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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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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書海等人虛開抵扣稅款發票2.4億元案
2005年5月30日，平頂山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接到市國稅局的案件通報，舞鋼市亞聯物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舞鋼亞聯)多次為山西省宇晉鋼鐵有限公司(下稱山西宇晉)虛開抵扣稅款發票，涉案金額達2.4億多元。舞鋼亞聯實際經營人劉XX于6月11日被抓獲，專案組隨后提取了舞鋼亞聯的所有賬目，并在劉XX家中發現了另外300多本收購發票，但劉XX供述其妻弟張書海、張書耀涉案。后警方將張書海、張書耀等人抓獲。
訴訟中，被告人張書海指名由張保衛律師為其辯護。2006年2月10日，河南陸達律師事務所接受張書海親屬的委托指派我們擔任張書海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發票案一審辯護人。通過查閱本案的卷宗材料，審查控方提交的證據，會見當事人張書海，走訪了解相關人員，參加了庭審訴訟活動，提出了如下辯護意見：
一、關于本案的定性問題
辯護人基本認為本案的性質構成了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的發票罪，但是對犯罪性質的認定也存在一些疑問。本案存在同一行為不同定性、同罪不同罰的現實可能性，從而有違法制統一的憲法原則。
1、從本案的犯罪流程看，山西宇晉公司及有關人員與本案屬于同一個行為的不同階段和不同環節，應當作為同一案件進行管轄和審理。
2、從案件在山西與河南所處的不同階段看，作為違法行為上線的山西豫晉公司還是處于一般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理階段，而屬于同一違法行為下線的被告人劉耀卿、張書海等人（包括山西的部分涉案自然人）卻被追究刑事責任。同一行為并未受到同樣的法律追究，而且山西宇晉公司還可能受到了某種特殊的地方政策照顧和地方保護。這種情況表明，倘若山西豫晉公司的行政復議成功，或者僅僅作為一般違法行為被實際處罰，但是未被追究刑事責任，那么顯然會導致同一案件在定性和法律適用上的巨大失衡。
由于上述原因所造成的定性與處罰的不確定性，從而在案件處理上可能造成同一行為在山西與河南不同定性、或者同罪不同罰的結果，這樣，既有違法制統一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對本案的有關被告（包括我的當事人張書海）既不公平，也不公正。
二、關于與本案量刑有關的問題
1、部分案件事實不清，對量刑有重要和一定影響。
（1）一是是否給國家利益造成重大損失以及造成損失的具體數額的事實不清。
雖然本案的罪名是行為犯，犯罪后果不影響定罪，但是損失數額是刑法第205條第2款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法定要件，直接影響量刑。
本案中，山西宇晉公司利用舞鋼亞聯公司開具的發票抵扣稅款，在案發后追回的稅款不清（沒有看到有關證據），且山西豫晉公司未進入刑事偵查的范圍，不能確定其在偵查終結會發生在何時或者會不會有進入刑事偵查階段，因此也就造成了國家利益受損失的數額的不確定性，在認定給國家利益是否造成了特別重大損失時就會發生相當的困難，從而也難以確切認定情節特別嚴重。在此情況下，適用刑法第205條第2款對本案被告人張書海等人量刑會有重要和直接的影響。
（2）二是分贓情況不清。
如關于分贓情況，從被告人程海平以舞鋼亞聯公司名義與山西豫晉公司所簽每噸22元的開票費中如何進行分贓，河南和山西的同案人員的多次供述并不一致，也缺乏直接的書證證實，因此，會影響被告人犯罪情節和作用的認定（如關于被告人張書海和被告人程海平在本案中的排序問題）。
雖然分贓情況不影響定罪，但是因為本案是共同犯罪案件，分贓情況對本案不同被告人犯罪情節認定、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和量刑均有一定影響。
2、起訴書對被告人張書海和程海平的排序不當，不能準確反映二被告人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直接影響量刑。辯護人認為，被告人程海平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比張書海的作用高。理由是：
（1）在整個犯罪流程中，程海平是是張書海的上線。
（2）根據現有事實和證據，可以認定犯罪動議、犯罪意圖、犯罪手段均是程海平向張書海提出，而不是相反。
（3）主要和關鍵的犯罪環節由程海平向張書海分工和親自實施。
①張書海在本案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根據程海平的安排和要求進行分工的。張書海是程海平的下線；
②與山西宇晉公司的聯系是由程海平具體負責，程海平與山西豫晉公司單線聯系，程海平不讓張書海參與與山西方面的直接接觸；
③由程海平出面與山西宇晉公司直接簽訂虛假購銷合同，并且約定開票費；
④開票的依據（過磅噸數、單價、金額、承兌匯票的復印件等）是程海平向張書海傳達和授意的；
⑤分贓是程海平給張書海進行分配，與程海平相比，張書海沒有主動權。
⑥程海平稱自己沒有分得贓款，這一情節控方的材料中沒有查明，因此即使不能確定程海平分贓的多少，但是不影響程海平的作用高于張書海的作用。因為涉及山西方面的聯系是程海平實施，程海平具有分配的主動權，張書海無法干預程海平的分贓行為。
3、關于張書海和劉耀卿所起的作用。
我們贊同起訴書對二被告所起作用的認定和排序，根據是：
(1)雖然張書海的介紹是劉耀卿實施開票行為的前奏，但是劉耀卿是否實施開票行為完全基于劉耀卿個人的意志，如果劉耀卿決定不實施，張書海無法對其進行強制；
(2)如果劉耀卿決定不實施開票行為，則本案就不可能發生；則張書海等其他被告或者構成犯罪預備，或者構成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因此劉耀卿的行為對本案的發生具有決定性的、終局的意義。
（3）劉耀卿和張書海各自的作用是自然分工的結果，是客觀的、無法更改的事實。
4、關于被告人張書海的主觀故意和認罪態度。
（1）被告人張書海在參與本案的涉稅違法行為前，對稅法缺乏了解（當然這與構成犯罪無關），這與明知故犯的情況有明顯不同，這說明他的主觀惡性比較輕；
（2）被告人張書海歸案后，對自己參與的違法行為的事實供述比較坦白，認罪態度較好。
三、對案件情況的一點想法
從本案中最上線的山西豫晉公司的作案動機和實施涉稅違法行為的情況看，山西豫晉公司與供貨方確實有實物交易，只是因為稅制規定上的原因，從非一般納稅人的供貨方處購進的廢鋼無法取得用于抵扣的相應發票，故要求舞鋼亞聯公司根據其購進廢鋼的數額（過磅單）和金額、付款的承兌匯票復印件等，為其開具相應數額和稅額的發票。因此，這與根本沒有實物交易的純粹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的發票的違法行為相比，有著重要的不同。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本案的定性、量刑和法律適用的平衡性等方面都有值得注意的問題，因此，辯護人提請法庭對辯護意見予以認真考慮，根據上述因素，本著就低不就高、留有余地的原則，做出恰當的定性和罰當其罪的判決。
一審法院部分采納了我們的辯護意見，2006年3月14日河南省平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被告人張書海犯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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