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城飛將 ]——(2010-1-4) / 已閱8768次
法理不能代替法律，哲學不能代替現實（六）—刑事案件司法過程是嚴格邏輯推理過程，關于法律解釋、規則的不確定性等問題的討論
龍城飛將
由于新月、法盲人等人與我進行真誠的討論，使得我的思路逐漸開闊，想在這個方面寫多一點的東西。所以，在看到一剪梅的專題宣言后，我想到把自己的文章總體思路略微做些改變。
我原先的思路是，以《法理不能代替法律 哲學不能代替現實——關于法律解釋、規則的不確定性答新月與法盲人》作為主線，在這個主線下我分兩次寫了五個小題，分兩次貼上網去，因而有（一）和（二）。
大標題仍為《法理不能代替法律 哲學不能代替現實（之幾）》，小標題則為《——關于法律解釋、規則的不確定性等問題的討論，具體論述的內容》。所以本節的內容將排列為第六。
下面我們來討論新月數次講到的我所說的司法過程的三段論。
我認為，刑事案件審理過程是一個嚴格的邏輯推理過程。
當然，實際的刑事司法過程并不是這么簡單，它一定是分為三個過程，其一，查清事實。其二，找到適用的法律。其三，作出結論，即刑事判決。其中每一個過程又要反復地運用三段論。
第一過程，查明事實過程。這個過程又是分為公安的偵查階段、檢察院的審查起訴階段和法院審理階段。在公安的偵查階段，對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進行合理的懷疑，可以進行有罪推定。根據案件的線索、受害人的利益相關人的信息等找到相應的證據，最終排除對無關人員的懷疑，確定所有證據所指向的那個嫌疑人，然后送檢察院準備起訴。檢察院首先要對公安局送交的材料要帶著懷疑的眼光全面審查證據，認為證據不足，不夠起訴條件的要退回補充偵查。證據充足可以起訴的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訴訟。法官在案件審理時對檢察院送交的材料首先又應當是抱著懷疑的、挑剔的目光，同時又兼聽了被告的辯護，從兩方面的主張和證據相互質疑相互質證中得出自己對事實的判決。這個過程的三個階段，警官、檢察官和法官都要穿梭于事實與規范之間，他們要根據案件的情況，在對犯罪嫌疑人的審問、審查和審理過程中逐漸明晰犯罪嫌疑人涉嫌什么罪名，大致可能處以多大幅度的刑罰。這種穿梭只是使警官、檢察官和法官查明事實真相的時間縮短，而不是直接的適用法律的階段。案件事實固定后，就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實質上，這種穿梭對警官而言，就是偵查階段的推理。而偵查階段的推理過程，實質上是由直接推理和間接推理構成的。在傳統邏輯里某些只有一個前提的演繹推理。間接推理是前提有兩個或更多判斷的推理，主要包括：三段論、純粹關系推理、混合關系推理、純粹假言推理、假言直言推理、選言直言推理、假言選言推理、各種歸納推理、類比推理等。當然，三段論是一種應用最為廣泛的推理方法。
例如，辛普森殺其前妻案中，他是最大的犯罪嫌疑人，首先因為情感原因他與前妻離了婚，因而他可能有殺妻的動機。其次警察發現了他在現場出入的一些證據，加大了對他的懷疑。以云南省的杜培武為例，他的妻子與別人私通被犯罪集團殺死，在案件沒有其它線索前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因為人們很容易想到是否他因為知道妻子出軌而動了殺機等。這就產生第一個三段論，辛普森和杜培武的妻子均死，且是被殺，從現場勘察看兇手不是為了錢財，可能是由于某種仇恨。第二個三段論，他們倆人均與被害人有過夫妻關系，刑事案件中因情而殺的比例很大，因而情殺的可能性很大。第三個三段論，若是情殺，故意殺人的嫌疑最大，所以他倆人故意殺人的嫌疑很大。由于有這些合理的懷疑，警察可以先從這兩個嫌疑人開始進行調查。遺憾的是，云南杜培武案中警察在偵查中沒有徹底地貫徹邏輯的思維模式，比如，殺杜培武前妻的兇手必然在現場，但沒有證據證明杜培武案發時在現場。在此階段，檢察官與法官的思維模式應當是相似的。
第二階段，尋找適用法律的過程。案件查明后，就要尋找適用的法律。若犯罪嫌疑人是以秘密手段竊取他人錢財，則對應適用盜竊罪條款。若犯罪嫌疑人是致他人受傷或致死，則適用刑法關于殺人的罪名或故意傷害的罪名。以楊佳案為例，事實已經查明他是到警局故意殺人，適用刑法第232條，可以故意殺人定罪。
第三階段，作出判決階段。但待事實查明后，適用的法律找到后，用一個三段論推理可以解決問題。例如，大前提，法律規定以秘密的手段竊取他人財物是盜竊罪。小前提，查清某人以秘密的手段竊取了他人達到判決條件金額的錢財。結論，即判決，此人構成盜竊罪。若事實已經明清，但找不到適用的法律，以許霆和梁麗案件為例，就應當依法律的規定以偵查階段停止偵查，在審查起訴階段決定不起訴，在法官審理階段作出存疑無罪判決。
我一貫的觀點是，先定性，再定量。在上述三段論完成后，法官再根據已經定性的罪犯應當加重或從輕的法定情節，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內，決定其應得刑罰的輕重，即決定其應受刑罰的數量。
綜上所述：刑事司法過程是一個嚴格的邏輯推理過程。查明事實過程，必須符合邏輯。其一，在方法論上，須穿梭于歸納推理與演繹推理之間。確定懷疑對象，多用演繹法，而將懷疑的目標徹底地集中于一人身上，則較多的使用歸納法。以上海楊佳襲警案為例，他事先準備了兇器，他實施了襲擊警察致死的行為，被害人的尸體、血跡等均指向他實施了這一犯罪行為。其二，在邏輯推理的前提上，穿梭于證據事實與法律規定之間。目的都是查清事實真相，并且能夠給犯罪嫌疑人一個定性的基礎，即他是犯了什么罪。
適用法律過程，也必須符合邏輯。比如，對同一事件有不同的法律規定時，應當根據立法法解決相應的法律沖突。這就是一種邏輯關系，下位法服從上位法，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
作出判決過程，必須符合邏輯。事實與適用法律是作出一項判決的兩個前提，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項前提，均不能做出有罪的判決。
在刑事司法實踐中，有幾個問題需要人們予以注意：
第一，事實查清楚后，就要確認這個事實。業經查證清楚的法律事實，是適用法律，進行判決的基礎。
第二，適用刑事法律，法律條文必然是清楚的。若法律條文的“核心地帶”不清楚，或“邊緣地帶”不清楚不能用作刑事判決。人們發現法律這些問題后，需要做的是，其一，修改法律，經過法定的立法程序。其二，法律解釋，亦經過法定的法律解釋程序，這種解釋必然是有權解釋，即立法法規定的主體進行解釋。
第三，在適用法律，作出判決的過程中，法律沒有賦予法官以解釋法律的權力，法官只是在履行審判和適用法律進行判決的義務。學理解釋不能代替法律的規定。學者們永遠是眾說紛紜，他們的觀點僅供理解法律時作參考，不能直接用作法律而遵守。外國法律不能代替中國的法律。司法解釋，即兩高的司法解釋，現在多為人們所詬病。而省一級的解釋或規定，更是為人們所批評。如有的省一級檢察院不把貪污犯罪作為犯罪處理，顯然是違背了法律的規定。
第四，法官理解法，應當與其他人一樣理解。若是法官的理解與常人的理解不同，一定是有人理解錯誤。若是法律規定不明確，不能作為直接判決的依據。
第五，法律只要被適用，就必須由有權解釋的機關進行解釋。有權解釋的機構對法律的解釋與法律有同等的效力。刑事法律被適用，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其它任何機構，任何單位的解釋都是越權。
所謂“穿梭于事實與規范之間”僅限存在于我上面講到的條件。而“事實與規范”互相解釋更是無法實現的偽命題。事實上，在第一個過程，即查清事實的過程中，雖然有事實與規范之間穿梭，但目的仍是為了查清事實，減少彎路。真正把事實與規范聯結在一起的，是第三個階段，即作出結論。在這個階段，事實與規范均是作為前提，因而作出判決。
說明：
2010年的元旦，是一個令人心情愉快的節日。我邀請了一些親戚朋友來到家里，共同做飯，一起包餃子，暢敘著親情與友情。當親朋們離開后，我又坐在了電腦前。進入雅典學園，赫然看到了《關注法律解釋問題》專題，是著名網友一剪梅編輯的。他寫道，“法律解釋，既關乎法律體制，也關乎法治的實現形態。長期以來，吾國法律解釋，忽視司法解釋而重視立法解釋。近幾年間，多少有所改變，但司法解釋又每每篡奪立法職能，令司法者成為實際的立法者。而學術界、特別是法理學界對司法解釋的關注，更立足于個案裁判過程中的司法解釋。此種關注，與海外法治發達國家之司法解釋，大體合轍。最近見雅典學園龍城飛將、新月、法盲人諸位認真探討這一問題，頗合一剪梅以雅典學園為平臺，促法學學術之活躍的愿望。故特編輯此專集，以為支持”。
看來，雅典學園還真是有點討論的氣氛，雖然有人履履詬病它的推薦制度。一剪梅的專題也將會把人們的注意力引致更集中的角度，可能會深化人們對法律解釋、法律規則的不確定性等問題的討論。
我加了幾篇文章，分三個類型。其一，一般論述：《對“法治反對解釋”命題的整體性閱讀——兼與陳金釗教授、范進學教授商榷》。其二，兩高的幾篇具體案件的司法解釋。其三、我的一篇短文：《審查起訴與法院審理階段沒有疑難案件》。表面上看，我的文章與法律解釋沒有聯系，但實際上的我觀點已經把法律解釋的地位說得很清楚了。此外，我還建議把一位著名法學家關于法意與民意的觀點的文章放進來。
2010-1-4 凌晨
作者博客：http://www.yadian.cc/people/6493/
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