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振國 ]——(2010-1-26) / 已閱31795次
對于收受型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是主觀要件還是客觀要件，刑法學界觀點紛呈。理論上的爭論必然導致司法實踐中的困惑，我們將代表性的觀點一一評析，并得出無論采取哪種觀點，都會放縱一些受賄的犯罪分子、違背重典治吏刑事政策的結論。
（一） 舊客觀要件說
該觀點認為，受賄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所謂為他人謀取利益是指受賄人為行賄人謀取了某種非法利益或合法利益。這是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的一個交換條件。[18]這一觀點得到了1989年“兩高”《解答》的肯定。按照《解答》的規定，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同時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才能構成受賄罪。
（1）客觀上放縱了那些只收受財物，而不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人。司法實踐中，很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收受了請托人的財物，口頭答應為其謀取利益，其實根本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想法或意圖，也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或者按照實際情況根本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客觀條件。按照《解答》的規定，行為人的行為就不構成受賄罪，因為他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
（2）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體現利用公共職權謀取個人私利上，而不是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上，特別是行為人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合法利益更是如此。
（3）在司法實踐中，受賄罪的既遂標準是行為人實際收受了請托人的財物。但按照刑法理論，犯罪既遂的標準是具備某一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如果行為人在收受財物后，不想或者來不及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實踐中往往認定為既遂，而按照刑法理論，就不構成既遂。
（二） 新客觀要件說
該觀點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仍然是受賄罪的客觀要件，即只要國家工作人員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即可，不要求客觀上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實際行為和結果。這種許諾既可以是明示的又可以是默示的；既可以是真實的，也可以是虛假的（并不打算為他人謀取利益，卻又虛假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19]
（1）無法懲處獲取“感情投資”和 “灰色收入”的腐敗行為。在實踐中，請托人為逃避法律責任，往往采取“放長線釣大魚”的方式對國家工作人員進行“感情投資”，在給予國家工作人員利益時不告知具體的請托事項，國家工作人員收受利益是也沒有許諾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有些國家工作人員利用節假日、婚喪嫁娶、生病住院等時機，大肆收受請托人財物而不許諾或根本不想為他人謀取利益，僅僅將收受財物作為“創收”的手段。這兩種行為已經違背了公職人員的廉潔義務、破壞了公眾對公職行為公正性的信賴。而按照許諾說，行為人的行為都不構成受賄罪，這顯然與受賄罪的本質相矛盾。對于這種非典型的受賄方式，《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規定為資產非法增加罪，一些國家將資產非法增加行為納入貪污賄賂犯罪中。[20]
（2）賄賂犯罪是一種智能型犯罪，行為方式比較隱秘，行為過程往往只有請托人和收受財物的國家工作人員知曉。而許諾絕大多數采用口頭形式，鮮有采用書面形式的。案發后，犯罪嫌疑人百般抵賴，致使受賄證據難以獲得；即使獲得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但證明力較弱。
（3）許諾僅僅是一種犯意表示行為，而不是實現犯意的行為。這與司法解釋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是受賄罪的實行行為的觀點相矛盾。僅僅“許諾”并不等于是或者會“為他人謀取利益”，何況“許諾”還包括“虛假許諾”。
（4）將“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收受型受賄罪的客觀要件會導致行為“重復評價”問題。1988年1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中規定：“因受賄而進行違法活動構成其他罪的，依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這屬于立法規定的數罪并罰，司法實踐中要遵照執行。但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他人謀取利益”在受賄罪中被評價了一次，在構成的其他罪中又被評價一次，顯然違背禁止行為重復評價的刑法理論。
(三) 主觀要件說
該說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只是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貨幣與權力相交換的一種默契。就行賄人來說，是對受賄人的一種要求；就受賄人來說，是對行賄人的一種許諾或曰答應。因此，為他人謀取利益只是受賄人的一種心理態度，屬于主觀要件的范疇。”[21]這里的心理態度可以理解為一種“意圖”。
（1）如果堅持主觀說，那么就意味著只要行為人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主觀意圖，即使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也構成受賄罪。主觀意圖只能通過客觀行為表現出來，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偵查機關如何認定行為人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主觀意圖？
（2）堅持主觀說，同樣會放縱那些只想收受賄賂而不想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人，因為行為人根本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主觀意圖。
（3）在我國刑法中，對于目的犯一般都先規定“以……為目的”，再規定具體行為，如刑法第192條關于集資詐騙罪的規定；或者先規定“為……”，再規定具體行為，如刑法第191條第一款的洗錢罪。而在收受型受賄的法律規定中，“為他人謀取利益”是規定在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之后，這顯然不符合刑法的立法規范；刑法分則對主觀要件的規定，多采用“以……為目的”、“故意”、“過失”、“明知”、“意圖”等表達方式，從字面上理解，“為他人謀取利益”中，“為他人”是補充成分，“謀取利益”是中心語，它是一個動賓結構短語，表明的是一種行為。主觀說把它理解為目的犯的目的，解釋不通，受賄罪中行為人的目的應該是收受財物，而“為他人謀取利益”顯然不是本罪的目的。[22]
（四）主觀的超過要素說
該說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在受賄罪的構成要件中只是一種主觀上的“意圖”。受賄罪是短縮的二行為犯，所謂“短縮的二行為犯”，根據這個構成要件的行為本身，不能達到目的，于是，行為者又要通過第三者的其他行為才能實現其目的。在受賄罪時，為他人謀取利益之意圖，對于受賄行為來說是動機；而對以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來所是目的。[23]此說存在和主觀說同樣的問題，不再贅述，另外的問題有：
（1）作為一種貪利性犯罪來說，受賄行為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最重要的動機是貪利，而不是“為他人謀取利益”。受賄行為人收受請托人的目的也并不是“為他人謀取利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動機不是受賄犯罪的主觀構成要件要素，沒有必要規定在犯罪構成要件之中。
（2）從刑事政策的角度來講，將“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受賄罪的動機，徒增公訴機關證明犯罪的負擔，也不利于打擊貪污賄賂犯罪。
三、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的積極意義
理論上的爭論和實踐中的困惑都來源于受賄罪“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規定的不科學性。取消這一要件，理論上的爭論和實踐中的困惑都會煙消云散。
（一）對刑事司法實踐的積極影響
1、有利于貫徹落實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打擊犯罪、預防犯罪以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鑒于貪污腐敗犯罪的巨大社會危害性，古今中外刑法都對此類犯罪規定了嚴厲的刑罰（最極端的例子是我國明朝朱元璋對貪污賄賂者“剝皮實草”），予以嚴厲打擊。但是，現行刑法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使得只要求、期約、收受賄賂不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獲得“感情投資”等行為逃避受賄罪的打擊，不利于打擊和預防日益嚴重的受賄犯罪。
如果將“為他人謀取利益”逐出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將其作為量刑情節，則能將所有利用職務之便要求、期約、收受賄賂的行為納入受賄罪的打擊范圍，不會有漏網之魚，這也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司法實踐的對于國家公職人員收受紅包 等超前感情投資的犯罪化問題。同時，從世界各國的規定來看，在受賄罪的過程中不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并沒有導致受賄罪范圍的無限擴大。[24]
2、增強刑事司法實踐中的可操作性
（1）容易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行為人只要利用職務之便要求、期約、收受請托人的財物，不論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就構成受賄罪。而受賄罪與詐騙罪、敲詐勒索罪的區分的關鍵是看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受賄罪的故意。
（2）減輕司法機關的證明責任，節約司法資源。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之后，司法機關只需證明被告人利用職務之便要求、期約、收受請托人的財物且犯罪情節嚴重即可。這比證明利用職務之便要求、期約、收受他人財物與為他人謀取利益之間的因果關系要容易得多、客觀的多。這也提高司法機關的辦案效率，從而節約大量的司法資源。
（3）解決了既遂、未遂的認定難題。對于受賄罪的既遂與未遂的區分標準問題，學界有承諾行為標準說、收受行為標準說、謀取利益標準說、取財、謀利雙重標準說、實際重大損失說，以上幾種觀點，分別從承諾行為、收受行為、謀利行為、危害結果等方面提出了區分標準。由于區分標準的不同，導致司法實踐中的做法不一。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后，“收受行為”說將稱為認定受賄罪既遂、未遂的唯一標準，只要行為人要求、期約、收受財物或其他利益，就構成犯罪既遂，這一標準也符合受賄罪的本質。
3、有利于履行國際條約規定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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