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軍 ]——(2009-7-15) / 已閱20350次
其三，改革相關刑事訴訟原則、制度與具體程序，消除行政化色彩，還刑事訴訟的本來面目。刑事程序打著訴訟的旗號而以行政化運作，這是刑事訴訟作為專政工具的標志，這是與刑事訴訟作為社會矛盾化解器所不相符的。在刑事訴訟中實現和諧，必須杜絕刑事訴訟的行政化運作現象。首先，嚴格執行控、審分離原則，防止法院充當追訴角色。這就需要在法院變更罪名權以及再審啟動權上作相應的改革，限制法院罪名變更權，取消其再審啟動權。其次，明確規定不得強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證其罪，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為控訴方的追訴工具，引入“自白”制度，把是否如實供述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項訴訟權利，而不是責任和義務。當然自白有別于自首，成立自白的核心條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但要明確自白也是一種法定量刑情節，對于自白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強化他們的抗辯能力，條件成熟時賦予其律師在場權和沉默權。再次，明確規定無罪推定原則，改革偵查程序，增強其公開性與對抗性，強化其訴訟因素。如前所述，偵查程序是我國目前刑事訴訟法保留斗爭色彩最濃的地方，要想完成擺脫斗爭哲學的影響，就必須對之按訴訟化進行相應地改造。當然，這種改造也必須有一個度，必須兼顧犯罪的控制。另外，就是增加法官的獨立性，盡量減少法官判決過程中的行政審批現象。
其四，加強制度創新，全面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增設訴訟和解制度，通過和解方式化解社會矛盾，減少不和諧因素。雖然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存在一些符合和諧政治哲學觀要求的具體制度設計，例如第142條第2款規定的微罪不訴制度，第172條規定的自訴和解制度等，但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角度看，刑事訴訟法仍然需要加強制度創新，其中特別要增設公訴案件的訴訟和解制度。
根據中國傳統觀點，認為犯罪是國家和犯罪行為人之間的沖突，在公訴案件中檢察機關無權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刑事責任進行和解。但在和諧政治哲學觀下，犯罪其實也是矛盾的一種，也有以和解方式解決的可能，尤其是在有被害人的公訴案件中，只要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并不是很嚴重，應當也可以和解。如此處理，一是有利于提高矛盾解決的效率，節約司法資源；二是有利于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使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損害得以及時恢復，而這是正常訴訟程序難以滿足的；三是盡量避免給行為人總是戴上犯罪標簽，使其背負沉重的心理負擔，影響其融入正常的社會生活，最大限度地減少因犯罪行為所導致的不穩定因素，以充分體現刑法的謙抑性。
在構建公訴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上，首先要明確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對要做出撤案、不起訴、暫緩起訴、免予刑事處罰的案件，應嚴格限定為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輕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自白等法定從輕、減輕、免除處罰量刑情節的刑事案件，具體包括過失犯、初犯、偶犯，親屬、鄰里、朋友、同事、同學關系中的傷害以及數額不大的盜竊、詐騙、搶奪等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犯罪。對未成年人適用刑事和解是各國通例，其目的在于加大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對此可以適當放寬和解條件。其次要明確刑事和解的實質要件。案件事實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為已構成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當事人在真實意思表示的情況下達成和解協議并明示放棄相應的上訴、申訴權利，是刑事和解的實質要件。第三要賦予當事人刑事和解的申請權和司法機關的決定權。第四要明確不同訴訟階段的刑事和解方式。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在檢察機關的監督下，可以撤銷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可以作出不起訴、暫緩起訴的決定；在審判階段，法院可以通過簡易程序審判，并減輕對被告人的刑罰處罰或建議檢察機關撤回起訴；在執行階段，可以對被判刑人減刑或予以假釋等。第五要增設暫緩起訴制度。有些案件當事人之間達成刑事和解協議后，履行協議需要一定的時間，客觀上要求在“起訴”與“不起訴”之間采取一種緩沖措施，即暫緩起訴制度。檢察機關應針對個案的具體情況，設置不同的暫緩期間，視加害人在暫緩期間的悔罪表現、履行義務情況，而作出是否提起公訴的決定。第六要修改相對不起訴的法定條件并要在司法實踐中大量運用。建議將相對不起訴范圍擴大到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輕微刑事案件或依法可能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具有自首、立功、自白等法定從輕、減輕、免除處罰量刑情節的刑事案件，以適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制度。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對相對不起訴的適用，出于對自由裁量權的敏感性，往往是慎之又慎，許多地方采取了人為限制適用比例的做法，導致相對不起訴率過低的現象，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在和諧哲學觀指導下，對符合法定條件的，應大量適用相對不起訴，以最大限度地化解社會矛盾，增進社會和諧。第七要建立刑事和解誠意調查制度和經濟賠償轉移支付制度、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實行刑事和解制度，在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都有人擔心，是否會因為加害人經濟實力的差異，出現“花錢買刑”、同責不同罰的問題，以致于侵犯到罪刑相適應原則，特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原則。司法實踐中不可避免會有這樣的現象：當事人都有進行刑事和解的意向，但因為加害人經濟能力有限，客觀上難以對被害人予以經濟賠償，導致無法進行刑事和解。對這種現象，筆者建議，應對加害人的經濟能力、當事人之間的刑事和解誠意實行調查制度，如果加害人屬經濟暫時困難，短期內無法支付較大數額的賠償金，但有勞動能力保障其有一定的經濟來源，應啟動經濟賠償轉移支付制度，由國家指定的金融機構代加害人支付賠償金，使被害人盡快獲得賠償，在指定的金融機構和加害人之間形成債務關系；如果加害人喪失勞動能力并沒有經濟來源，應實行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以確保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實施。第八要進一步完善非刑罰化的各種措施。刑法第37條所規定的訓誡、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行政處分等非刑罰化措施，在司法實踐中沒有得到充分的運用，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要進一步加以改進和完善，以期在充分實現被害人利益的同時兼顧加害人回歸社會的實際需要，真正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亟待建立和完善的措施有：社區矯正、社區服務、管束制度等。特別是管束制度，對刑事和解后的加害人，司法機關不能放任自流，而要與社區、學校、單位等緊密配合對其實施跟蹤幫教，準確把握其工作、學習、生活狀況和思想動態，矯正其違法行為和一些惡習，強化其法律意識，打消自暴自棄心理，增強自信心，促其改過自新。第九要完善對違背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而達成刑事和解協議的法律救濟手段。對當事人因受脅迫、欺詐、誘騙等非法方式達成刑事和解協議的，要建立相應的法律程序，以糾正錯誤的實體處理決定。第十要規定刑事和解的例外情形。對于累犯、因同類犯罪曾進行過刑事和解的加害人，不得運用刑事和解，以避免刑事和解無節制的濫用，導致對輕微刑事犯罪起不到應有的震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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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徐軍，男，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研究生，檢察長，從事刑事訴訟法研究
Jixi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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