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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成旺等三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案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
起 訴 書
大檢刑訴字（2005）23號
……經依法審查表明：2004年12月29日，被告人劉文錄、張成旺、劉義剛糾集本縣黃家寨鎮上陶家寨村部分村民，在該村村委會辦公室謾罵村干部，迫使村干部交出村委公章、帳簿、發票等，并非法封存該村村委辦公室及檔案柜。后被告人劉文錄私自保存村委會公章、帳簿、并啟用公章。致使該村村委會工作無法進行。
上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
本院認為：被告人劉文錄、張成旺、劉義剛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他們的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條：“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經營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第二十五條“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之規定，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應予以處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一條之規定，提起公訴，請依法分別懲處。
張成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案辯護詞
尊敬的合議庭的諸位法官：
受被告人張成旺親屬的委托，同一律師事務所指派我擔任張成旺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案一審辯護人出席法庭。我的基本辯護意見是本案屬上陶村村民維護集體合法權益、依法行使民主自治權利的事件，張成旺等三被告人的行為不屬犯罪行為。
通過法庭調查，我認為控辯雙方對本案以下基本事實框架并無爭議：
1、上陶村村民推選代表，就上陶村村務（特別是財務）存在的諸多問題多次開會討論，多次向有關機關和部門進行信訪，反映和要求解決問題；2、2004年12月28日晚，部分村民代表開會決定第二天叫上村干部一起到八建去要拖欠的租賃費；3、2004年12月29日，村民在要求村干部收取八建拖欠租賃費被村干部以“雪太大”為由拒絕后和村干部發生爭吵。爭吵中，有的村民提出“你們村干部還當著沒，當著了和大家要錢去，沒當著了把手續交下。”之后，村干部拿出了公章、部分財務帳冊等和村民辦理了交接手續，村民們在辦理完交接手續后對村委會辦公室及檔案柜等進行了封存，并提議由劉文錄將比較重要的部分財務賬冊和公章帶回家保管；4、劉文錄在一個村民的助學貸款申請書上使用了公章。
控辯雙方的分歧主要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1、對“代表”身份是否合法認識不同。
控方認為：三被告人等代表非經年滿18周歲的選民依法定程序選舉產生，其代表身份不合法。
本辯護人認為：省政府明文要求群體性的多人上訪必須推選代表進行。三被告人等代表，正是上陶村村民按照文件要求推選的代表村民向有關機關進行信訪，反映和要求解決該村存在的各種問題的代表，與推選其的村民之間是委托代理關系，并不是選舉法意義上的代表。此代表非彼代表，故代表身份并非非法。
2、對代表們開會是否合法認識不同。
控方認為：代表開會是私自開會，是非法的。
本辯護人認為：法律并未禁止公民開會，相反規定公民有集會的權利；法律也未規定公民開會須經相關機關審批。同時，代表們每次開會也僅涉及村務公開、索要拖欠的債務、到有關部門進行信訪等內容，會議內容亦不違法。因此，代表們開會并不違法。
3、對罷免村干部是否合法認識不同。
控方認為：三被告人的行為是為達到罷免村干部的非法目的。
本辯護人認為：罷免權是法律賦予村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權利。雖然村民們罷免村干部的程序不符合法律規定，但與之相對應的法律后果是罷免結果無效，不能因此而否定“罷免”這一目的的合法性。在此起事件之后的村委會換屆選舉中，原村委會成員無一人當選的事實，亦足以證實“罷免”確實代表了群眾的呼聲。
4、對三被告人是否糾集村民認識不同。
控方認為：三被告人等代表開會并通知村民到村委會的行為是糾集行為。
本辯護人認為：
第一、不論是2004年12月28日晚的會議，還是之前的多次會議，均沒有涉及如何罷免村干部之事，更沒有涉及“漫罵村干部，迫使村干部交出公章等，非法封存辦公室及檔案柜，私自保管公章、賬冊”等內容。通知村民是叫上村干部到八建要租賃費，通知行為本身和通知的內容均無違法之處，更無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目的和故意，顯然不是糾集；
第二、原村干部劉璽的證言（卷第104頁倒1行）證實：“我們當天在村委會召集群眾宣傳合作醫療政策和完備合作醫療手續。”顯然，并不是所的的村民都是三被告人“糾集”的。
5、對是否漫罵村干部，迫使村干部交出手續認識不同。
控方認為：三被告人等在村委會漫罵村干部，迫使村干部交出公章等手續。
本辯護人認為：
第一、是會計趙國珍首先出言不遜，引發眾多村民與其論理。這顯然是雙方的爭吵行為，并非單方“漫罵”；
第二、所謂“漫罵”的內容也僅涉及對村、鎮干部工作的評價和責備，并無人身攻擊的語言，顯然屬于正常的“批評”和“提意見”的范疇，最多也只是情緒化色彩輕濃而矣。法庭調查證實：上陶村村務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拖欠近20萬元租賃費也為事實。群眾的意見顯然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無理取鬧；
第三、在因會計趙國珍以下雪為由，拒絕履行村委會讓其陪群眾要錢的職責，并首先出言不遜引發群眾與之論理，有群眾出于氣憤提到“你們村干部還當著沒，當著了和大家要錢去，沒當著了把手續交下”后，村干部們不但沒有積極對待、認真反思，給群眾做思想政治工作，反而惱羞成怒，和群眾賭氣，以“我交了誰敢要”等語言要脅群眾，致使矛盾更加激化，最后又主動回家取來公章、賬冊等向群眾交賬。這種關健時候扔挑子、撂工作的行為，至少也是對工作嚴重不負責任的行為，絕不是公訴人所言的“略帶情緒”的行為，更不是不得以而為之的被迫行為；
第四、法庭調查證實：首先提出交手續的是其他村民，不是三被告人。
6、對封存是否非法、保存是否私自認識不同。
控方認為：三被告人等非法封存了村委會辦公室和檔案柜，被告人劉文錄并將公章等拿回家私自保存。
本辯護人認為：不論是封存還是保存，都是在村干部已交出了手續、辦理完交接之后進行的。對已經交出的手續封存、保存，談不上私自，更不是非法。以公訴人之理，難道將所有已交出的公章、賬冊、憑證等都扔下不管，使之完全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任人亂動亂拿，甚至任其丟失、損壞才算是合法嗎？
7、對是否情節嚴重、是否造成嚴重損失的認識不同。
控方認為：三被告人的行為情節嚴重，并且造成了嚴重損失。
本辯護人認為：控方的這種推斷無事實根據，純屬主觀臆斷。
第一、在起訴書中，控方只提到“致使村委會的工作無法進行”，并無情節嚴重、造成嚴重損失的指控；公訴人在公訴詞中雖然提到三被告人的行為情節嚴重、并造成了嚴重損失，但從其羅列的所謂情節嚴重、造成嚴重損失的事實看，最多也只屬于有無致使工作無法進行、情節是否嚴重的范疇，并不能必然推導出造成嚴重損失的結論。控方顯然混淆了“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無法進行”和“造成嚴重損失”三者的概念；
第二、村民們的行為源自維權和民主，且是由村干部惡劣的工作作風所引發，并非蓄意為之。時值農閑季節，村委會并無太多重要工作。村委會的工作與政府、人大等部門的工作相比，并非重要工作，且其新型合作醫療工作正處動員階段，多需挨家串戶進行，封存辦公室、公章等行為不會造成此項工作停止。因此，本案不屬情節嚴重；
第三、造成的嚴重損失雖然不能全部以金錢衡量，但至少是已經發生的、具體的、可發量化的實際損失。而在控方向法庭出示的所有證據中，對此只作了籠統、抽象的表述，對給什么工作造成了何種影響、影響到什么程度等均無明確、具體的內容。公訴人甚至以尚未發生的、估計猜測的所謂“可能會影響到全縣工作”這樣一些空洞的概念來說明嚴重損失。其所謂的“嚴重損失”毫無事實根據；
第四、辯護人向法庭提交的上陶村委會證明證實，這次事件并未給該村委會工作造成嚴重損失。
在以上分歧的基礎上，控辯雙方產生了罪與非罪的根本分歧。本辯護人認為：三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構成要件，依法不構成犯罪。
1、三被告人均無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主觀故意。
第一、如前所述，不論是推選代表、開會、通知村民叫村干部收租賃費等行為，還是罷免村干部這一目的，均符合法律規定。控方以此推斷三被告人具有“非法目的”和“無理要求”，既無事實根據，也無法律依據；
第二、2004年12月29日的事件是突發事件，是因村干部拒絕群眾的合理要求，拒不履行職務而引發，并一步步發展而成。不論是2004年12月29日前的所有會議，還是2004年12月29日的通知，其內容均無控方指控的“漫罵村干部，迫使村干部交出公章等手續，非法封存辦公室及檔案柜，私自保管公章、帳冊”等所謂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主觀故意。整個事件的發生、發展出自于群眾的維權和民主自治意識，并非“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主觀故意，且首先提出村干部交手續的是其他村民，不是三被告人。
2、三被告人的行為不符合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客觀要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1條的規定，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行為。四個要件缺一不可。三被告人等群眾的行為，除使村委會工作暫時停止外，其它三個方面均不符合本罪的客觀要件。
第一、三被告人沒有實施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如前所述，三被告人沒有實施漫罵村干部，迫使村干部交出公章等手續的行為，封存辦公室及檔案柜，保管公章、帳冊亦非私自和非法；群眾的行為是行使民主自治權利的行為，雖然方式、方法不當，但也絕非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
第二、退一步講，本案也不屬情節嚴重，更沒造成嚴重損失。
審判長、審判員，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由于上陶村多年村務未按國家要求公開，多年的欠款沒有收回，村干部不但對此重大集體利益漠不關心，而且向群眾故意隱瞞等諸多原因，加上群眾多次向相關部門反映以上情況但均未得到徹底解決，特別是在2004年12月29日群眾要求村干部去收拖欠的租賃費被以“雪太大”為由拒絕，部分村干部并出言不遜，致使干群矛盾激化，發展為本起事件。這種矛盾系干群矛盾，屬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絕非敵我矛盾。上陶村村民維護集體權益、進行民主自治的方式、方法雖然欠妥，但其目標和實質與國家的方針、政策完全一致。對于人民群眾的這種自發的、以各種不同形式表現出來的、事關國家民主制度建設的維權意識和民主意識，應該在肯定的基礎上進行積極規范和引導，而不應壓制、打擊報復，甚至動轍以犯罪追究刑事責任。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議紀要》中也明確指出，這類案件的審判工作，直接關系到黨在農村工作中的方針、政策能否得到貫徹落實，不僅僅是審判工作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本辯護人相信，代表法律、具有高度政治責任感和正義感的諸位法官，一定會給本案一個公正的、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判決。
同一律師事務所律師：楊生文
2005年3月24日
注：該案一審法院判決三被告人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宣判后，三被告人在辯護律師的建議下，均向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訴。筆者接受委托繼續為當事人張成旺提供辯護。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依法宣告三被告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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