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遙 ]——(2009-12-11) / 已閱13849次
論民眾性訴訟情緒與司法獨立——從鄧玉嬌案說起
李遙
摘要：民眾性訴訟情緒是專業性質的民意，民意是政治的，訴訟情緒是法律的，在民眾性訴訟情緒面前，鄧玉嬌案迅速落下法槌，完成了民眾對司法的一次監督，本文，結合多個案例，提出了民眾性訴訟情緒這一概念，論述了其特征、剖析了其價值，重點是其與司法的沖突關系和正確疏導。
關鍵詞：民眾性訴訟情緒 價值剖析 程序正義 立法 聽證
Abstract: Mass lawsuit mood is a kind of special public opinion, public opinion is political ,lawsuit mood is legal, before the mass lawsuit mood, the case of Dong Yujiao is judged quickly, which finished another surveillance , this paper ,combining with a few case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mass lawsuit mood, discussing its characters ,analyzing its value, emphasizing on its conflict with judicatory and right leading.
Keywords: Mass lawsuit mood Value analyzing Procedure justice Lawmaking Hearing of witness
從西安黃碟到孫志剛，從杜培武到劉涌，從佘祥林到三鹿奶粉，從羅彩霞到杭州飆車到鄧玉嬌-----，民眾的熱情與關注盛況空前，形成相當規模的群眾性訴訟情緒，孫志剛案引發民間三博士上書、三鹿奶粉案專設民意調查網頁、佘祥林案有220名群眾聯名上書、杭州飆車案與鄧玉嬌案引發官民對立-----，群體性的訴求與意愿洶涌而來，是真正的道義憤怒？還是民眾對司法的懷疑？是在履行民意監督？還是在非理性的干擾司法？是無理的喧囂還是由衷的呼吁？
但是，我們明白的是，我們的司法還沒有完全的獨立、權力一直在有形無形的侵蝕著司法、在中國，權力與權利的博弈,遭遇非難的永遠是權利，人們長期的情緒積壓，會借特定事件予以宣泄，面對巨大的民眾情緒浪潮的沖擊，司法恐難立住陣腳，那么，從偵查到公訴再到審判,是選擇絕對地服從法律，還是順應民眾訴向？抑或是兩者兼顧？順應民眾訴向與兩者兼顧是否是對法律精神與司法獨立的玷污？
我們還明白的是，是民眾性訴訟情緒促成了對孫志剛涉案人員的從速查辦、同樣也是民眾訴向促成了佘祥林冤案的產生，所以，民眾性訴訟情緒的積極意義與負面影響并存。那么，司法與民眾性訴訟情緒的PK，司法為什么難以獨善其身？為什么會失去了權威？為什么表現的如此的不自信？
一、 民眾性訴訟情緒的特征
社會心理學界對角色心理的研究，可以說是源遠流長，而且至今有著強勁的課題生命。從訴訟法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司法，終究繞不開社會互動這一背景的，公眾化的訴訟情緒帶有訴訟社會化的嚴重傾向，是超越民意的一種略帶專業化色彩的心里或心態。民意是個政治學上的概念，以嵌入政治生活為已任；訴訟情緒應屬法學和司法領域，參與者有極強的專門角色心里，是和法理、情理與司法文明與道德形成參照與對抗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和司法權威進行互動，其隱性目的是彰顯與詮注司法倫理。
訴訟情緒，作為概念之提出，有其人民性的一面，但以法律正義為其歸屬更為合適，更能說明其本質，此外，激情化與專業化、非理性心態甚至仇視心態也是其特征。激情是情感的強烈表現形式，往往發生在強烈刺激或突如其來的變化之后,人在激情的支配下，常能調動身心的巨大潛力，公眾激情與訴訟的碰撞，難免具有迅猛、激烈、難以抑制之特點。專業化是一個動態的或歷史的概念，與能力和勝任相關，訴訟情緒須具有專業化的一種心態，公意也好，民意也好，參與人員有部分的隨波逐流者，訴訟情緒的響應者則在數量上應該少得多，在質量上則優秀的多，因為訴訟情緒面對的是國家公器，是法庭，是國家強制力，是莊嚴的判決，少了專業性的分析與預測是不能稱其為訴訟情緒，從這個角度來說，民眾訴向不是喧嘩，不是叫囂。雖然具有專業心態的一面，但是，畢竟是群體性的，主體的多樣化，主體的價值觀與知識面的層次性決定了訴訟情緒的非理性，前文提到過，訴訟情緒是民眾長期的積怨，以特定的法律事件為突破口而形成的，本來仇視客體迥異，可能借此轉而仇視司法。
二、 民眾性訴訟情緒的價值剖析
在一個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國民訴訟情緒在空間上的表達是非常廣闊的，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何嘗不是一種民眾性的訴訟操作？但是，司法的獨立性又決定了其不會和不應該受到法律之外的任何干擾，在法治還沒有建成的我國，國民性司法情緒的客觀存在在功能與發揮的作用上雖然有其狹礙的一面，但是，從社會監督的視角，其性能容不得低估，對于打壓腐敗與不公、還原法律事實、實現司法正義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這表現在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對權力、人情介入司法的剝離作用，二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對司法權力濫用的阻隔作用。我們呼吁司法獨立，只是從司法不受權力干涉的單一層面和良好愿望出發，為此，我們在機制上有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經幾十年的實踐,我們發現，一是法官手中根本無有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裁量，二是自由裁量恰恰成了司法腐敗滋生的溫床，這二個結果都是對嚴肅的、代表國家公權司法的極大嘲諷。自由裁量權有“黑箱”一喻，道出個中原由。 如果司法在實踐上不是太曲解民眾的訴訟情緒，那么，司法權力的運作將是趨于公正的。訴訟情緒依托于媒體或網絡，這二者有著強大傳播、搜索、糾錯、“扒皮”功能，身陷其中者很難善終，如交通部官員林嘉祥雖然經過法律程序予以無罪的肯定，可是也伴隨著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的結果。
所以，長期以來，我們的司法之所以會失去群眾與民心，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權力的干涉，二是人情的干擾，而民眾性訴訟情緒從其本質來看，雖然矛頭直指司法過程，但最終擊中的還是案子本身背后的司法陰暗，它迫使訴訟細節公開、結果透明，而僅此一點，就推動司法趨向程序正義，程序正義繼而漸近實體正義，這對“打官司就是打關系”的我國現實起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與阻止作用。
洛克在他的《政府論》序言中所說:“為了鞏固我們偉大的復興，我們現在的國王，是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履行他的權力�！� 說這句話應該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如何征集民意？代表制度與代議制都是一定形式的民意集中方式，民眾性訴訟情緒是非官方的民意的自發集中，是一定意義上的對理想法的呼喚，而表現的是對現實法的叛逆。法的原始功能和本質，是對無主利益的分配，對既得利益的保護， 如此說來，訴訟性訴訟情緒追求的是對個體訴訟權益失卻的恢復。
中國的憲法原則之一是人民主權，但行政與司法的常態化卻又無法實現人民對 “權”的擁抱，短短幾年，多起個案中的民眾性訴訟情緒的被高頻率的激發，原因即在此，而民眾性訴訟情緒相對于司法的勝利，成就了憲政價值，卻也正是司法的悲哀，從反面給出了我們的司法還沒有獨立的慘酷的答案。
三、 民眾性訴訟情緒與司法的關系
訴權的正當與嚴肅使訴訟情緒可能在瞬間被理直氣壯的激活， 而司法的技術規范與價值判斷又使得參與群體在參與過程中對自己所演的角色的多次重新審視與評價，對自己的主張和訴求與法律正義、司法精神進行一系列的對比，這種自己意識上的建構經歷了一段心里上對司法的消解、過濾甚至消費過程。邱興華案中，邱興華連斃十人，行兇地是廟宇，然后是逃亡——追捕——捉拿歸案——審判——槍決，一時大快天下，此間，有一個致命的細節——對邱興華沒有進行精神病鑒定，這在司法上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群體性的輿論造就了一起對司法的惡性消費，對象是窮兇極惡的邱興華和茫然的司法，但是，群體的感官得以滿足，膨脹的訴訟情緒也隨著一聲槍響歸于平靜。鄧玉嬌案，妙齡少女，腐敗官員，異性洗浴，律師哭泣，解除委托，證據破壞，網民聲援，警察、律師、公眾、法官、政府等多方的較量紛紛登場，迅之而來的是一審有罪判決。而擱淺的是強奸嫌疑、官方代表鄧母宣布解除與律師的委托、鄧玉嬌的作為證據的內褲被清洗等諸多疑問，形成訴訟情緒質問司法、司法盡可能的還原法律事實與償還個體權益的直線邏輯。
從某個角度，民眾性訴訟情緒是司法實踐層面上的一件外衣，是對司法倫理，尤其是人情世俗、公道是非、善惡優劣的一種主觀性的不確定的評判。在評判的過程中，因為事實真相的不透明，必然有著對案情臆想的成份，但是，最起碼的一點是民眾的出發點在于良好愿望，在于對司法公正與人間正義的希冀，那么，這個過程就完成了一次社會性的民意監測，不得不承認，鄧玉嬌案，還有幾年前的孫志剛案的迅速和公正解決（鄧玉嬌案用了一個月零六天，孫志剛案用時二個月），社會輿論所形成的民眾性的訴訟情緒起了相當的作用。但是，訴訟情緒對司法的影響的合法性一直倍受質疑，訴訟情緒與司法獨立間的沖突也一直司法實踐上的難以逾越的一個“雷區”。
從文中提到的幾個案例來看，民意、媒體、網絡等對案件的參與與監督，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間審判”，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擊到法院與法官。但是，訴訟情緒所代表的社會共識與司法獨立的價值取向卻并非并行。我們承認，在激奮的輿論面前，法院與法官會屏蔽掉某些如權力干涉或人情干擾等不健康的因素，會平衡司法對抗中的強勢和弱勢，此為積級性的一面，但是，司法的獨立性、嚴肅性被挑戰、法律尊嚴被抽取、司法程序被擾亂，法條精義被曲解，這也成為司法無法言說的心痛。
隨著人們對人權研究的深入，也隨著人們對司法獨立價值的重新考量，人們逐步認識到，表達自由不僅有被公民濫用的可能性，也有被他人利用的可能性。 民眾性訴訟情緒與表達自由相比，非理性因素當然要多，但與民主爆炸相比，理性成分則占有優勢，那么，在價值位階上，有學者認為自由高于司法權力，因為其本質是公民權利高于國家權利。 按照此邏輯，作為訴訟自由與民主的一部分的民眾性訴訟情緒，是要高于司法獨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9條的規定：既有利于維護司法獨立審判，又不過度限制公民的表達自由。顯然，這是在對二者緊張關系的中和。
四、 民眾性訴訟情緒之疏導
在我國當下，司法不獨立、司法不平等與司法不公正是民眾性訴訟情緒與司法激烈沖突的最大誘因，如何化解二者的對立，完成二者的平等對話是理論界和實踐者的迫切任務。
談到對二者關系的調合，應該先回歸到法律的根源，即從立法上先消磨掉二者的不均等訴向。萊奧辛說過：“法治，就其經典的含義而言，必須切實保障法律的確定性，以使個人能夠據此為其私人生活和商業活動做出長遠規劃，否則法治就不可能維系”。法律如何完成自己的確定性？法律在成為法律之前，是否考慮過人民的感覺？法治要給人民充分的表達權，法治體現的是以民為本，憲政標準下的立法應該充分反映民意，為此，立法聽證從技術和程序上予以保證，而一個時代和民族對憲政精神的理解和參悟、法律制度與司法機制對憲政和法治的支撐，卻不是僅是技術和程序所能解決的。國家專司立法，法為國家公器運作的依據，立法之初，剝除官本位、政府本位、權力本位動機，汲取民生、民本、民主思想；立法之中，立法機構或立法者不能有超然于人民之上的感覺；所立之法應被人民信仰。我國現行憲法第12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憲法第126條、第35、第41條對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之間緊張關系的處理作了原則上的規定，但其具體范圍的界定卻通過授權性規范，這種作法在國際社會較為獨特。從立憲技術上不能不說存有一定缺撼。
在司法獨立的國家，司法實踐的細節和過程是排除民眾性訴訟情緒的，但是，英美國家的陪審團卻以一種近似完美的程序實現了法律對民主、民眾訴向的趨同與回歸。因為從本質上說，“陪審制度首先是一種政治制度，歷來被看成是人民主權的一種形式�！� 但是，辛普森案也好，米蘭達案也好，我們在感慨他們程序美好的同時，難道對這種程序害及實體正義的機制真的就由衷的贊美？可見，英美法律體系不能完整地解決這種困境，我們試著解決——人民陪審員制度，此制度從產生之日起就歷經修正，可是，其設立初衷與實踐結果仍然大相迥庭，是什么在搗鬼？筆者以為，人民陪審員的核心在“人民”二字，而人民陪審員產生的第一步就大錯特錯，官方或法院院長薦舉，人大常委會任命，這與“人民” 已相去千里，完全的失去群眾基礎，所以，流于形式、陪而不審的現象使人民陪審員制度遭遇垢病多，贊譽少。為此，筆者設計了案件聽證制度。這個案件聽證團要12到15名與案件無關的人員組成，成員從來源上不單是法院內部人員組成，而是由高級知識分子、達到一定行政職務的官員和具有崇高威望的社會活動家等人員組成。聽證成員不再是院長的提名和人大常委會的任命，也不是隨意選定（在美國，近年來通常聯合使用選民名單、電話號碼簿名單、汽車登記名單以及類似程序進行挑選），社會選舉的成員也要占一定的比例。和英美的陪審團一樣的是，也是在庭審過程中進行聽證，聽證團成員在聽審時無任何發言權，只是要認真聽審和用心感受，并在聽審后通過秘密投票的方式對案件有所定奪，且這種定奪在法官最后決斷時必須占一定比例地參考和影響，以實現司法與民眾訴向、訴訟情緒的靠攏與中和。
聯系到法官斷案實際與個案正義，在我國當下，司法訴訟的實踐環節所運用的法律方法還有待補充，因為，法律方法自近代大體經歷近乎機械適用的設計到允許法官解釋法律，再到法律論證的演變，反映的是法律適用理論與實踐不斷提升的過程， 可是，多年以來，我們有法官釋明環節一直不成體系，或者說從來就沒有所謂針對老百姓的法律解釋機制。從社會學角色理論上說，是因為司法情景系統的紊亂或者說是法官在司法實踐時所處的角色環境的影響，使得依托于西方法治實踐及其司法經驗并為中國法律人所廣泛接受的法官角色，一到中國，便或多或少發生了“走樣”和“位移”。 所以，法庭之上的法官以君臨天下的姿態出現，這便與民眾隔開了一大段距離，長期以來，造成民眾對法官與司法的信任，推及到對法律的信仰便大大折扣。那么，精細司法過程的重要一步是加強與完善法官釋法環節，把釋疑與解惑的工作做好，是實現有效與民溝通的重要前提。因為釋明權制度能實現法官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的相互借鑒，這在司法審判實踐的合理內核上又加了一層司法取信于民的誠信價值。
一直以來，我國憲法實踐著監督的使命，相對于憲法司法，這是憲法功能的弱化，所以有學者說我們的憲法很好，只是睡著了。 那么，“醒著“的憲法是什么樣子？憲法的應然功能是什么？在美國，所有案件最終判決最終能落實到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原則，在我國，憲法的司法適用第一案即齊玉苓案件也被認為是公正合理的。 所以，憲法性裁判應該作為一個制度予以真正的確立。人民主權原則的闡述陣地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如果非要由一個第三者的參與來對民眾性訴訟情緒與司法獨立做一裁判的話，在中國，這個任務只能由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來行使。理想的審理機構應該是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民間代表組成的聽證團、法官等三方進行，把民眾性訴訟情緒消化在法庭之上，而不是法庭之外，這樣的判決從價值上就或多或少保證了從法律條文、法律精神與司法論理的雙贏司面。
在中國當代語境之下，民主與憲政都是現代政制的基礎。然而，民主強調公民的參政權和政治秩序，憲政強調對政府(國家權力 )的限制和防范，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而不是結果，以此為基礎才有民生和民本，如果把民主看成是一片大好光景的話，那法治只是大好光景里的一棵樹或一片云，而法治則要借助司法實現民眾心中的美好愿望，實現民主與法律精神之間心領神會的默契。民主責問的是權力如何產生，法治責問的是權力如何運用、符合民意的權力生成和運用是對利益的最佳處置與分配，民眾性訴訟情緒挑剔的是一切形式的民主與法治、追究的是個體訴訟利益的去向與歸宿，所以，借用一定程度的憲政理念的培育和民主建設對民眾性訴訟情緒加以疏導、實現訴訟情緒與司法的良性互動才是治本之策。
結語：
經過建國六十年，開放三十年，中國依然擺脫不了傳統的影子，傳統中國的法律是以道義和情理為基，對于其關系，也是我們一直以來的一個基本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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