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lib.com 2021-8-18 9:41:44 人民法院報
性騷擾行為通常具有隱蔽性，案件中的證據認定問題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題。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了一起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案件，運用民事訴訟證據規則中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判決張某向女職工王某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張某系某酒店廚師長，王某系該酒店后廚員工。王某訴稱，自2019年6月以來，張某在工作期間長期實施摸手、摸胸、摸屁股、摟肩膀等騷擾行為，造成其焦慮、抑郁等嚴重后果，請求判決張某賠償其醫療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張某否認其對王某實施過性騷擾行為。
法院查明，2020年9月17日上午9時許，王某去張某辦公室拿廚師帽。次日，王某以在張某辦公室遭受性騷擾為由向當地派出所報警。派出所對雙方作了詢問筆錄，張某在派出所出具保證書一份，保證認真反省，決不做影響公司形象和員工身心健康的事情，決不通過語言、肢體騷擾他人，除工作之外決不和王某有任何接觸。法院查閱派出所詢問筆錄，載有下列內容：酒店員工李某甲評價張某“就是平時聊天愛說黃段子”，酒店員工李某乙評價張某“愛開玩笑，有時候開玩笑開的有點重”。庭審中張某自述“人多時我可能說過黃段子”。
北京二中院經審理后認為，違背他人意愿，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本案中，王某主張，張某在工作過程中對其進行性騷擾，并報警說明情況，在派出所調查中，張某出具保證書，表示自己會認真反省，保證“決不通過語言、肢體騷擾他人，除工作之外決不和王某有任何接觸”，派出所詢問筆錄中，其他酒店員工反映了張某的日常情況，綜合以上證據，王某關于曾受張某性騷擾的主張，存在高度可能性，一審法院推定張某的行為侵犯了王某的人格尊嚴，并據此酌定其賠償王某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元，并無不當，二審法院予以維持。
■法官說法■
有人認為，公安機關經過調查后未認定性騷擾行為，法院就不會認定存在性騷擾行為，這種觀點系對不同性質案件的證明標準認識不清。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證明標準高于民事案件，如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足以達到排除合理懷疑”，要求定罪的證據均已查證屬實，案件事實均有必要證據予以證明，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證明結論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而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高度蓋然性，所謂高度蓋然性，是指法院對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進行審查后，認為待證事實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的，即可對該事實予以認定，并不要求達到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的程度。
性騷擾案件的特點是，行為通常發生在有特定關系的熟人之間，發生在封閉、隱秘的空間，發生在短暫時間內，騷擾行為可能只是一句話或者一瞬間的身體碰觸，證據保存和固定比較困難，受害人往往因為舉證不足而難以實現對加害人的懲戒。在法院辦理的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案件中，如果案件先期經過了公安機關處理并認定實施了性騷擾行為，法院一般會依據公安機關的處理決定認定性騷擾的事實。如果沒有公安機關的調查結論，法院會按照高度蓋然性標準，對原告提供的證據進行衡量，綜合原告的反抗行為、舉報行為、精神狀況的前后變化和被告日常行為表現、初次接受調查時的原始陳述等，結合經驗法則，對案件事實作出正確認定，必要時可依職權補充調查取證，盡可能做到不枉不縱。
本案中，法官依據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考慮性騷擾案件的特點，對事實作出了認定。張某作為所在單位的廚師長，具有一定的管理地位，應充分尊重女員工的人格尊嚴和內心感受，規范自己的言行，營造文明健康的工作環境。另需提示的是，即使侵權人因性騷擾行為已經受到行政處罰，被侵權人仍然可以提起民事訴訟，要求侵權人承擔性騷擾損害的民事賠償責任。
日期：2021-8-18 9:41:44 | 關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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