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鐘偉苗 ]——(2009-12-14) / 已閱11377次
也談如何實現辦案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
鐘偉苗
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關系問題其實是一個十分復雜也十分重大的問題。說其復雜，是因為論者雖然很多，但是大多是統而言之的口號宣示，并沒有一個明確清楚的定義。社會效果的范圍有多大？社會效果評價的對象是什么？社會效果由誰來評價？社會效果的判斷標準是什么？社會效果的取舍條件是什么？等等。很多情況下，同樣的案件，同樣的問題，論者的立場不同結論就可能不同，有的甚至會完全相反。例如，人民群眾和辦案部門認為貪賄犯罪案件查處越多，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就越好。而個別黨政領導卻并不這樣認為，在他們看來，這樣的案件查得太多，很可能會影響地方形象，影響投資環境，社會效果不可能好。說其重大，是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和方法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央和各級黨委都明確要求要把辦案的（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統一起來。
如何正確理解并實現辦案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探討的大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筆者認為，應當把握好以下三點：
一要把追求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最大限度的統一作為執法活動的指導思想。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不是現在才提出的，也不是一個階段性或臨時性的要求，更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司法實踐。這是“為誰掌權、為誰司法、怎樣司法”的根本性問題。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群眾法治意識的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對政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期待，不僅要求政法部門處理案件追求案結，更要追求事了，從而在根本上化解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應當是統一的。如果辦案的社會效果不好，很難說有好的法律效果。反過來也一樣，如果辦案的法律效果不好，一般也較難有好的社會效果。因此，把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對立起來的觀點和做法是不妥當的。這里既有認識問題，也有方法問題。例如，在當前的宏觀經濟環境下，辦理涉企涉稅案件，在嚴格依法的前提下，是采用放水養魚式的辦案方式可能不太會影響企業的生存發展，而如果采用殺雞取卵式的辦案態度，可能一下子使企業陷入困境，甚至可能倒閉。可見，同樣的嚴格執法，但思路是否開闊，方法是否靈活，其達到的社會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要追求的就是在嚴格依法前提下最大最好的社會效果。但實踐中有二種傾向值得引起關注：一是書生執法，機械司法，只求案結，不求事了，只會死搬硬套，不懂探求法的真諦，以為唯有這樣才算嚴格執法。二是違背嚴格依法的前提，不管對什么案件均把一時一地的社會效果放在首位，以追求社會效果為名行執法違法或不當干預司法之實。
當然，實踐中確實也經常會發生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暫時或局部的不統一的情況，因此，我們要追求的是兩個效果之間最大限度的統一。如從辦理故意傷害案件來說，檢察機關該捕還是不該捕，該訴還是不該訴，該退補還是不退補，以及什么時候退補，什么時候改變強制措施，掌握什么時候調解最合適，什么時候起訴等等，都要因人因案而異。但標準只有一條：即既要嚴格依法，又要方法靈活有利于化解矛盾，努力實現當事人和諧和社會和諧為目標。如果我們的辦案方法是千案一面，表面上是嚴格依法了，但怎么可能達到好的社會效果呢？又怎么能說這就是我們要追求的法律效果呢？
在對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關系的認識上要防止二個極端：一是看不到二者基本的一致性，認為一提社會效果就是不講法律效果。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因為法律總體上是為社會服務的。二是看不到二者暫時的或局部的矛盾性。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因為從哲學上講，矛盾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事實上，二者之者在暫時或局部是經常發生矛盾的，因為法律具有概括性、抽象性和滯后性的特點。看不到矛盾就不可能想辦法解決矛盾。因此，我們在辦案的指導思想上，一定要時刻把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最大限度的統一作為出發點和歸結點。
二要把探求法律的真諦和追求最大范圍內、最長遠社會效果作為追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有效手段。我們追求法律效果，要求執法人員嚴格執法，但由于法律本身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特點，使得不少情況下對嚴格執法涵義的理解本身也存在不小的爭議。如勞動法規中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在48小時內死亡的是工傷（認定工傷的情形之一）。在這里，48小時時間界限是確定的，但醫院或親屬的行為卻是不確定的，對傷者積極搶救可能會延長其死亡時間或不死亡，如果傷者突發疾病至死亡的時間超過48小時就不能認定為工傷；相反，如果傷者親屬主動放棄對傷者的積極治療，傷者很可能會在48小時內死亡，而這卻卻是認定為工傷的情形之一。如果我們作工傷認定的行政部門機械執法，把前種情況一律不認定為工傷，就很可能會發生嚴重的道德風險。這樣“嚴格執法”的社會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法律效果也是無從談起的。但是法律又必須有一個邊界，否則就會沒有準星。接上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于2004年11月1日作出勞社部函[2004]256號《關于實施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48小時的起算時間以醫療機構的初次診斷時間作為突發疾病的起算時間。但我認為，對上述意見的理解仍是具有推敲空間的。我們不談該意見的法律地位問題，對其內容我們仍要具體分析。如果病人的病在醫學上通過積極的治療措施有治好的可能，則48小時的計算時間起點應從醫學確診時起算。這樣既不違反法律規定，又注重社會效果。其實類似這樣的案例在實踐中是不少的。事實上，嚴格執法與正確解釋法律是不矛盾的。由于解釋法律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因此，近年來產生了一門專門的學科，叫法律解釋學。梁慧星教授《裁判的方法》一書雖然是民法解釋方法論，但對我們從事其他法律工作來說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價值的。正確的法律解釋過程就是我們探求法律真諦的過程。我們探求法律真諦是嚴格執法的基礎，對于離開這個基礎的死扣條文式的“嚴格執法”應予摒棄。同時，我們追求的社會效果應當理解為不是局部的在地方或部門利益背景下的社會效果，也不是暫時的在短期行為前提下的社會效果。我們追求的社會效果應當是在最大范圍內符合公序良俗的符合最大多數人利益的符合最長遠利益的社會效果。
三要把良法之治作為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最佳途徑。曾被中央充分肯定的溫州經濟模式在崛起和發展過程中曾與當時法律上關于投機倒把的規定嚴重沖突，后來發現我們當時的這個法律是不適應當時的經濟基礎的，這樣的法律只會嚴重地阻礙經濟的發展。因此，這樣的法律并非良法。如果這樣的法律執行得越嚴格，那么對社會、對人民、對國家的危害性也會越大。并非良法的法律現在也還是存在的，可能數量也不在少數。如前段時間媒體上披露的“開胸驗肺”事件就反映了當前在職業病認定方面的法律規定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因此，我們追求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就要求法律本身應該是良法。法律的生命在于質量。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百業待興，為盡快改變無法可依狀況，推動了立法走上快車道的話，那么經過20多年的努力，新時期的立法所面臨的是從實現有法可依到實現“良法之治”的轉型。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立法為民則是社會主義法律的靈魂。關懷民生、維護民權、民主立法等人本理念，已漸漸融入立法的靈魂和血脈。我們執法者應當充分認識到，一個良法之治的時代已經或即將來到了。良法本身就是在立法時充分考慮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的問題。因此，良法之治是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最佳途徑。良法之治除了立法之外，還有待于建立相關的重要配套制度，如違憲審查制度等等。當然執法也是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常說常新的問題，需要我們不斷實踐不斷探索不斷總結。對辦案人員來說，這既是一個群眾工作能力和把握政策法律的水平問題，也是一個工作責任性的問題，更是一個如何服務社會、服務經濟的政治問題。
諸暨市檢察院鐘偉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