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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舉證責任問題
訴訟中的事實都要靠證據來證明的。整個審判的核心應當圍繞著證據的舉證、認證、鑒別、分析和認定來展開。因此在當前的審判方式改革中，首先需要通過改革，建立和完善一套完備的證據法則和程序，對舉證、質證、審查證據、認定證據以及各類證據的證明力等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充分減少當事人在舉證方面的盲目性，限制法官在證據認定方面的隨意性，從而努力保證裁判的公正。
一、訴訟要以證據證明的事實為根據
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是我國司法工作的根本的原則。由于法院的裁判實際上是事實和法律的判斷，因此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最準確地概刮了司法的方針和目的。但是訴訟活動中如何理解以事實為根據的含義，值得探討。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所謂以事實為根據，是指由法官在親自調查取證的基礎上所認定無誤的事實，才是裁判所依據的事實。訴訟的目的是要發現客觀事實，任何時候只要裁判結果與事實不符，則要按有錯必糾的原則，糾正裁判的錯誤。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訴訟中的事實都要靠證據來證明的，在絕大多數案件中，由證據所認定的事實都完全是事實的真相。人類的文明史證明，迄今為止，人類尚未找到比通過證據證明事實從而更有效的發現真實的方法，證據才是發現真實的方法，訴訟中的事實都要靠證據來證明，依據充足的證據而確定的裁判才有可能是公正的裁判。所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邊沁(JEREME BENTHAM)指出：“證據為正義之基礎”(EVIDENCE IS THE BASIS OF JUSTICE)。然而，正是因為訴訟中的事實都要靠證據來證明，因此訴訟中認定的事實并不一定是客觀上存在的事實。一方面，訴訟中認定的事實不可能完全是真實的，因為訴訟中爭議的事實都是過去發生的，而法官并沒有參與事件的過程和親眼目睹發生的事實，而時間的不可逆性使其不可能目睹事實的原貌。尤其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也不可能預知未來將要發生訴訟，而將客觀事實情況錄制下來，恢復事情發生的真實過程，這就使證據可能是支離破碎的，法官只能根據現有的證據憑借自己的分析和判斷能力努力認識事情的真相，而不可能在任何案件中完全恢復事實的真相。另一方面，由于在特定的案件中，法官因為受證據的不完整性以及缺乏證明力等因素的影響，以及法官自身不具有足夠的分析和判斷的能力、生活經驗，這就導致了法官基于一定的證據所認定的事實不一定完全是事實的真相。即使法官意識到訴訟中認定的事實，與客觀的事實不完全相符，為保護民事訴訟中的受害人的利益，只要其舉證所證明的事實的真實性達到可以合理相信的程度，便應當對該證據證明的事實予以認定。正如日本最高法院在一個判決中所指出的：“訴訟上的證明并不是象自然科學所使用的以實驗為基礎的推理的證明，而是對歷史的證明，而歷史的證明僅需要達到高度的蓋然性便可以，也就是說，該證明要達到一般人可以相信其為真實的程度”。
我們說，事實是由證據所證明的，因此，以事實為根據也就是要以證據為根據，然而當事人的舉證所證明的事實，其真實性達到何種程度，才能夠形成定案的根據，則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在英美法中，常常區別了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中的舉證，在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舉證所證明的事實的真實性必須達到超過了合理的懷疑的程度(BEYOND REASONABLE DOUBT)才能夠確定被告有罪，而在民事訴訟中，原告的舉證所證明的事實已達到了可以表面可信(PRIMA FACIE CASE)的程度，就可以該事實可以認定，因此，在民事訴訟中采取的是優勢證據法則(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根據該法則，只要證據的說服力可以使法官和陪審員能夠合理的相信該事實的存在，該證據克服了懷疑和疑問(OVERCOME DOUBT OR SPECULATION)，即可以對該證據所證明的事實予以認定。這一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因為在民事訴訟中，證據的不完整性和各個證據之間的不一致現象是經常發生的，而不可能要求當事人舉證證明的事實與真實的事實完全沒有差異，才能被認定。如果要求當事人的舉證的事實必須達到與客觀事實準確無誤的程度，或者達到使法官不能提出任何懷疑的可靠程度，這不僅是當事人難以作到的，而且因為在稍有疑問的情況下，便駁回原告的請求，便極不利于保護受害人的利益。因此，只要原告的舉證證明的事實達到使一般人能合理相信的程度，而被告所提出的反證不能夠從根本上動搖其可信程度，這就使原告所作出的舉證居于優勢地位，該證據所證明的事實是可以作為該裁判的依據的。當然，要采納優勢證據理論，也必須正確理解在訴訟中以事實為根據的含義。
正確認識以事實為根據的原則，還需要認識如下問題：
第一，以事實為根據絕不是說由法官親自調查所認定的事實，才是可以認定的客觀事實。以證據為根據，要求在訴訟中任何當事人要主張一定的權利存在，必須要主張該權利發生的原因、事實，這就是說要承擔舉證責任。舉證是一種義務，這就是說，一方要提出請求，必須使法庭相信其請求的事實是真實的，這就需要舉證證明請求的事實的存在，如果不能舉出足夠的證據，則要承擔敗訴的危險。法官的主要職責是對當事人舉出的證據的予以分析和判斷，而不是由自己去親自調查收集證據，有關事實調查任務應當主要由當事人通過舉證來完成。主要由當事人而不是由法官舉證，才難更有效的發現真實。
第二，由于以事實為根據也就是要以證據為根據，那么，依據證據認定的事實與客觀真實的事實不符，是否屬于錯案？按照傳統的觀點，凡是裁判所認定的事實與客觀事實不符的，都屬于錯案，并應按照錯案追究制追究承辦人的責任，但是，簡單的認為認定的事實與客觀事實不符還不能確定為錯案，因為，裁判所認定的事實是依證據所認定的事實，尤其是在民事案件中證據主要由當事人負舉證責任，而法官只是根據當事人的舉證所認定的事實，只要法官認定證據的程序是合法的，對證據的分析和判斷是正確的，則不能說據此所作出的裁判是錯誤的。即使以后當事人提出了新的證據證明原來裁判的認定與客觀事實不符也決不能輕易推翻原有的裁判，否則將會否定程序的公正性，也會損害司法的權威性。在發現新的證據以后，也必須要依循法定的程序決定是否應當改正原有的裁判。
第三，由于以事實為根據也就是要以證據為根據，公正的訴訟程序應當努力通過促進當事人全面履行舉證責任、法官正確地認定證據而發現客觀事實，但發現客觀事實并不是程序的唯一目的。一方面，公正的程序要求給予雙方當事人平等的、參與訴訟的機會以及攻擊防御的方法，對當事人的程序利益要實行平等的保護，但是如果僅僅只是要求發現真實，則可能會與公正的程序相矛盾。同時不能平等保護雙方利益，例如，法律如果設定了舉證時效的規定，一方沒有在法定的時效期限內舉證，盡管其提出的證據有利于發現真實也不能采納該證據，否則違背了法定的程序，而且使另一方應案件遲延審理甚至無限制的審理而蒙受損失。另一方面，公正的程序同時也要體現有效率的原則，程序只有及時終結才是有效率的，因此，不能為了追求客觀上的真實而允許當事人無期限的進行舉證，也不能使法官長期的對案件進行調查，否則也違背了程序的效率原則。
二、限制由法官調查取證的必要性
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最早來源與羅馬法，羅馬法中有“證明之義務，存在于主張之人，而不存在于否定之人”的規定，這是證據最基本的法則。盡管在中世紀，因為教會法庭基于宗教信仰而迷信宣誓的方法，使羅馬法的規則難以采用，但自中世紀末期以后，由于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審判的程序也不斷公正，因而羅馬法的舉證規則的價值也被重新發現，并在大陸法國家得到廣泛運用。我國法律也采納了這一規則。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這就是說，當事人應當承擔舉證責任。然而多年來，由于實行超職權的審判方式，完全由法官包攬證據調查，對當事人的舉證并沒有引起重視，從而使當事人的負舉證責任的規則沒有得到真正貫徹。
為什么必須要由當事人負擔舉證責任？因為一方面在民事訴訟中，訴訟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自身利益，當事人有義務對自己的請求進行舉證，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權益，理所當然的應當負舉證責任。尤其是當事人都親自參與的事情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他們完全有能力進行舉證，且各方當事人都為了在訴訟中獲勝，也會在訴訟中努力舉證。另一方面，由于當事人受利益的驅使，也能夠最大限度的收集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證據，同時也能夠向法庭最充分的解釋和揭示這些證據的證明力和價值。還要看到，通過雙方當事人的充分舉證不僅可以獲得比法官親自調查取證要多的多的證據，而且通過雙方從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所舉出的證據也可以使法官進一步了解案件的事實，通過當事人的說明和辯論，法官也可以逐漸的了解證據的真實價值，從而在此基礎上，對事實的認定作出準確的判斷。
我們要實行對抗制的審判方式，必須要改變由法官包攬調查取證的方式，在民事訴訟中，完全由法官調查取證，是不可能作到裁判的公正的，其原因在于，第一這一做法很難保證法官在調查取證的過程中始終保持獨立、中立和清廉。法官在調查取證的過程中，必然要與當事人一方進行單獨接觸，這就很難避免法官接受當事人的吃請，更何況個別法官缺乏應有的職業道德和素質，難免在與當事人的接觸中，發生權錢交易、徇私枉法現象。從實踐來看，司法腐敗現象的產生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制度不嚴和不完善。而使法官有許多的機會單獨接觸當事人及其律師。因此要從根源上治理司法腐敗，必須廢除由法官包攬調查取證的制度。第二，由于我國法院普遍存在著辦案經費緊張、財力不足的問題，由法官包攬調查取證是現有法院的資源所不能保證的。由于辦案經費緊張而又要法官包攬調查取證任務，法官只能從當事人身上想辦法，實踐中大量存在的“誰出錢為誰辦案”的現象，主要原因就在這里。而法官與當事人實行“三同”，也可以從這里找到原因。而這種狀況完全損壞了法官的獨立和公正形象。不難想象，法官靠一方當事人的資助，所收集調查的證據會是什么樣的結果！造錯案、收集假證據自然也是不可完全避免的事情。第三，即使法院具有足夠的費用為法官調查取證提供足夠的費用，因法官不可能投入足夠的精力而造成證據的收集不全，在此情況下法官難免形成錯誤的判斷。尤其是法官在調查過程中因先入為主的認識及偏見，使法官的調查出現差錯，或因為在調查中所形成的預先判斷使法官很難擺脫，從而使法官很難始終作到不偏不倚，或保持獨立和中立的地位。第四，法官調查取證會使當事人的調查取證工作變得意義不大，甚至毫無意義。由于法官通常不會拋棄自己辛苦獲得的證據而接受當事人的證據，即使當事人對法院的證據提出質疑，只要不是雙方否認，則法官便有取舍證據的自由。如果法官受到了來自于各方面的干預以及人情的影響，則法官的調查取證將會對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第五，法官的調查取證也會影響到二審的判決。因為在一審法官作出對一方的敗訴以后，該當事人提起上訴，二審對一審法院所調查收集的證據，有時明知有誤也不能輕易的否定，則對敗訴一方當事人更為不利。第六，造成訴訟突襲。由法官調查取證，在客觀上總會形成對一方有利而對另年一方不利的結果，尤其是法庭突然收集到的證據與一方收集到的證據形成重要的差距（例如由法庭聘請的專家所作出的證詞與當事人一方聘請的專家所提供的證詞在內容上截然不同），這就會訴訟突襲和突襲性的裁判，從而損害當事人對程序公正和司法正義的信賴。且受不利的一方常常難以相信其利益受到了平等保護，也會懷疑法庭的獨立和公正。
還要看到，由法官包攬調查取證，也影響訴訟效率。由于法官投入大量的精力進行證據的收集和調查工作，從而造成案件大量積壓，每年都要到年終突擊積案，從而影響了訴訟效率。
我們說，審判方式改革一項重要內容是強調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徹底廢除完全由法官調查取證的制度。但根據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2款的規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由于該條對于造成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不能收集的證據的客觀原因并沒有作明確的解釋，尤其是對法院認為確有必要收集的的情況沒有作出嚴格的限制，從而在實踐中被擴大解釋，使法官享有了在主動收集調查證據方面享有極大的權限，從而根本不利于裁判的公正。我們認為對民事訴訟法這一規定必須作嚴格解釋，因為按照對抗制的要求，證據原則上應當由當事人提供，法院不應負調查收集職責，如果將該條作擴大解釋，則法院仍然享有在很多案件中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職權，則法院仍然代替了當事人的職責，這與對抗制是完全不符合的，對抗制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官不能主動依據職權而調查收集證據。尤其是只要保留法庭獨立收集證據的權利，而且這些證據又具有優先于當事人提出的證據的效力，這無疑會給濫用職權的行為提供機會，當事人也會利用這種法律上的缺口誘使法官實施有利于自己的職權行為。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實行對抗制的情況下，如果當事人雙方提供的證據材料相互矛盾，或者雙方當事人均不提出調查收集證據的申請，人民法院認為卻有必要調查收集的，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取證。我們認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因為在對抗制的情況下，證據原則上應當由當事人負責，而法官只能處于消極仲裁者的位置，法官只是聽取雙方的意見和辯護，如果當事人的舉證是相互矛盾的，或者當事人均不提出證據，則意味著原告的主張不能獲得證據的支持，而應當承擔敗訴的后果，或者因為證據相互矛盾，則應當由法官依據其知識和經驗對證據加以判斷，而絕不能說在此情況下都應當由法官依據職權調查取證，因為當事人雙方的證據都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而收集和提出的，所以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證據都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出現證據相互矛盾現象以后，就應當由法官做出分析和判斷，而這正是法官的職責所在，但不能一旦出現證據的矛盾現象就要由法官依職權收集證據，否則，法官依職權收集證據的范圍過大，而與對抗制的要求完全不符合。
我們認為對民事訴訟法第64條的規定應當理解為法官調查取證的范圍，僅限于當事人及其代理人依法律的規定原因不能收集而主動要求法官收集的證據。這就是說，一方面，必須是當事人及其代理人依法律的規定原因不能收集的證據，例如，當事人在銀行開戶情況、帳號、存款情況等依據法律規定只有司法機關等有關國家機關才有權查閱而當事人不能夠獲取的證據。如果當事人因為人力物力的限制而不能自行收集證據，不應屬于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的范圍。另一方面，必須是當事人主動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請求法院調查取證。如果法院認為審理案件確實需要這些證據，則法院會依職權收集證據，但如果當事人并沒有向法院提出要求，則法院不應當行使該項職權。在審判方式改革中，我國許多地方的法院，開始嚴格限制法庭調查取證的范圍，例如，將法庭的主動收集證據的限定在當事人主動申請法庭查證，該要收集的證據是處理案件需要的證據，而非因當事人自己所能克服的客觀原因造成的當事人自己難以收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當事人客觀上不能收集的證據也必須由當事人主動提出請求法院收集該證據，當事人在提出申請的時候必須要詳細說明不能收集的理由，如涉及商業秘密、銀行存款帳戶等，法院要認真審查其理由，在一方請求法院收集證據以后，也應當允許另一方對此提出異議，如果另一方所提出的異議合理，法院應當拒絕一方請求收集證據的申請。
誠然，在實踐中，某些當事人因為法律知識欠缺，舉證知識缺乏，其不懂得舉證的要求或者收集的材料不符合證據的要求，據此有人認為法官在此情況下仍有義務幫助當事人收集證據，否則因為一方不知道如何舉證便判令其敗訴，是不符合事實求實的原則，我認為在此情況下，法院確有義務對當事人提供某些必要的法律建議，如告訴當事人應當舉出那些證據，或者指出在那方面的舉證不足，也應當通過交換證據等方式而使訴訟經驗缺乏的一方當事人意識到自己在舉證方面的不足，從而積極的、全面的履行舉證責任。但法院不能一當事人不能舉證為由而主動的代當事人收集證據。更何況當事人在訴訟經驗缺乏的情況，應當聘請律師幫助其調查取證，否則因不能舉出足夠的應當承擔敗訴的責任。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實行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的同時，必須意識到我國法律規定了在特殊情況下的舉證責任轉換制度，例如在產品責任、高度危險責任、環境污染責任等許多特殊的侵權責任中，實行舉證責任轉換制在原告提出請求以后，被告有責任就其沒有過錯并應當被免責的問題作出反證。
三、必須建立證人出庭作證的制度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0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證人出庭作證，不僅在民事案件而且在刑事案件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在實踐中，由于現行法律對證人拒絕出庭作證的懲罰措施未作出規定，尤其是因為對證人出庭作證缺乏可靠的安全保障和提供適當的經濟補償，從而造成目前證人出庭作證極為困難，出庭作證率很低。我認為與國外的法庭公開審理相比較，我國公開審判所存在的一個明顯缺陷是證人的出庭率太低，在許多庭審中，甚至沒有證人出庭，這就使通過庭審而發現客觀真實的作用大為減弱。由于證人不能出庭作證，而只是向一方提供了書面證言，那么，該方在法庭上提出該書面證言法庭是否可以采納呢？我認為，一方面，由于證人不能出庭，另一方既不能對證人提供的證言與證人進行對質，也不能就證人提供的證言向證人提出詢問，因此很難確定證人證言的準確性和可靠性，甚至不排除有捏造證人證言的可能，因此證人證言是很難作為證據采納的。
事實上，證人的證言是活的證據，如果證人親自目睹了事情發生的過程，或者參與了事件的過程，因此證人出庭所作的證詞，是最接近客觀事實的，所以，強化證人出庭作證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采取證人出庭制度，也不可能由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對證人進行詢問，許多學者建議，為了給予當事人雙方平等的攻擊和防御的權利，應當借鑒英美法的交叉詢問制度。這一建議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如果證人不能出庭作證，從而不可能采用英美法的交叉詢問制度，為此需要在法律上對證人拒絕出庭作證的后果作出明確規定，同時要對證人的安全保護問題作出規定，對威脅報復證人的違法犯罪行為，應給予嚴格制裁，證人應出庭作證，所需要的交通費、誤工費等都應當由要求其出庭作證的當事人負擔。
四、關于證據的時效問題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25條規定，“當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證據”，對此規定，一般都理解為，當事人可以在任何時候向法庭提出新的證據，采納這一主張的理由在于，按照以事實為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只要新的證據能夠證明一定的客觀事實，則應當允許當事人提供，而不應當有時間的限制，否則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們認為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我們說的實事求是是指依證據所證明的事實裁判案件，但證據的舉證本身屬于程序的范疇，為了保障程序的合理公正的應用，就必須要明確程序的及時終結性，就象訴訟不能夠延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一樣，證據也不可能在任何時候提出，而程序的及時終結也包含了證據也應當及時提供，否則將失去效力的要求。另一方面，證據沒有時間限制，這一程序很可能被當事人濫用，例如，在實踐中，某些當事人對部分證據在一審中不提供，而在二審中提出，從而使二審更改一審的判決或者導致案件被發回重審。這不僅使一審法院的公正的審判活動受到妨礙，而且也給另一方面當事人造成損害，尤其應當看到，證據沒有時間的限制是根本違背訴訟效率的，將有可能導致法官浪費不必要的時間精力和費用。且不說，當事人故意在某一時刻不舉證而在另一時間內舉證，而會使法官先前的許多勞動被浪費，而且即使當事人沒有故意怠于舉證而只是希望努力延長舉證時間，也會造成訴訟的延誤，使另一方遭受不必要的損失，例如，甲在法院起訴，稱乙曾向其借款若干元，但證據明顯不足，且乙矢口否認。甲提出其字據丟失需要花時間查找，請求法院允許將案件審理時間延長，而使其尋找到該失去的證據。在此情況下是否應當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允許將訴訟遲延審理，使甲有更多的時間去尋找證據，顯然，按照公正程序的要求，甲在提出主張的時候，就應當提出足夠的證據，當然，在訴訟過程中他可以請求法庭允許其花時間去收集新的證據，但絕不能允許其無限期的收集證據，尤其是時間的無限制的推遲，也會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損失，并且會使其不能受到程序的保護，導致整個訴訟費用增加。所以對舉證作出時間限制是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6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一時不能提交證據的，應根據具體情況，指定其在合理的期限內提交，向人民法院申請延期，延長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決定”，這一規定已包含了對舉證的期限限制的內容，但仍然不完善，需要就舉證的具體期限申請延長的具體時間以及在規定期限內不提供證據的法律后果，都應當作出明確規定。
五、關于當庭質證和認證的問題
所謂當庭質證，是指當事人雙方在法庭上出示了各種證據以后，應當在法庭的主持下，相互對對方所出示的證據進行對質核實，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由當事人互相質證。可見當庭質證是法定的必要程序，質證的主要內容是由當事人對證據的客觀真實性和合法性進行對質核實，至于證據的關聯性，則是由法庭予以判斷的問題，原則上不屬于質證的范圍，只有認真執行當庭質證，是保障證據真實性和合法性以及確保裁判公正的重要措施，在質證的過程中，當事人應當對對方提供的證據進行認真的辯論，一旦確定證據是真實的則便成為定案的根據，一般來說，所有與案件事實有關的證據材料都應該當庭質證，如果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對證據有疑問時，經法庭的允許，可以向對方當事人、證人、鑒定人等發問，被發問人應當對所提的有關案件事實和證據的問題予以回答，對于證人出具的書面證據，如果當事人有疑問，當事人有權要求該證人出庭接受質詢。對法庭應當事人的請求而主動收集的證據也應當在法庭上提出質證，我國民事訴訟法要求所有的證據都要在法庭上出示，并由當事人質證，其中就包括了法院依職權所收集的證據，如果該證據不具備客觀真實性和合法性，則不應當成為定案的根據。在質證和認證的過程中，不能簡單的認為所有的質證都應當采取一證一質、一質一認的方法，因為在實踐中案件的繁簡不同、證據內容和證明存在差異，不可能都采取此種方法，例如有的證據錯綜復雜并與其他的證據密切聯系在一起，很難實行一證一質的辦法，而必須采取多項證據綜合認證的方式，有的證據當事人在當庭難以認定，或一時把握不準，不能據此認為該證據未得到認證，尤其是對證人的證言可能既有真實的部分又有不真實的部分，必須與其他證據聯系起來綜合認定，所以，質證和人證的方式應當是多樣的。
質證應當依據一定的程序進行，質證程序包括出證、舉證、辨證等階段，雙方當事人都具有公開證據的義務，同時對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進行辨認、質疑和解答，當前，盡快完善質證程序是十分必要的。
法官采納證據后應在判決書中詳細說明理由，目前判決書的質量不如人意，其中一個重要表現是，對法官所采納的證據不具體闡述理由，常常在判決書中僅僅指出：“上述事實，有書證證人證言——證明，足以認定”，至于這些證據是由誰提供的，是否經過了當庭的質證和認證，究竟能證明什么問題，其與案件的事實的關聯性如何等等，極少作出分析和闡述，有的判決書僅僅只是列舉了證據的名稱便提出足以認定的結論，有的甚至在裁判書中連證據的名稱也不列舉，便認定了某種事實。裁判書中不說明采證的理由弊端很多，第一，它根本不能反映庭審過程的情況，例如，裁判書中列舉的證據，是否在庭審中經過了質證和認證必須要在裁判書中反映，如果沒有經過質證和認證，即使是法院調查和收集的證據也不能作為證據采納。第二，裁判的結果是否公正，首先要看證據認定的事實是否準確、清楚，這就需要對證據的分析和采納的理由作出闡述，也就是說，要從特定的證據中認定某種事實，必須要說明這些證據為什么能夠證明這些事實，證據與事實之間的邏輯聯系列舉眾多的證據并不意味著這些證據與特定的事實具有關聯，所以，在裁判書中不列舉理由根本不能使人相信裁判是公正的。
在西方國家，法官在認定證據的過程中，廣泛的采取了自由心證的辦法，證據的取舍完全取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國法律歷來對自由心證予以否定，其原因就在于它給予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極易導致司法的專橫，然而，如果在裁判書中對證據的認定不舉出理由，則同樣會給予法官多大的自由裁量權，也就是說，如何認定證據，如何從證據中確定事實，完全由法官自由決定，且不需要給當事人說明理由，這同樣會導致司法的專橫，也會為司法的腐敗提供機會，從根本上說它是不利于裁判的公正的
轉自:王利明<<關于舉證責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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