位、第五位。“三回升”是指，以2016年為節點，受理審查起訴聚眾斗毆、尋釁滋事、強奸犯罪人數開始逐年上升，2019年較2016年分別上升92.22%、77.88%、101.85%，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犯罪人數排名也分別由第四位、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和第三位，強奸罪保持第六位不變。
4.未成年人涉嫌嚴重暴力犯罪總體下降趨勢明顯。2014年至2019年，未成年人涉嫌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等八種嚴重暴力犯罪，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數量，除強奸犯罪上升外，其余多發犯罪數量均明顯下降。與2014年相比，2019年受理審查起訴涉嫌上述八類嚴重犯罪（因統計口徑關系，將全部故意傷害、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犯罪均統計在內）未成年人由35414人下降到18172人，降幅達48.69%。如，受理審查起訴涉嫌故意殺人罪未成年人由733人降到408人，下降44.34%。
5.14至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人數明顯減少。2014年至2019年，受理審查起訴14至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分別為11335人、8312人、5890人、5189人、4695人、5445人，除2019年小幅上漲外，其余每年都在下降。2019年較2014年減少5890人，降幅達51.96%。14至16周歲未成年人占受理審查起訴全部未成年人的比例也呈同樣趨勢，分別為14.64%、12.27%、9.97%、8.71%、8.05%、8.88%，2019年較2014年下降5.76個百分點，反映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形勢逐步向好。
6.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總體大幅下降。2014年以來，檢察機關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人涉嫌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犯罪人數分別為2820人、3103人、2047人、1476人、1108人、945人，受理審查起訴3243人、3664人、2810人、2003人、1504人、1201人。除2015年出現小幅上漲外，總體呈下降趨勢，2019年較2014年分別下降66.49%、62.97%。
7.未成年人侵財犯罪盜搶型明顯下降、詐騙型逐年增多。2014年至2019年，未成年人“兩搶一盜”犯罪人數逐年下降，受理審查起訴搶劫、搶奪、盜竊犯罪人數分別由16043人、1063人、22706人下降到6232人、286人和14316人，降幅分別達61.15%、73.09%和36.95%。與此同時，未成年人詐騙犯罪逐年上升，2014年至2019年，受理審查起訴人數分別為587人、677人、958人、1692人、2009人、2940人。
8.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數量逐年下降。自2017年納入統計范圍以來，檢察機關批準逮捕、起訴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均呈下降趨勢，2017年至2019年批準逮捕人數分別為4157人、2785人、1667人，同比分別下降33.00%、40.14%，提起公訴人數分別為5926人、4590人、2914人，同比分別下降22.54%和36.51%，反映安全校園、法治校園建設取得初步成效。
9.流動未成年人犯罪持續下降后反彈。2014年，受理審查起訴非本縣、非本市、非本省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分別為29846人、17889人、10197人，此后至2018年，三類流動未成年人犯罪人數都在下降，占全部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的比例由74.84%降至58.53%，2019年又上升到64.48%，反映出加強流動涉罪未成年人管理、幫教工作非常重要和迫切。
10.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小幅波動，但整體平穩。2014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中曾受過刑事處罰的分別為2345人、2436人、2246人、1938人、2054人、2349人，分別占同期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總數的3.02%、3.60%、3.80%、3.25%、3.52%、3.83%，保持在3%至4%之間，平均重新犯罪率為3.49%。
（二）未成年人司法政策總體得到較好落實，但各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較突出
1.未成年人犯罪不捕率逐年上升。2014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共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批準逮捕88953人，不捕率呈逐年上升趨勢，分別為26.66%、29.41%、31.66%、33.59%、34.13%和34.43%，年均上升1.55個百分點，整體不捕率為31.43%。從不捕原因看，無社會危險性不捕53981人，證據不足不捕21707人，不構成犯罪不捕6273人，其他原因不捕6992人。
2.未成年人犯罪不訴率逐年上升。2014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共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起訴58739人，依次為7679人、7223人、8106人、10114人、11865人、13752人。除2015年小幅下降外均呈上升態勢，不起訴率分別是10.34%、11.81%、15.01%、18.84%、22.99%、24.13%，年均上升2.76個百分點，整體不訴率為16.70%。從不起訴原因看，法定不起訴1799人，情節輕微不起訴35928人（其中刑事和解不起訴8933人），證據不足不起訴2843人，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滿后不起訴18189人。
3.未成年人犯罪附條件不起訴率[附條件不起訴率=附條件不起訴人數/（起訴人數+不起訴人數+附條件不起訴人數）]逐年上升。2014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共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條件不起訴32023人，依次為4021人、3779人、4455人、5681人、6624人、7463人，除2015年減少外，其余每年都有較大幅度增加，同期附條件不起訴率也逐年上升，分別為5.31%、6.04%、8.00%、10.06%、12.15%、12.51%，年均上升1.44個百分點，整體附條件不起訴率為8.78%。同時，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間因違反相關規定或者重新犯罪被重新提起公訴人數維持在較低水平，分別為106人、99人、141人、134人、183人、233人，被重新提起公訴人數占附條件不起訴總數的2.78%，基本保持在2.3%至3.2%之間，反映附條件不起訴制度適用人數逐步擴大，運行情況良好。
4.各地落實“少捕慎訴”政策程度不一。2014年至2019年，盡管總體上未成年人犯罪不捕率、不訴率以及附條件不起訴率均有較大幅度提高，但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不捕率較高的分別是江蘇44.81%、山東43.90%、河南42.92%、天津41.34%、四川40.85%、北京40.73%；不訴率較高的分別是天津39.20%、北京36.56%、上海35.49%、甘肅29.78%、浙江27.47%、江蘇26.64%；附條件不起訴率較高的是上海21.53%、甘肅18.05%、湖北16.41%、天津16.23%、江蘇14.62%、北京14.23%。
5.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刑罰未成年人占絕大多數。2017年至2019年，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作出生效判決101601人，其中無期徒刑147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049人，三年以上十年（含十年）以下有期徒刑9294人，三年有期徒刑3853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68730人，拘役14333人，管制668人，單處罰金2057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未成年被告人數占生效判決人數的67.65%，拘役、管制、單處罰金人數占16.79%，被判處這四類刑罰人數合計占84.44%。這反映出檢察機關在未成年人特殊刑事司法政策的運用方面尚有較大空間。另外，免予刑事處罰人數逐漸減少。2014年至2019年，判處免予刑事處罰未成年人數依次為876人、725人、554人、435人、361人、334人，占生效判決人數的比例由1.55%降到0.90%。
（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多發高發，性侵害、暴力傷害未成年人問題突出
1.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數量連續上升。2017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別為33790人、40005人、47563人，2018年、2019年同比分別增長18.39%、18.89%，提起公訴47466人、50705人、62948人，同比分別增長6.82%、24.15%。
2.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暴力化特點愈發突顯。2017年，檢察機關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訴人數居前六位的罪名、人數分別是強奸7550人、盜竊6445人、故意傷害5010人、搶劫4918人、尋釁滋事4265人、交通肇事4014人，六類犯罪占提起公訴總人數的67.84%。2019年，盜竊、交通肇事犯罪人數明顯下降，同期猥褻兒童、聚眾斗毆犯罪人數大幅上升，居前六位分別是強奸、尋釁滋事、猥褻兒童、搶劫、聚眾斗毆、故意傷害，六類犯罪占提起公訴總人數的62.22%，全部為暴力性質犯罪。
3.成年人拉攏、誘迫未成年人參與黑惡組織犯罪需引起重視。隨著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向縱深推進，2018年、2019年，檢察機關對成年人以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形式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訴分別為758人、2045人。此外，不少案件中都有成年人拉攏、誘迫未成年人參加黑惡組織犯罪的情況，一些未成年人甚至充當了生力軍、骨干分子。2018年、2019年，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涉嫌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分別提起公訴238人、463人。
4.從嚴追訴、從重懲處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力度進一步加大。隨著“一號檢察建議”深入落實、法治宣傳和自護教育日益強化，有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舉報更加及時主動，司法機關的打擊更加堅決有力。2017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起訴成年人強奸未成年人犯罪分別為7550人、9267人、12912人，2018、2019年同比分別上升22.74%、39.33%，起訴猥褻兒童犯罪分別為2388人、3282人、5124人，同比分別上升37.44%、56.12%，起訴強制猥褻、侮辱未成年人犯罪665人、896人、1302人，同比分別上升34.74%、45.31%。與2017年相比，2019年檢察機關起訴上述三類犯罪人數占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總人數的比例也由22.34%上升到30.72%。
5.侵害農村留守兒童犯罪下降趨勢明顯。2017年至2019年，分別批準逮捕侵害農村留守兒童犯罪2513人、2259人、2072人，同比下降10.11%、8.28%，分別起訴侵害農村留守兒童犯罪3325人、2808人、2591人，同比下降15.55%、7.73%。與2017年相比，2019年起訴人數占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總人數的比例由7.01%下降至4.12%。
6.監護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問題不容忽視。2017年至2019年，檢察機關起訴虐待犯罪分別為16人、38人、40人，起訴遺棄犯罪分別為86人、92人、117人，起訴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犯罪分別為10人、57人、60人。此類犯罪對被害未成年人造成嚴重傷害、社會影響惡劣，總數雖然不大，但上升趨勢明顯，反映出近年來加大打擊力度取得一定成效。
二、對涉罪未成年人依法懲戒和精準幫教
檢察機關嚴格貫徹“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堅持依法懲戒和精準幫教相結合，保護、教育、管束一體落實，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一）寬容不縱容，依法懲戒和依法從寬并行
一是對主觀惡性不大、犯罪情節較輕，屬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堅持少捕慎訴少監禁，為他們回歸社會預留通道。2014年至2019年，共不批準逮捕8.90萬人，不起訴5.87萬人，不捕、不訴率分別為31.43%和16.70%。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各地檢察機關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積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一步提升教育挽救效果。
二是對涉嫌嚴重犯罪、社會危害性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懲治，加強警示教育。2014年至2019年，共批準逮捕19.41萬人，提起公訴29.30萬人。如重慶市某區人民檢察院辦理的周某飛、盧某等6人搶劫同學案，雖然盧某僅15歲，但其系主犯且有多次搶劫、毆打被害人等情節，檢察機關依法對其提起公訴。
三是準確把握刑事政策，依法辦理未成年人涉黑惡犯罪案件。堅持分化瓦解、區別對待，對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骨干成員依法懲治；對情節較輕的一般參加者依法從寬；從嚴把握未成年人涉黑惡犯罪的認定標準，對不是“黑惡”的絕不“湊數”。2018年至2019年，共批準逮捕涉嫌黑惡犯罪的未成年人3757人，起訴6881人。依法懲治方面，如江西省某縣人民檢察院辦理的以未成年人姚某為首的“天眼幫”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檢察機關依法對姚某等主犯從嚴提出十九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議，被法院采納；不湊數方面，如云南省檢察機關辦理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普某某等人故意傷害、尋釁滋事、聚眾斗毆案，準確把握犯罪本質，沒有簡單根據犯罪次數、人數認定為惡勢力團伙。為促進精準打擊、有效挽救、提前預防，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浙江、重慶、云南等地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涉黑惡犯罪專題分析，有針對性提出工作意見，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嚴格落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別程序
一是積極提高社會調查覆蓋率，充分發揮社會調查在辦案幫教中的基礎性作用。各地檢察機關加強與公安機關的溝通配合，要求公安機關在偵查環節開展社會調查并隨卷移送社會調查報告，對沒有開展社會調查或者社會調查質量不高的，及時委托或者自行開展補充社會調查。據統計，2016年以來，社會調查數量總體呈上升態勢，2019年審查逮捕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共開展社會調查26252人，與2016年相比上升90.65%。目前，以公安機關為主，檢察機關為輔，委托調查為重要支撐的社會調查格局正逐漸形成。辦案中，通過認真審查社會調查報告，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心理特點和幫教條件等情況，進而推動實現個性化辦案和精準化幫教。北京、上海等地檢察機關還與公安機關等建立了社會調查工作規范，推動提升社會調查質量與效果。
二是逐步提高法律援助覆蓋面和專業化水平。各地檢察機關與司法行政機關共同建立健全工作機制，暢通法律援助渠道，積極推動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專業法律援助律師隊伍，及時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自2018年7月全國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系統未成年人檢察子系統上線后，截至2019年12月，檢察機關共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落實法律援助37823人次。
三是嚴格限制適用逮捕強制措施。嚴格審查逮捕社會危險性標準，對可逮捕可不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律不逮捕。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指引（試行）》進一步細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逮捕條件，統一適用標準。針對外來、流動未成年人缺乏取保候審保證、幫教條件的問題，江蘇、浙江等地檢察機關探索建立社會觀護、合適保證人等制度，為平等適用非羈押措施創造條件。
四是法定代理人、合適成年人到場基本實現全覆蓋。嚴格落實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法定代理人到場制度，不能到場的及時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各地檢察機關聯合公安、法院、基層社會組織等建立合適成年人隊伍，通過組織開展履職能力培訓等方式，進一步提高隊伍的專業性、規范性和穩定性，充分發揮合適成年人在溝通、撫慰、教育和監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五是穩步提高附條件不起訴的數量與效果。準確把握附條件不起訴的意義和價值，對符合條件的依法適用附條件不起訴。2014年至2019年，共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32023人，其中2019年7463人，比2014年上升85.60%。堅持對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人制定個性化、針對性強的監督考察方案，依靠社工、觀護志愿者等社會力量嚴格監督落實，確保監督考察實效。如廣西壯族自治區某區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李某等8名學生涉嫌故意傷害案，檢察機關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后，聯合學校開展6個月的幫教考察并最終作出不起訴決定，8名學生全部走上工作崗位。對于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內，嚴重違反相關規定、實施新罪或者發現漏罪的，2014年至2019年依法撤銷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并提起公訴896人。
六是持續加大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工作力度。各地檢察機關根據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與公安、法院等相關單位建立配合銜接機制，制發規范性文件，并通過開展專項調研等方式，不斷健全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為涉罪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掃清障礙。如上海、浙江等地檢察機關就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工作開展專題調研、專項監督行動，依法規范犯罪記錄封存工作，最大程度減少對未成年人成長的不利影響。
（三）堅持把幫教貫穿辦案始終
一是實施針對性幫教矯治。根據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特點和教育矯治規律，結合涉案未成年人具體情況，實施有針對性的幫教。如廣東深圳等地檢察機關探索由檢察官和司法社工、心理專家等共同組成幫教組織，通過全面分析評估、精準匹配社工、找準措施、制定實施幫教方案、客觀評估幫教效果等工作，實現對涉罪未成年人的精準科學幫教。僅2019年，全國就有689名涉罪未成年人經檢察機關幫教后考上大學。
二是不斷創新幫教舉措。上海、江蘇、浙江、河南、山東、四川等地在幫教中采用人格甄別、心理矯正、家庭教育指導等科學手段，提高幫教效果。如上海市人民檢察院聯合有關方面研發“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測評和風險防控系統”；四川省人民檢察院在全省范圍內推行強制性家庭教育指導制度（親職教育），借助社會專業力量幫助涉案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提高監護能力，改善親子關系，2019年全省未成年人檢察案件家庭教育指導覆蓋率已達90%。
三是健全完善幫教工作機制。加強區域協作，推動案發地和居住地檢察機關共同開展流動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和幫教考察工作。上海、江蘇和四川等省市檢察機關建立制度化協助機制，借力“互聯網+”，打造罪錯未成年人幫教新模式。河南省鄭州市檢察機關建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一體化平臺”， 將線下觀護企業及社會觀護員集結上網，通過平臺實時對罪錯未成年人開展監督，實現有效幫教。
四是探索對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涉罪未成年人的干預矯治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明確提出，要探索建立包括臨界預防、保護處分、家庭教育在內的罪錯未成年人分級處遇制度。上海市檢察機關依托政府購買服務，借助專業社工，對辦案中發現的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涉罪未成年人開展帶有保護處分性質的跟蹤幫教，把訓誡、具結悔過、責令家長管教等措施落到實處，發揮作用，2019年全市共對361名罪錯未成年人開展保護處分，無一再犯。四川省資陽市檢察機關充分撬動社會資源，從信息化、社會化和網格化著手，建設未成年人網格化預防幫教平臺，通過“三色預警”，開展罪錯未成年人臨界預防工作，效果明顯。2019年11月，北京市檢察機關與專門學校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預防與教育矯治工作合作機制，推動發揮專門學校在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中的應有作用。
三、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檢察機關堅持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2017年至2019年，共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2.14萬人，起訴16.11萬人。其中2019年批捕4.76萬人，起訴6.29萬人，較2017年分別上升40.76%和32.62%。同時，在辦案中始終關注未成年被害人，進一步加強保護救助工作。
(一)嚴厲懲治重大、多發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一是嚴厲打擊侵害未成年人重大惡性犯罪。對陜西米脂趙澤偉砍殺學生案、遼寧葫蘆島韓繼華駕車沖撞學生案、浙江杭州莫煥晶放火案等案件，檢察機關依法快捕、快訴，提出死刑量刑建議，被告人均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二是突出打擊多發嚴重犯罪。性侵害犯罪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占有較大比例，檢察機關堅持嚴厲打擊，2017年至2019年共起訴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34萬人。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審判監督程序抗訴了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張軍檢察長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闡述抗訴意見，最終，齊某從有期徒刑十年被改判為無期徒刑。河南省檢察機關起訴的尉氏縣趙志勇、李娜等人強奸未成年人，組織、強迫未成年人賣淫案，主犯趙志勇被判處死刑，李娜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限制減刑。針對拐賣兒童犯罪，最高人民檢察院和部分省級檢察院掛牌督辦了一批重大犯罪案件。
三是堅決打擊黑惡勢力侵害未成年人、拉攏誘迫未成年人參與黑惡組織等犯罪活動。被告人吳某等人在浙江省杭州市以實業公司為幌子實施“套路貸”、開設賭場等違法犯罪，誘騙未成年學生參與賭博，并實施敲詐勒索。檢察機關對該案從重提出量刑建議，吳某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被告人謝某某先后組織18名未成年人（其中在校學生15人）參與違法犯罪，逐步形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福建省寧德市檢察機關以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犯罪對該案提起公訴，謝某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
四是依法懲治監護侵害犯罪，促進家庭保護。檢察機關堅持依法懲處監護人性侵害、出賣、遺棄、虐待、傷害未成年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等犯罪。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有關部門先后印發了《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和《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2017年至2019年，全國共批準逮捕遺棄、虐待未成年人犯罪19人，起訴389人。單親媽媽王某遺棄兒子，導致其子長期在福利院生活，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將案件線索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檢察機關以涉嫌遺棄罪對該案提起公訴，并提出適用禁止令、實施強制親職教育的量刑建議。王某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五年，并接受強制親職教育，在社工監督和幫助下履行監護職責。
五是打擊發生在學校、幼兒園和托幼、培訓機構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維護校園安全。針對一個時期內幼兒園、托幼機構虐童、性侵兒童犯罪案件頻發，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的情況，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7年12月印發了《關于依法懲治侵害幼兒園兒童犯罪全面維護兒童權益的通知》，北京、上海和江蘇檢察機關成功辦理了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北京紅黃藍幼兒園、上海攜程親子園、南京愛德美幼兒園等虐童案，使故意傷害兒童的犯罪分子得到應有懲罰，維護幼兒園兒童安全。
（二）推行專業化辦案，健全辦案機制，實現精準有效打擊
一是加強對辦案工作的指導，推動專業化辦理。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5年5月實施《檢察機關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八項措施》，對嚴厲懲處各類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提出要求。2018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加強對各地辦案工作的指導。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某小學校長黃某權強奸、猥褻兒童案，一審以證據不足判決無罪，檢察機關參照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提出抗訴，黃某二審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各地檢察機關逐步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納入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受案范圍，指定專人辦理，并綜合運用法學、兒童心理學、教育學等知識，引入專業力量提供支持，確保案件質量，提升辦案效果。
二是準確把握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證據標準。針對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直接證據較少、被告人多不認罪、被害人辨別表達能力偏弱的特點，檢察機關注意加強對案件特殊規律的研究，積極與偵查、審判機關溝通，確保準確把握證據標準。2019年，河南省檢察機關共起訴“零口供”案件53件，法院均作出有罪判決。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人民檢察院在辦理梅某強奸案中，面對犯罪嫌疑人百般抵賴、被害人不配合的情況，引入心理專家對被害人進行心理輔導，幫助其如實陳述，最終梅某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年。2019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為創新實踐基地，積極探索建立兒童證言審查、權利保障的規則及特殊程序。
三是準確適用法律處理疑難新型案件。駱某誘騙、脅迫被害兒童通過社交軟件自拍淫穢圖片傳送給其觀看，一審法院認為這種行為不構成猥褻兒童罪。湖北省武漢市檢察機關認為，利用網絡非接觸型猥褻兒童的行為與普通猥褻兒童犯罪具有相同的危害性，依法提出抗訴并獲改判。最高人民檢察院將該案作為指導性案例印發。江蘇省宿遷市宿豫區人民檢察院在提前介入靳某某組織未成年女性在KTV有償陪侍案時，認為未成年人有償陪侍屬于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的行為，遂以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對靳某某提起公訴，靳某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四是健全完善與偵查、審判機關監督配合機制，破解取證難、指控難問題。上海、浙江等地檢察機關與公安、法院共同制定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工作規范，進一步統一法律適用和證據審查標準，確保案件順利訴訟。各地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建立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機制，在案件發生后公安機關第一時間通知檢察機關派員介入。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某小學教師劉某性侵害５名學生案，檢察官與辦案民警協作配合，加強調查取證，在劉某只承認8起性侵害犯罪事實的情況下，偵查終結時認定16起，審查起訴中又追加認定12起，后劉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
（三）加強對未成年被害人的保護救助
一是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權利。各地檢察機關在辦案中，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隱私權等權利，充分聽取被害人及其監護人對案件的處理意見。對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督促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保障被害人合法權益，促進矛盾化解。
二是推行“一站式”辦案機制。針對因詢問方式不當導致取證質量不高、放縱犯罪，或者反復詢問造成“二次傷害”等問題，檢察機關推行“一站式”詢問、救助機制，要求詢問未成年被害人做好預案，爭取訴訟過程中只詢問一次。詢問要采取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方式，在專門的場所進行。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舉辦未成年被害人保護與救助高級研修班，進一步加強有關理論及實務培訓。目前，全國共建立環境溫馨，具備取證、心理疏導、身體檢查、同步錄音錄像等功能的“一站式”詢問、救助辦案區478個。
三是加強未成年被害人多元綜合救助。2018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全面加強未成年人國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見》。各地檢察機關聯合民政、共青團、婦聯、醫療等部門，與社會組織、愛心企業、愛心人士、志愿者等社會力量聯動，引入司法社工和心理咨詢師等專業人員，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司法救助、心理疏導、身體康復、生活安置、復學就業等多元綜合救助，幫助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渡過難關。2019年，共向4306名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等發放救助金6200余萬元。山東、云南等地檢察機關為一些受到嚴重侵害的未成年人制訂實施了長達五年的心理康復計劃。
四、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
近年來，檢察機關努力推進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將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延伸至刑事執行環節，把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幫教保護貫穿刑事訴訟全過程；同時，部署開展未成年人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業務統一由未成年人檢察部門集中辦理試點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
（一）有序推進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試點
2017年底，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開展未成年人刑事執行檢察、民事行政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試點工作的通知》，決定自2018年1月起，在北京、遼寧等13個省份部署開展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由未成年人檢察部門統一集中辦理試點工作，推動各地檢察機關綜合運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職能，強化未成年人綜合保護。2019年1月，全國檢察長會議對繼續深化試點工作作出部署。2019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在重慶召開試點工作總結推進會，對有序深化試點工作做出具體安排。在此期間，河北、吉林、貴州、西藏等8省份也先后主動開展試點。各試點地方按照最高人民檢察院統一部署，加強組織領導，主動謀劃，積極探索，取得良好試點效果，初步實現試點目的，探索和積累了有益經驗。
（二）試點地方各項業務取得較大進展
一是未成年人刑事執行檢察業務穩步推進。積極主動開展在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羈押必要性審查，2018年至2019年共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5969人，及時提出釋放或變更刑事強制措施的建議，辦案單位采納建議1811人；以糾正混管混押為重點，加強對看守所、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人監管活動的監督。兩年中共糾正混管混押791人，糾正違法192件，發出檢察建議200件，開展入所幫教18832人次，出所教育7473人。山東、浙江、河北等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均改由未成年人檢察部門派駐監督并開展巡回檢察，試點檢察院在監管場所設立在押未成年人幫教維權工作室82個。四川巴中、浙江杭州、河南南陽等地推動實現對未成年人的集中關押、分片區集中關押，較好落實“分別關押、分別管理、分別教育”；在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監督方面，重點監督落實對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矯正措施，助力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各試點地方共對1430人開展交付執行監督，對3228人開展日常監管監督，對1313人開展教育獎懲監督，對707人開展解除宣告監督，糾正脫管漏管76人，糾正收監執行不當23人，糾正侵犯社區服刑人員合法權益行為53人次。浙江寧波鄞州區、江蘇淮安等地檢察機關推動社區矯正機構量身定制個性化矯正方案，對未成年人實施精準矯正。
二是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檢察業務不斷拓展深入。重點加強對未成年人遭遇監護侵害與監護缺失的干預，對于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性侵害、遺棄、虐待、暴力傷害未成年人或者怠于履行監護職責嚴重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在依法懲處的同時，建議、支持有關部門、組織或個人向法院起訴撤銷監護人資格，并確保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監護照料。試點檢察機關兩年來共對監護侵害、監護缺失行為支持起訴358件，判決采納支持起訴意見295件，發出檢察建議250件。強化未成年人家事審判監督，試點檢察機關圍繞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需要，共發出再審檢察建議7件，提出抗訴12件，發出其他檢察建議169件。山東、江蘇等地在追索未成年人撫養費等民事訴訟中積極支持起訴。在工作中，各地注重推動構建多部門協調聯動機制。如寧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與自治區人民法院等20家單會簽《關于進一步做好未成年人民事行政保護工作的實施意見》，對各單位在未成年人保護中的職責以及線索移送、資源共享等工作予以明確。
三是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檢察成效明顯。試點檢察機關聚焦未成年人食品藥品安全、環境保護領域，發出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577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10件，督促相關行政機關切實依法履行職責，保護廣大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陳某某在校園門口銷售使用非法添加劑的“紅糖饅頭”，浙江省縉云縣人民檢察院在指控陳某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犯罪的同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要求陳某支付公益損害懲罰性賠償金并在媒體公開道歉，得到法院支持。各試點檢察機關積極穩妥開展公益訴訟“等”外領域探索，圍繞群眾密切關注、嚴重損害未成年人權益的問題，發出訴前檢察建議172件，有的還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2018年3月，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檢察院從辦理的三起“黑校車”危險駕駛案中發現線索，通過調查發現轄區有16所幼兒園未經審批擅自開班辦學，在園幼兒約1500名，而且存在諸多安全隱患，依法發出檢察建議，監督有關部門及時清理、整頓，保障了幼兒安全。此外，試點地方檢察機關還針對侵害眾多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問題發出檢察建議1554件，支持起訴86件。
（三）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優勢和特色日益凸顯
一是目標任務上，在辦案監督的同時更加注重對涉案未成年人的幫教和救助,更加注重最大限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如浙江、廣東等地檢察機關將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作為促進涉罪未成年人悔過自新、對其開展全程科學幫教工作的重要手段，由同一名辦案人員負責到底，有的地方做到了每案必審查。上海市檢察機關在辦理一批遺棄未成年人子女在醫院的案件時，對監護人尚有回歸履行監護職責可能的，引入第三方進行全面調查評估并開展家庭教育指導，督促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幫助未成年人回歸原生家庭。
二是工作方式上，以貫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則為指引，更加強調監督的主動性、及時性和有效性。比如，浙江省檢察機關通過政法一體化信息平臺加強對近年來家事審判文書的梳理摸排，推動涉未審判與執行監督，共對涉未成年人家事審判、執行活動發出21份檢察建議。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在工作中發現學校周邊商店違法向未成年人銷售香煙問題，主動開展明察暗訪獲取證據，發出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推動職能部門整改，并在全市范圍開展集中整治，為學生創造無煙成長環境。
三是力量調動上，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充分發揮已經積累的社會支持體系力量優勢，引入并匯聚更多社會資源，會同和借助多方力量，為深入推進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提供了便利條件和力量支持優勢。試點單位在社區矯正監督中，為366名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協調提供就學、就業幫助，督促753名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上海浦東、四川德陽檢察機關在工作中引入愛心企業加強對未成年社區矯正對象的技能培訓、就業指導。
四是工作舉措上，將在未成年人刑事檢察中廣泛適用的社會調查、心理干預、親職教育、救助關愛等特殊程序和特殊處遇措施，逐步在未成年人刑事執行、民事檢察等業務中“一條龍”統籌運用，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更加及時、到位。各試點地方在辦理監護干預等案件中，共對涉案未成年人開展心理疏導3633人次，為1971人提供經濟救助，為4638人提供法律援助，為598人協調就業就學等生活安置。廣東省廣州市檢察機關聯合民政等多家單位會簽《廣州市監護困境兒童安全保護工作指引》，以司法保護帶動社會力量，對遭受監護侵害的未成年人及時干預和安置。江蘇省淮安市、連云港市等地檢察機關充分利用前期社會調查、心理測評結果綜合評估涉罪未成年人的羈押必要性。
五是效率質量上，羈押必要性審查、分管分押監督、社區矯正監督、監護權監督、未成年人公益訴訟等新業務線索大多來源于所辦理的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未成年人檢察部門直接辦理，效率更高，同時由原辦案檢察官繼續辦理，更有利于對涉案未成年人的跟蹤保護、教育、管束，質量效果更加明顯。如北京、福建、浙江、江蘇等地檢察機關從刑事辦案著手，在涉及未成年人權益的校園欺凌、醫療損害、交通事故損害等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主動作為，全面維護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民事權益。
五、參與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
近年來，檢察機關以監督落實“一號檢察建議”為牽引，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加強與有關部門的溝通合作，積極參與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推動從源頭做好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和犯罪預防工作。
（一）狠抓“一號檢察建議”監督落實
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教育部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建議書》（高檢建〔2018〕1號），分析校園安全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各地檢察機關聯合教育行政部門狠抓落實，對加強校園安全建設、預防校園性侵犯罪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是采取多種措施抓好監督落實。最高人民檢察院專門印發《關于認真做好高檢院“一號檢察建議”監督落實工作的通知》，建立工作臺賬，提出具體要求。各地按照通知要求，2019年全年共單獨或者聯合教育部門查訪中小學校、幼兒園3.86萬所，監督整改安全隱患6668個，起訴教職員工性侵學生案件841人。最高人民檢察院單獨或聯合教育部組成調研組，赴甘肅、河北、四川、江西等省份開展實地調研督導。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對地方檢察機關巡視時，也把監督落實“一號檢察建議”的情況作為重要巡視內容。陜西省委副書記主持召開專題會議推進“一號檢察建議”落實，全省各地市由黨委副書記牽頭開展為期一個月的專項督導。河北分管教育的副省長、檢察長晚上到學校實地突擊暗訪。
二是對于辦理的校園性侵案件，堅持一案一剖析，堵塞漏洞。河南、湖北、江蘇、江西等地檢察機關在辦理案件、開展督導過程中，建議有關部門對多名責任人員予以處分。江西省萍鄉市人民檢察院在辦理發生在同一學校的兩起性侵學生案件過程中，監督學校完善管理制度的同時，建議教育部門對涉案校長作出免職處理。
三是點名通報，明確下一步工作方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督導情況對各地落實“一號檢察建議”情況進行通報，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指名道姓”的批評，提出工作要求。重慶市人民檢察院、教育局召開視頻推進會，向全市9000余名中小學校長、幼兒園園長通報“一號檢察建議”落實情況，對工作不到位的單位當場提出批評。
四是開展相關專項整治活動。河南省人民檢察院督促省教育廳開展無資質幼兒園排查整頓活動，對發現的無證機構下達整改通知732家，取締146家，同時做好學生分流安置。四川省廣元市利州區人民檢察院聯合相關部門，對254家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專項檢查，79家不具備辦學條件的機構被責令關停。
(二)推動建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和涉未成年人犯罪預防長效機制
一是積極推動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針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重犯率高、熟人作案比例高的特點，2016年5月，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檢察院制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實施辦法》。隨后，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檢察院探索建立入職查詢新路徑，于2017年8月在全國率先建立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限制從業機制，收集轄區內近5年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名單及基本情況，建立“黑名單”信息庫。轄區內與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觸的行業招聘時，在信息庫中進行查詢比對，對于有前科的人員不予錄用。此后，江蘇淮安淮陰區、浙江寧波鄞州區等地檢察機關均探索建立相應制度。2019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2018-2022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要求“建立健全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進一步推動這項探索。此后，上海、重慶、貴州、河南等省級檢察院先后推動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其中上海市到2019年底已經查詢27萬人，對26名具有性侵害違法犯罪前科人員予以辭退或者不予錄用。
二是穩步推動建立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強制報告制度。為破解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發現難、報案不及時等問題，2018年4月，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檢察院會同相關部門出臺《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要求醫療機構和人員發現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線索的要及時報告公安和檢察機關。隨后，浙江杭州、江蘇無錫、揚中及江西廣昌等地建立相應制度。2019年3月，湖北省人民檢察院聯合教育、公安等部門出臺全國首個省級層面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強制報告制度，規定了教育、醫療、救助管理及福利機構、村（居）民委員會及其工作人員的強制報告義務。制度印發不久，就有相關人員報告了一起案件線索，并據此破獲一起性侵多名未成年人的嚴重犯罪案件。
三是推動建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平臺。山東武城、四川資陽、成都錦江、廣東深圳福田等地檢察機關爭取黨委政府支持，聯合各職能部門通過“互聯網+”建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檢察監督信息平臺、建立未成年人綜合司法保護工作聯席會議機制等方式，延伸監督觸角，及時分流處理案件線索，定期會商保護工作中的問題，有效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2019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2309”中國檢察網設立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專區，專門受理關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申訴、侵犯未成年人權益案件的控告和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申請，進一步暢通未成年人保護渠道。
（三）積極參與未成年人保護綜合治理
一是積極參與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保護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積極參加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保護部際聯席會議，與有關部門聯合開展農村留守兒童“合力監護、相伴成長”關愛保護專項行動，聯合民政部等部門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指導各地檢察機關積極開展相關工作。2014年至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捕侵害農村留守兒童犯罪6844人，起訴8724人。四川、江蘇、浙江、寧夏、山東、廣西等地檢察機關協調各方社會資源，推動“事實孤兒”、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等困境兒童得到及時安置救助，完善困境兒童保護長效機制。
二是積極參與校園欺凌和暴力防治工作。2016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教育部等9部委印發了《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各地檢察機關依法辦理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強化對涉嫌犯罪學生的教育挽救和對被害學生的保護救助，積極開展“法治進校園”活動，參與校園周邊環境綜合整治，在防治校園欺凌和暴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17年至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8609人，起訴13430人。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批指導性案例中，專門發布一起由校園暴力引起的正當防衛案件，明確未成年人在受到校園暴力侵害時，可以進行正當防衛，任何人都可以依法介入、干預。2019年，全國共批準逮捕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1667人，起訴2914人，較2018年分別下降40.14%、36.51%。
三是推動加強重點領域、重點群體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重慶等地檢察機關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針對涉嫌黑惡犯罪未成年人中閑散未成年人居多，“學歷低、年齡低、認同感低”的特點，向公安、教育行政等部門等發出檢察建議，推動加強重點部位防控，健全學生學籍管理機制，嚴防輟學肄業或被勸退開除的學生被黑惡犯罪勢力拉攏，共勸返失學輟學學生1569人，從源頭上減少未成年人涉黑惡犯罪發生。各地檢察機關結合辦案，就治理營業性網吧、娛樂場所和賓館等違法接待、容留未成年人問題，監督有關部門加強管理，堵塞漏洞。2018年，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檢察院針對本地酒吧、夜總會等違規接納、雇傭未成年人，全年誘發22起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突出問題，向公安等四個職能部門發出加強監管的檢察建議，監督開展整頓工作，取得明顯效果，2019年該市僅發生1起類似案件。
六、未成年人法治宣傳教育
加強法治教育，對于預防和減少涉及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具有重要意義。檢察機關認真落實“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制，深入開展未成年人法治宣傳教育。
（一）深入推進檢察官擔任法治副校長工作
2018年9月，張軍檢察長受聘擔任北京市第二中學法治副校長，連續兩年到校講授法治課。截至2019年底，包括3100余名各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在內，有3萬名檢察官擔任中小學法治副校長。檢察官法治副校長們結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精心講授法治課程，受到歡迎。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本才以《大檢察官講法治小故事》為題，結合“獬豸的故事”“基因編輯嬰兒”等神話傳說和熱點案事件，生動闡釋法的作用、價值。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宇參加憲法主題班會，和同學們一起討論學習憲法知識，增進憲法意識。海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路志強以《加強家庭法治教育為自貿港建設培育守法新人》為題，通過電視直播方式，向全省300萬中小學生和家長講授“開學第一課”。在講授法治課的同時，檢察官法治副校長們還協助學校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參與對有嚴重不良行為、涉罪學生的幫教，促進法治校園、安全校園建設。
（二）組織開展“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活動
2016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教育部部署開展為期三年的“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活動，24名來自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一線的優秀檢察官組成巡講團，研發一批涵蓋校園欺凌、網絡安全、預防性侵害等貼近同學們法治需求的精品法治課程，分赴各地巡講，在一年內實現了對全國所有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全覆蓋。各地檢察機關也組織本地巡講團，深入轄區中小學校開展巡講。巡講團授課采用發生在學生身邊的真實案事例以案釋法，引入未成年人喜歡的流行時尚元素傳播法律知識。比如在針對低年級孩子的課程中，檢察官們通過播放《喜羊羊與灰太狼》等動畫片片段闡釋有關法律知識，利用《鋼鐵俠》等漫威電影片段制作的校園普法劇成為中學生的最愛。法治巡講受到廣大師生家長歡迎，在提高未成年人法治意識、自護意識方面效果明顯。重慶、江蘇、福建等地都有學生在聽過法治課后，勇敢舉報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情況。三年巡講活動中，全國檢察機關共開展巡講9.65萬次，覆蓋10.8萬所學校和8050萬名師生。
（三）組織開展“全國巡講團再出發—走進三區三州”活動
2019年下半年，為了開展法治扶貧，助力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團再出發——走進三區三州”活動。2019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在第29次檢察開放日上舉行活動啟動儀式。在半年的時間里，全國巡講團19名講師分赴“三區三州”24個地、市、州的72個縣（區），克服高原、高寒和路途遙遠等種種困難，先后在108所學校開展巡講170次，覆蓋師生7.8萬人。在巡講的同時，還實地走訪中小學校63所、困境兒童57人次，與有關部門召開座談會35次，督導“一號檢察建議”監督落實，調研農村留守兒童、困境兒童司法保護工作，與當地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檢察業務交流，取得良好效果。最高人民檢察院還組織購買了1.4萬本法治教育圖書，在活動中贈送給“三區三州”的孩子們。
（四）實現“法治進校園”經常化制度化
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把進入校園普法作為經常性制度性的工作，把開展法治進校園工作情況納入未成年人檢察業務評價體系和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系統，編寫《法治進校園精品課程》《大檢察官法治課》等法治巡講工具書。同時，不斷補充優秀巡講力量，推進全國巡講團制度化。重慶市檢察機關充分發揮“莎姐”品牌效應，整合優秀檢察干警、吸收志愿者組成莎姐服務隊，開展法治巡講。河南許昌、江蘇淮安等地檢察機關，爭取黨委政府支持，把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納入綜治體系，實現各單位法治教育資源共享，經常性開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工作。山東等地檢察機關配合學校編寫法治教材、培訓學校德育老師，共同提高學校法治教育水平。各地檢察機關注重結合實際有針對性地開展法治宣講。比如針對社會反映強烈的幼兒園虐童問題，福建、河南、甘肅、黑龍江、廣西、寧夏等地檢察機關深入幼兒園，對幼兒園從業人員進行法治教育，增強他們的兒童權利保護意識，對兒童和家長進行必要的自護防范教育。四川省檢察機關開展以“防范暴力犯罪”、“禁毒防艾”等為主題的未成年人法治宣傳教育，做好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權益保護工作，取得扎實成效。
（五）不斷創新法治宣傳教育形式
一是采取走進來的方式開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從2017年開始，每年“六一”國際兒童節前，全國四級檢察院共同組織開展未成年人檢察主題的檢察開放日活動，邀請中小學師生、家長代表走進檢察機關參觀座談，近距離接觸檢察官工作場所、與檢察官們“面對面”交流。一些地方檢察機關還充分利用法治教育資源，與教育部門共同建設未成年人法治教育體驗基地，實現制度化運營。在一些地方，走進法治教育基地接受法治教育，已成為入學課程。
二是注重發揮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法治宣傳作用。自2017年起，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共同制作大型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系列節目《守護明天》，采取檢察官說案、專家點評、觀眾參與的方式，討論校園暴力、性侵害、網絡侵害、未成年人監護等未成年人保護熱點話題。截至2019年，該節目已連續制作播出三季共29集，張軍檢察長、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臺長慎海雄兩次出席節目首映式。節目收視率連創新高，已成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品牌節目。全國檢察機關建立未成年人檢察主題“兩微一端”1100多個，制作推送相關主題影視劇、微電影、微視頻等未成年人喜聞樂見的法治教育作品，傳播法律知識、弘揚法治意識，進一步提高了法治教育效果。河南省人民檢察院拍攝的未成年人檢察微電影《微光》，在高鐵上滾動播放，獲廣泛好評。201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聘請知名演員李易峰擔任全國檢察機關“法治進校園”活動形象大使，合作拍攝了預防校園欺凌公益MV《青春需要溫暖》，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網絡點擊量超過四個億。
三是編寫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圖書。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地方檢察院合作，陸續推出圖文并茂的法治進校園系列圖書，其中“檢察官告訴你”系列、福建省泉州市檢察機關編寫的閩南高甲戲系列、江蘇省淮安市檢察機關編寫的“法話西游”系列等，受到未成年人廣泛歡迎。《遠離校園暴力》一書還入選教育部“2019年全國中小學圖書館（室）推薦書目”。重慶市檢察機關出版的《莎姐講故事》等也產生較大影響。
七、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建設
未成年人檢察的司法理念、內在規律、職責任務與其他檢察工作有顯著區別，實現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是做好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前提和基礎。而未成年人檢察要健康長遠發展，必須以規范化為保障。2016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建設的意見》，對專業化建設提出指導意見，地方各級檢察院也下大力氣推進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建設，取得長足進展。
（一）大力推進未成年人檢察獨立機構建設
一是加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獨立機構建設，發揮好對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引領、推動作用。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成立獨立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標志著貫穿四級檢察院的未成年人檢察組織體系初步建成。2018年12月，經中央批準，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內設機構改革中成立了專門負責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第九檢察廳，這是中央政法機關成立的第一個專司未成年人保護的有獨立編制的廳級內設機構，標志著未成年人檢察作為獨立的檢察業務最終確立，未成年人檢察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二是積極推動各地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獨立機構建設，健全完善未成年人檢察司法辦案組織。近年來，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各地檢察機關不斷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專門機構建設，明確提出省、市級檢察院和人數較多的基層檢察院都要成立獨立未成年人檢察機構。確因人員數量較少難以成立獨立機構的，也要設立專門的檢察官辦案組或者指定專門的檢察官負責。同時，未檢檢察官辦案組實行院內單獨管理，對外以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的名義開展工作，確保工作獨立運行。在此次檢察機關內設機構改革中，大部分檢察院能結合實際情況落實方案，推動未成年人檢察專門機構建設實現了較大發展，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到2019年底，四級檢察院共有1566個院成立獨立未成年人檢察機構和未檢檢察官辦案組，占檢察院總數的45.36%。其中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均設立了獨立未成年人檢察機構，有246個市級檢察院和390個基層檢察院設立了獨立未成年人檢察機構，分別占市級院和基層院總數的61.81%和12.26%。此外，還有898個院設置了專門的未檢檢察官辦案組，1152個院設置了專門的未檢檢察官。43個基層院被確定為未成年人檢察案件集中管轄院。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未成年人檢察獨立機構比例較高的分別為海南（100%，不含三沙市院）、江蘇（63.03%）、重慶（61.36%）、浙江（56.86%）和福建（45.26%）。山西、內蒙古、吉林、江蘇、浙江、海南（不含三沙市）、重慶、貴州、寧夏自治區的市級檢察院均設置未成年人檢察部門。
三是科學調整、配置未成年人檢察部門職能。最高人民檢察院根據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需要，從2015年起要求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同時，辦理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實現對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的雙向保護。在此基礎上，于2018年開始部署試點，有序推進未成年人刑事執行、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業務由未成年人檢察部門統一集中辦理工作，逐步向全面綜合司法保護發展，從而使“未成年人刑事檢察”逐步發展成為“未成年人檢察”。
（二）努力打造專業化未成年人檢察隊伍
一是弘揚未成年人檢察司法理念，錘煉過硬專業能力。經過30多年的培養、傳承、積累、發展，全國檢察機關培養了一支熱愛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具備法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專門知識的未成年人檢察隊伍。目前，全國共有10045名未成年人檢察人員，包括4479名檢察官、3322名檢察官助理和2244名書記員。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堅持舉辦多層級的未成年人檢察培訓班、業務論壇、崗位練兵等活動，其中，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5年和2018年兩度舉行全國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競賽，使廣大未成年人檢察人員進一步強化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司法理念，提升了以司法保護能力為核心的未成年人檢察業務能力，培養出一批未成年人檢察業務專家。
二是打造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品牌。近年來，各地檢察機關在工作中涌現了重慶“莎姐”，湖北“大手拉小手”、“秦雨”，四川“亮晶晶”、“納愛”、“格桑梅朵”，浙江“西子姐姐”、“七色花”，河南“貝蕾關愛課堂”，福建“刺桐花”等優秀未成年人檢察團隊，培養出獲得“全國模范檢察官”、“全國三八紅旗手”等榮譽稱號的梅玫、畢冬云、章春燕等優秀未檢檢察官。他們長期從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長于幫教維權、善于溝通協調、勇于探索創新，社會高度認可，形成廣泛的示范和帶動效應。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向全國人大所作的工作報告及附件中曾介紹其中的部分優秀團隊。
三是促進全國未成年人檢察業務交流。積極推動省際、市際未成年人檢察部門結對共建，通過舉辦未成年人檢察論壇，開展巡講和培訓工作，組織全國未成年人檢察業務專家、骨干人才赴工作相對滯后地區指導幫扶，安排地方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干部到最高人民檢察院、省級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門掛職、借調幫助工作等方式，促進各地各級未成年人檢察人員深入交流，共同提高，推動全國未成年人檢察整體發展。
（三）努力健全完善未成年人檢察機制制度
一是進一步優化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模式。近年來，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加速轉變，在以往“捕、訴、監、防”一體化工作模式基礎上，不斷整合、深化未成年人保護職能，持續推進未成年人雙向、綜合、全面司法保護，初步形成了“捕（審查逮捕）、訴（審查起訴）、監（法律監督）、防（犯罪預防）、教（教育矯治）”五位一體新模式。
二是不斷規范和創新未成年人檢察司法辦案機制。2017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印發《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指引（試行）》，對辦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進行規范。同時，分兩批確定65家檢察院作為未成年人檢察創新實踐基地，賦予特定創新任務，并在2019年12月召開未成年人檢察創新實踐基地高級研修班加以推進，形成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各級檢察機關共同努力，在規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別程序落實、推進精準幫教和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體系建設、完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證據標準、推進“一站式”辦案救助機制、建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強制報告制度和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入職查詢制度等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有不少做法被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草案所吸收。
三是大力推進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評價體系、管理體系建設。2017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建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評價機制的意見（試行）》，指導各省級檢察院把未成年人檢察業務作為一項獨立的業務納入整體工作考評體系，建立包括案件辦理、特殊檢察制度落實、未成年人權益檢察監督、涉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專業化、社會化建設等內容，體現未成年人檢察特殊司法規律及以工作質量和幫教效果為核心的未成年人檢察業務評價體系。組織開展未成年人檢察案件質量檢查。從2018年起，上線運行了全國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系統未成年人檢察子系統，研制未成年人檢察專用法律文書和業務統計報表。這些措施有力推動了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科學健康發展。
（四）積極開展未成年人檢察理論研究
檢察機關高度重視理論研究對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推動作用。2016年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后聘請多位專家擔任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專家顧問，與多家科研院所、高校就未成年人檢察理論研究建立戰略合作關系，成立中國檢察學會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委員會，依托北京師范大學建立未成年人檢察研究中心。地方檢察機關也加強了與理論界的合作。各級檢察機關通過與理論界合作開展課題研究、對重大工作舉措組織論證、對熱點問題開展研討等形式，進一步推動未成年人檢察基礎和應用理論研究，取得豐富成果。其中，最高人民檢察院與有關專家合作開展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專章實施評估報告》《中國校園欺凌問題研究》《未成年人司法法》《未成年人刑法》等課題研究，有的課題已形成成果，供有關立法、司法部門參考。相關專家學者高度關注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發展，在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建設等方面積極建言獻策，為未成年人檢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理論支持。
八、未成年人檢察社會化建設
未成年人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尤其是未成年人檢察始終以幫助涉案未成年人回歸社會為基本任務，這就更加離不開社會力量、專門力量的支持。近年來，檢察機關持續加強與社會各界的協作配合，下大力氣構建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推動形成了未成年人保護合力。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取得長足發展，目前可以向涉案未成年人提供從談心談話、社會調查、合適成年人到場、法律援助、技能培訓、社會觀護，到人格甄別、心理疏導、家庭教育指導、對監護人監護意愿和監護條件進行調查評估、落實就學就業安置等支持，進一步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護質量和效果。
（一）持續推動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頂層設計
2016年6月，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工作30年座談會，在總結未成年人檢察30年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要大力推進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建設的發展思路，把未成年人檢察社會化建設擺在和專業化、規范化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來謀劃和推進。2018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共青團中央簽訂《關于構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合作框架協議》，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推動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建設，為整個未成年人司法社會支持體系建設積累經驗。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上海召開全國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座談會，總結各地檢察機關經驗做法，對各地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工作提出要求。2019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共青團中央經過評審確定在北京市海淀區等40個地區開展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試點，推進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服務機構實體化規范運轉。此后又共同舉辦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工作推進暨專題培訓班，同時委托首都師范大學研發未成年人司法社工工作指引，持續推進試點工作。2019年12月，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增設可以借助社會力量開展幫助教育未成年人工作的規定，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進一步凝聚社會力量提供了法律依據。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共青團中央等部門的推動下，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也對社會力量參與未成年人司法辦案作出規定。
（二）因地制宜推動社會支持體系建設
一是爭取黨委、政府支持，通過財政列支、政府購買服務或者申請青少年項目，建設社會支持體系。上海市檢察機關立足本地社工組織相對發達的優勢，聯合相關部門共同建立市、區兩級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服務專門機構，受理檢察機關提出的關于涉罪未成年人幫教矯治，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中未成年當事人保護救助等司法保護需求，并根據實際需要轉介至27家單位或專業社會組織提供服務，同時對服務效果進行評估。北京、浙江、云南等省級人民檢察院爭取財政、民政部門支持，將購買社會服務、培育社會力量等項目納入辦案經費，確保經費保障的長期性和穩定性。云南省德宏州人民檢察院爭取州委州政府支持，撥款１千萬元，成立德宏州未成年人綜合保護中心。四川省成都市檢察機關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以項目形式發包專業社工組織提供社會調查、幫教考察、合適成年人到場、未成年被害人綜合救助、心理干預、犯罪預防和親職教育等方面的支持。
二是動員愛心企業，加強與慈善機構的合作。福建、江蘇、浙江等地利用本地民營企業發達的優勢，依托愛心企業建立觀護基地。福建省石獅市人民檢察院與“陽光太太志愿服務隊”合作，將其作為“石獅市未成年人幫教中心”鏈接的社會公益志愿者資源，接收未成年被害人到該隊成員所在的企業實習，學習一技之長。重慶市人民檢察院與重慶明天公益基金會共同發起“青春再出發——涉案未成年人幫教與維權”公益項目，培育專業未成年人司法社工，為檢察機關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提供支持，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經費和專業力量不足的問題。
三是利用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資源。廣東、貴州等地檢察機關依托當地學校，積極推動學校型觀護基地建設，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社會觀護。貴州省檢察機關充分利用省委、省政府“育新工程”，加強與各地“育新學校”的聯系，將檢察機關不捕、不訴、附條件不起訴以及因未達刑事責任年齡不承擔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送到“育新學校”進行專業的教育矯治，有效解決了社會幫教觀護力量薄弱的實際問題。湖北省黃岡市人民檢察院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合作，由該學院的專業心理咨詢師對黃岡全部在押未成年人進行心理疏導，此外，還共同研發“一檢傾心”APP，以人工智能助力未成年人檢察心理輔導，成效明顯。
四是吸納愛心人士、志愿者等社會力量參與。重慶市檢察機關充分發揮“莎姐”品牌效應，組建包括律師、心理咨詢師、教師、代表委員等在內的1000多名“莎姐”志愿者服務隊伍。北京市檢察機關除了對涉案未成年人提供國家司法救助外，還通過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利用捐款設立的五百至三千元的小額愛心救助，為經濟困難的涉未案件人員提供救助。
（三）充分發揮社會支持體系作用，提高未成年人保護質量
一是推動罪錯未成年人矯正工作。廣東省深圳市人民檢察院依托專業社工機構，實現“專業社工幫教機構+勞動技能培訓+心理干預+義工服務+社會企業支持”的綜合性涉罪未成年人社會化幫教機制。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檢察院，委托司法社工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開展社會調查、量身定制幫教方案，并安排涉罪未成年人參加社區留守兒童“四點半課堂”、困境兒童幫扶等各種志愿服務活動等，取得較好效果。
二是推動未成年被害人保護救助工作。重慶市人民檢察院、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檢察院積極推動將“一站式”辦案區建在醫院，更加有效地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檢察院在辦案中通過團市委安排社工跟進服務，以談心、游戲、外出活動等多種形式持續跟進被害人的康復、學習及家庭生活情況，并委托醫院對被害人及其家庭開展心理危機干預，盡力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三是推動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和犯罪預防工作。山東省武城縣人民檢察院打造的未成年人檢察監督信息平臺已經在德州全市推廣，目前已有701個機關、事業單位參與，信息員隊伍達4萬余人。山西省臨汾市檢察機關委托團市委所屬的“青少年維權專員”開展專門救助工作，如在辦理一起刑事案件時，發現被害人的兩名未成年子女陷入困境，委托“青少年維權專員”開展調查并制定具體幫扶方案，聘請專業心理咨詢師開展心理干預，幫助寄養家庭做好監護，并積極為兩名未成年人落實司法救助、民政救濟，確保妥善安置。
（四）積極與社會互動，爭取理解和支持
一是加強與相關職能部門的溝通配合。最高人民檢察院堅持雙贏多贏共贏的理念，加強與民政部、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部門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的溝通合作，建立完善配合工作機制，在涉案未成年人救濟安置、困境兒童保護、校園欺凌防治、罪錯未成年人矯治等方面開展廣泛協作。
二是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宣傳，爭取社會理解支持。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地檢察機關高度重視未成年人檢察宣傳工作，在弘揚未成年人保護理念，讓社會充分了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最新舉措和動態，爭取更多理解支持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4年至201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后組織了10次不同主題的未成年人檢察新聞發布會，介紹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情況，發布典型案（事）例，回應社會關切，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
三是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檢察機關加強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救助兒童會等國際組織及有關國家未成年人保護機構的交流，共同開展課題研究、業務培訓和工作試點。一方面，檢察機關通過國際交流合作學習借鑒了域外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先進經驗，推動提升未成年人保護水平；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介紹我國未成年人保護的做法與成效，展示我國司法文明與進步。
結 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黨和國家全面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未成年人檢察抓住這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加速實現了六個轉變：從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向同時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轉變；從對未成年人犯罪強調寬緩化處理，逐漸向精準幫教、依法懲治、有效管束、促進保護并重轉變；從傳統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向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全面開展司法保護轉變；從注重圍繞“人”開展犯罪預防，向更加積極促進社會治理創新轉變；從強調法律監督，向同時注重溝通配合，凝聚各方力量轉變;從各地檢察機關積極探索自下而上推動，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加強頂層設計、整體推進轉變。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建設取得長足進展，中國特色未成年人檢察制度框架初步形成。
新時代，隨著社會主要矛盾轉化，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其中就包括對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政策保障和案件處理效果的更高期待。然而，與新要求、新期待相比，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在司法理念、專業能力、辦案效果、機制創新、監督力度等方面還存在很多突出問題。特別是未成年人保護形勢嚴峻復雜，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多發高發，重大、惡性案件時有發生，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執行不到位的情況依然存在，嚴重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更是努力的方向。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在未成年人國家保護大格局中肩負著特殊責任，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職責任務更加繁重，必須下大力氣進一步抓實、抓好。要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把黨對未成年人保護的方針政策貫徹落實到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全過程，實現講政治、顧大局與講法治、促保護的統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未成年人保護熱點、難點和痛點問題，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堅持遵循未成年人司法規律，實行辦案、監督、預防、教育并重，懲戒和幫教相結合，保護、教育、管束有機統一，專業化辦案與社會化保護相結合；要堅持標本兼治，堅持督導而不替代，注重結合辦案推動社會管理創新，著力解決影響未成年人成長的突出社會問題；要堅持創新發展，立足中國實際，兼收并蓄，實行頂層設計與基層首創相結合，全面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推動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持續迸發生機活力。
新時代、新征程呼喚新擔當、新作為。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20年1月召開第一次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會議，為全面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指明方向；2020年4月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意見》，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展望未來，檢察機關將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堅持“講政治、顧大局、謀發展、重自強”的總體要求，進一步更新司法理念，強化法律監督，強化責任擔當，推動形成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合力，努力為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守護億萬家庭幸福安寧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附件：
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大事記
（2014-2019）
1.2014年1月，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會同省委宣傳部等11部門出臺《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實施辦法（試行）》；2019年11月，修訂出臺《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實施辦法》。
2.2014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以“為孩子撐起一片藍天”為主題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相關情況，同時發布15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創新事例。
3.2014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在上海舉辦全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聯系點培訓班。
4.2014年10月，貴州省人民檢察院與省綜治委預青組、共青團貴州省委會簽《關于建立全省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適成年人志愿者隊伍的通知》，正式組建一支全省性的合適成年人隊伍。
5.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通知》，就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作出部署。
6.2014年12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檢察處受首都綜治委預青組委托，對全市各區（縣）政法機關開展社會調查情況進行考評，考評結果納入各地綜治考核。
7.2015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制定的《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正式實施。該《意見》對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發現、報告、處置和撤銷監護權、未成年人安置等作出具體規定，激活了民法規定的撤銷監護權條款。同年1月，江蘇省徐州市銅山區人民檢察院依據《意見》，建議區民政局向法院申請撤銷邵某、王某對其幼女的監護資格。該案系全國首例由人民檢察院建議民政部門申請撤銷監護權的案件。
8.2015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共同加強對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司法應對。
9.2015年3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組織第四屆北京市檢察業務專家評審，首設未成年人檢察領域業務專家。
10.2015年3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制定《北京市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涉罪案件相對不起訴和附條件不起訴適用標準（試行）》。
11.2015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檢察機關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八項措施》，部署了嚴厲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救助被害人、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等八項措施。隨后，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新聞發布會予以發布，并發布10個檢察機關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典型案（事）例。
12.2015年6月1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宋英輝等就如何在檢察改革中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致信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同志，建議“在改革中應對未成年人檢察問題予以專門研究”，“整合分散于各業務部門的未成年人檢察職能，建立獨立的未成年人檢察業務類別，以及符合未成年人司法規律的獨立的評價體系”。曹建明同志批示：“加強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關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發展，既是全社會的責任，也是檢察機關的重要職責。這項工作不能削弱，只能加強。”要求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部門認真研究幾位專家的建議，總結司法實踐經驗，注意在扁平化管理中加強專業化建設。
13.2015年7月，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等8家單位聯合印發《關于在全市廣泛開展“莎姐”法律志愿者活動的通知》，要求在全市所有縣區建立莎姐法律志愿者服務隊伍，開展包括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在內的法律維權、援助、幫教、預防、宣講等多樣化的法律志愿服務活動，實現了“莎姐”法律志愿服務工作由檢察院“單打獨斗”向全社會“抱團作戰”的轉變。
14.2015年8月，上海市人民檢察院與江蘇省人民檢察院簽訂《關于建立滬蘇檢察機關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異地協作機制的協議》，該協議系全國首個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省際協作規范性文件。
15.2015年8月26日至27日，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座談會在江蘇省無錫市召開，會議對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作出部署。
16.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辦第一屆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競賽。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顧琤琮等40名同志被評為首屆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競賽標兵、業務能手。
17.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設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這是中央政法機關第一個專門負責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的廳級內設機構。
18.2016年1月，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制定《關于未成年人刑事檢察部門辦理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見》。
19.2016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專業化建設的意見》，就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專門機構和專業隊伍建設，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檢察特殊工作機制和未成年人檢察業務評價體系等提出意見。
20.2016年3月，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制定《廣東省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推進年”活動工作方案》，部署開展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推進年”活動，推動全省三級156個檢察院均設立了獨立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并設置了專門的未成年人檢察考核機制。
21.2016年3月，福建省人民檢察院與共青團福建省委共同制定《關于在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中引入青少年司法社工的意見》。
22.2016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民政部等27個成員單位共同建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后調整為“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和困境兒童保障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2016年5月，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制定《浙江省檢察機關加強農村留守兒童司法保護七項措施》，立足檢察職能，部署加強農村留守兒童保護工作。
23.2016年4月，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檢察院設立首家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服務中心，為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服務需求提供轉介服務。
24.2016年5月，上海市人民檢察院舉行上海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三十周年紀念活動。
25.2016年5月23日，上海市人民檢察院與市綜治委預青組簽署《關于建立上海市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服務體系的合作協議》，建立全國首個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服務體系。
26.2016年5月，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檢察院制定《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實施辦法》，隨后，上海市閔行區、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等地檢察機關探索建立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庫及入職查詢制度。2019年4月，上海市人民檢察院聯合市委政法委、市高級人民法院等15家單位會簽《關于建立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限制制度的意見》，率先在省級層面建立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從業人員的招錄管理機制。
27.2016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以“未成年人檢察工作30年”為主題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未成年人檢察工作30年的發展歷程和光輝成就，并發布檢察機關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典型案例，推介一批優秀未成年人檢察團隊和未檢檢察官。
28.2016年6月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上海舉行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工作30周年座談會，系統總結回顧未成年人檢察工作30年發展歷程和成效、經驗，提出了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建設的發展思路。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同志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
29.2016年6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少年司法專業委員會成立儀式暨少年司法改革與法律體系完善研討會在上海舉行。
30.2016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聯合部署開展為期三年的“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活動。活動中，最高人民檢察院抽調優秀檢察官組成全國巡講團赴各地巡講，地方檢察院也組織不同層級的巡講團深入轄區學校開展法治巡講，受到廣大師生家長歡迎。2019年6月活動結束時，全國共組織法治巡講9.65萬次，覆蓋10.8萬所學校和8050萬名師生。
31.2016年7月，浙江省人民檢察院選擇杭州市江干區人民檢察院等14家單位，在全國率先開展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辦案試點工作，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檢察院在全國首創“檢警一體、檢醫合作”的“一站式”辦案模式。2019年3月，重慶市人民檢察院與市公安局聯合印發《關于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詢問、救助工作機制的會議紀要》的通知，在市中醫院建立全國首個省級“一站式”詢問、救助工作示范點。
32.2016年9月，廣東省深圳市人民檢察院首次對港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聯合香港善導會建立香港戶籍涉罪未成年人幫教體系，探索、開創了跨境司法合作新模式。
33.2016年10月，中國檢察學研究會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委員會在北京成立，委員會秘書處設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該委員會系首個從事未成年人檢察綜合理論研究的全國性專業學術團體。
34.2016年10月，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檢察院探索精準幫教并開展個案實踐，針對性開展認知調整、親子關系溝通引導等精準性幫教。2019年，深圳市人民檢察院經總結提煉，出臺相關工作規范。
35.201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依法履行檢察職能，積極參與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為主題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檢察機關參與防治中小學欺凌和暴力工作有關情況，并發布10個相關典型案（事）例。
36.2017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指引（試行）》，對辦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落實未成年人特別程序，開展保護救助和幫教挽救工作進行規范，推動進一步提高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專業化、規范化水平。
37.2017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達成合作協議，決定圍繞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開展廣泛交流合作。2019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國際救助兒童會簽署合作開展未成年人司法保護試點的合作備忘錄，決定圍繞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建設、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干預創新等開展交流合作。
38.2017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印發《關于建立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創新實踐基地的通知》，決定建立一批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創新實踐基地，承擔相應工作創新任務。2018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研究確定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等30個單位為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創新實踐基地。2019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研究確定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等35個單位為第二批創新實踐基地。
39.2017年5月26日，全國四級檢察院共同舉行“防治校園欺凌，護航未成年人成長”主題檢察開放日活動，邀請師生、家長和有關部門代表走進檢察機關參觀交流，推動防治校園欺凌，強化未成年人保護工作。
40.2017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活動新聞發布會，通報“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活動階段性工作情況。
41.2017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印發《關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開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的意見》，指導各地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積極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充分發揮該制度在落實少捕慎訴少監禁，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方面的積極作用。
42.2017年9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與中央電視臺聯合制作的大型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特別節目《守護明天》第一季在社會與法頻道播出。節目聚焦未成年人保護熱點問題，采用檢察官主講、情景再現、專家討論等形式，以案釋法，深入剖析每個案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建議，節目播出后廣受好評。2018年、2019年，《守護明天》第二季、第三季節目播出后，收視率連創新高，成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品牌節目。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同志、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臺長慎海雄同志兩次出席首映式并講話。
43.2017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建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評價機制的意見（試行）》，指導各省級檢察院把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作為一項獨立的業務單獨考評，考評結果納入對整體檢察工作的考評。同時，要求建立符合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特殊規律、以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質量和幫教效果為核心、涵蓋未成年人檢察特殊業務的獨立評價體系，引導和促進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健康發展。
44.2017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依法懲治侵害幼兒園兒童犯罪全面維護兒童權益的通知》，要求全國檢察機關依法嚴厲打擊侵害幼兒園兒童犯罪，加強對被害兒童的保護救助，參與預防侵害幼兒園兒童犯罪，促進對幼兒園兒童全面綜合司法保護。
45.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加強全面綜合司法保護，全心關愛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為主題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檢察機關在刑事、民事、行政各領域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做法，并發布10個加強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典型案（事）例。
46.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會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浙江省寧波市舉辦“未成年被害人保護與救助高級研修班”，推動“一站式”辦案機制等未成年被害人保護救助工作，促進提高辦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專業化水平。
47.2018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北京、遼寧等1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部署開展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刑事執行檢察、民事行政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試點工作。隨后，浙江、四川、山東等地專門召開會議推進試點工作。2019年1月，全國檢察長會議強調，這項工作要更加積極主動抓實抓好，進一步拓展思路，有序推進，實現創新發展。2019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召開試點工作總結推進會。其間，河北、吉林、貴州、西藏等8省份主動開展試點。各試點地方未成年人檢察部門積極探索開展未成年人刑事執行、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業務，辦理了一批典型案件，積累了豐富的試點經驗。
48.2018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共青團中央簽署《關于構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合作框架協議》，決定發揮各自優勢，聯合推動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
49.2018年4月，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檢察院針對辦案中發現的無證幼兒園安全隱患等問題，向市政府、市教育局及7個街道辦事處（鎮政府）發出檢察建議，并探索運用訴前圓桌會議清理整頓16所無證幼兒園，妥善分流在園幼兒1500余名。該案系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部門辦理的第一件“等”外探索的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案件。
50.2018年4月，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制定《全省檢察機關堅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未成年人檢察行動方案》，并在諸暨市人民檢察院探索開展“未成年人檢察+基層檢察室”試點工作。
51.2018年4月，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檢察院會同相關部門出臺《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隨后，浙江省杭州市、江蘇省無錫市、揚中市及江西省廣昌縣等都建立相應制度。2019年3月，湖北省人民檢察院聯合省教育廳等5家單位會簽《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權益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工作辦法（試行）》，該辦法系全國首個省級層面出臺的強制報告制度。
52.2018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依法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為主題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檢察機關懲治預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的做法，并發布10個相關典型案（事）例。
53.2018年5月30日，全國四級檢察院同步舉行“關愛祖國未來，擦亮未檢品牌”主題檢察開放日活動。邀請師生代表、全國人大代表等走進最高人民檢察院機關參觀交流、現場觀看法治課。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同志等院領導與全國人大代表、專家學者、有關部委代表就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座談交流。
54.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審議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的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同志親自列席會議并發表意見。這是共和國首席大檢察官首次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會議。最高人民法院采納全部抗訴意見，撤銷某省高級人民法院有期徒刑十年的判決，改判被告人齊某無期徒刑。
55.2018年6月，廣西自治區檢察機關推行“一村一法治宣傳巡講”活動，將法治宣傳活動、預防和保護職能與脫貧攻堅工作相結合，送法進村助力精準扶貧。
56.2018年7月1日，全國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系統未成年人檢察子系統全面上線運行。
57.2018年9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同志受聘擔任北京市第二中學法治副校長，并以“學法懂法用法，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崇尚者、遵守者、捍衛者”為題為師生講授法治課。2019年9月7日，張軍檢察長以“凝聚四個保護，攜手關愛明天”為題向學生家長、教師、校長、社區干部等講授第二次法治課。在張軍檢察長示范帶動下，目前全國共有包括3100多名各級院檢察長在內的3萬名檢察官擔任中小學法治副校長。
58.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在辦案和調研的基礎上，就加強校園安全建設，預防性侵害未成年學生違法犯罪，向教育部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建議書》（高檢建〔2018〕1號）。因該建議書系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次發出的關于社會治理的檢察建議，因此被稱為“一號檢察建議”。
59.2018年10月，吉林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聯合印發《關于支持檢察機關加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意見》。
60.2018年10月25日，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座談會在上海召開。
61.2018年1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圍繞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發布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選取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駱某網絡猥褻兒童案，于某虐待案三個案例，對證據把握和法律適用疑難問題提出指導意見。
62.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辦第二屆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競賽。經過策論寫作、業務筆試、以案釋法與業務答辯、附加對抗賽等競賽環節，江蘇省連云港市人民檢察院王帆等40名選手被評為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競賽標兵、業務能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同志接見全體參賽選手，并提出殷切希望。
63.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中央政法機關首個有獨立編制的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廳級內設機構——專司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第九檢察廳。截至2019年底，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均設立獨立未成年人檢察機構。已經完成內設機構改革的市級檢察院中有246個院設立獨立未成年人檢察機構，占61.81%，其中山西、內蒙古、吉林、江蘇、浙江、海南（不含三沙市）、重慶、貴州、寧夏全部設立。已完成內設機構改革的基層檢察院中有390個設立獨立未成年人檢察機構，占12.26%。另有近900個檢察院設立未檢檢察官辦案組。
64.2019年4月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共青團中央共同研究確定在北京市海淀區等40個地區開展首批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試點工作。4月1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共青團中央、北京青少年社會工作研究院召開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試點工作新聞發布會，介紹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和試點情況，發布10個相關典型案（事）例。
65.2019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以“充分發揮未成年人檢察職能，推動加強和創新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為主題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檢察機關與有關部門溝通配合、參與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情況，并發布10個有關典型案（事）例。
66.2019年5月，全國四級檢察院共同組織開展“攜手關愛，共護明天”主題檢察開放日活動，邀請中小學師生代表、人大代表和相關部門代表走進檢察機關參觀交流，增進對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了解，凝聚各方力量，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同志全程參加相關活動。
67.2019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啟動“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團再出發——走進三區三州”活動，部署開展法治扶貧，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半年內，巡講團19名講師分赴“三區三州”24個地（市、州）所轄72個縣（區），在108所學校開展巡講170次，覆蓋師生7.8萬人，為深度貧困地區的孩子們送去精品法治課。同時，全國巡講團成員同步督導“一號檢察建議”落實情況，與當地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檢察業務交流。
68.2019年5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針對校園周邊商戶向未成年人售煙問題，向監管部門發出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推動開展專項整治，受到廣泛關注。
69.2019年9月，經過深入調查研究，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聯合中國刑事訴訟法研究會少年司法專業委員會，完成對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增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專章五年來實施狀況評估工作，形成《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專章實施狀況評估報告》并對外發布。
70.2019年9月，河南省人民檢察院聯合10余家單位會簽《關于關愛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防范打擊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意見》《關于加強新時代校園法治建設的意見》等六個規范性文件，打好落實“一號檢察建議”組合拳。
71.2019年10月，福建省人民檢察院等11部門會簽《福建省進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綜合保護工作體系暫行辦法》，明確建立未成年人保護聯席會議等制度，為構建預防性侵未成年人防護網絡、加快實現未成年人全面綜合保護提供制度保障。
72.2019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安部以“依法嚴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為主題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有關情況，并發布20個相關典型案（事）例。
73.2019年10月24日，陜西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未成年人保護暨“一號檢察建議”落實推進會，省人民檢察院楊春雷檢察長介紹“一號檢察建議”的出臺背景、主要內容，會議決定著重圍繞未成年人受教育權、人身權、校園及周邊安全、落實“一號檢察建議”等4個方面25個問題部署開展督導工作。
74.2019年10月31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共青團中央組織策劃制作，中國檢察出版社、江蘇省三級檢察機關共同出品的預防校園欺凌MV《青春需要溫暖》在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舉行首映式，截至目前點擊量超過4個億。
75.2019年11月，北京市三級檢察機關共同組建“北京市檢察機關專門學校工作團隊”，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和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簽訂《關于建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機制的合作框架協議》，建立檢察機關司法辦案、法律監督、犯罪預防職能與專門學校特殊教育職能有效對接機制。
76.2019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舉辦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創新實踐基地建設專題研修班，交流經驗，進一步推動未成年人檢察創新工作。
77.2019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婦聯聯合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關于建立共同推動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工作合作機制的通知》，進一步加強合作，共同推動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工作。
日期：2020-6-1 10:39:51 | 關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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