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滕傳樞 ]——(2010-6-10) / 已閱12096次
論破壞計劃生育的犯罪
滕傳樞 蔣世祥
破壞計劃生育罪的罪名，在我國現行刑法中尚屬空白。然而破壞計劃生育的行為在當前社會中卻普遍存在。其中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后果即應當構成犯罪的亦時有發生。各級政府、司法機關及社會輿論都要求給予懲罰，但卻無法可依。其結果在實踐中要么用別的罪名懲罰，造成此罪與彼罪混淆；要么只好放縱犯罪。因此對破壞計劃生育的社會現象從刑法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并建議增設“破壞計劃生育罪”這一新的罪名，成為當前刑事立法及法學研究工作中的當務之急。
一
眾所周知，當今世界人口已突破50億，控制人口已成為人類世界面臨的幾大難題之一。由于人口增長過快，造成同國民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保持社會安定（如教育、就業、住房、耕地、文化、衛生、科學、能源、環保、生態、治安等）的一系列難以克服的矛盾。因此人類社會已清醒地認識到面臨的這一巨大危機并采取相應的對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實行計劃生育，以控制人口的增長。早在本世紀初，在一些發達國家中就已經進行控制人口的宣傳，召開國際性節育會議，成立國際性節育組織。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人口問題進一步引起工業發達國家的關注及聯合國的重視。到七十年代，節育活動已在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開展起來了。到了八十年代，據聯合國的調查，158個國家中，118個國家制訂了支持家庭計劃的政策。但各國的節育率差別很大。目前發達國家的節育率為70%左右，出生率平均為16%左右；而發展中國家的節育率只有20%左右，出生率平均為34%左右（數據引自《計劃生育手冊》1986版第9頁）。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又是發展中國家，控制人口的增長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都更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然而，在中國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的30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誤及其他原因，出生了6億多人口，除去死亡，凈增4.3億人，是舊中國從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中增加人口（1.3億）的三倍多（數據引自《計劃生育手冊》第448頁）。因此，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25日《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指出：“為了爭取在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總數控制在12億以內，國務院已經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這是一項關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和前途，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國人民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的重大措施。”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5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第49條又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1980年的新婚姻法也作了同樣的規定。從此，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提供人口素質，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而且必將推行到長遠的歷史時期。在我國社會生活中，由此產生了這樣的一種新的法律關系，即國家各級政府領導和管理推行計劃生育工作的權利和每個公民遵守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法令的義務。這就是計劃生育法律關系。調整這樣一種法律關系需要相應的法律規范。近幾年來，除了計劃剩余的一系列政策性規定外。各級地方人大也制定了 一些計劃生育的地方性法規。但從全國范圍看，尚沒有“計劃生育法”的法律即其配套法規。刑法中也沒有調整計劃生育方面的條文。這些都急待于立法工作的解決。本文只試從刑法法律規范角度進行調整作一粗淺論述，以供立法參考。
幾年來，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育齡人口多。建國以來經歷了幾次生育高峰期，加之傳宗接代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響，以及因經濟文化落后而面臨的種種復雜情況，使這一工作的難度很大。在此情況下，還有少數不法分子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就更加影響了這項工作的正常進行。目前，我國已進入建國以來的第4次人口生育高峰期，預計將持續到本世紀末。其特點是持續時間最長，育齡人口最多，控制人口增長的難度最大。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和關系現代化建設大業及中華民族的興衰未來的問題上，這些不法分子的破壞行為，其社會危害性之嚴重是不待自言的，對其中構成犯罪的行為的刑法調整成為必需和必然，也就毋庸置疑了。
犯罪的本質特征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所謂社會危害性也就是對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危害。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同一種行為，在一定社會條件下不具有社會危害性，而到了社會條件發生變化時就可能是具有社會危害性。反之亦然，例如妊娠婦女的自愿墮胎行為，在過去許多國家包括舊中國的法律中都被規定為犯罪。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人口問題還不十分突出。，醫療條件很差，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所以也認為是有社會危害性的。但是在經濟文化不斷發展，醫療條件改善，特別是當今人口問題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危機時，就需要大力進行計劃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長。這時如果反過來超計劃生育，破壞計劃生育的推行，就對社會產生了危害性，情節和后果嚴重的，就應當構成犯罪。理應受到刑事追究和刑罰處罰。否則，將導致網絡一面放縱犯罪，甚至造成司法工作的混亂。
二
破壞計劃生育的行為表現多種多樣，處理育齡夫婦采取種種違法手段造成自己超聲以外。對社會危害更為嚴重的則是由于少數不法的破壞活動造成其他育齡夫婦多人超聲超懷。如私自給一些育齡夫婦作假結扎手續，出具或出售各種假證明，或證明其已作絕育手術，或證明其第一胎嬰兒系疾嬰，或將漢族更改為少數民族等，致使一些不符合生育第二胎條件的夫婦超生。與此同時，有些不法分子或從中牟利獲取錢財，或調戲、侮辱、強奸婦女，或因粗野方法傷害婦女身體，這些行為嚴重地阻礙和破壞了計劃生育工作的推行。為此，在一些政策性規定中，對破壞計劃生育的行為規定了要追究責任和給予處罰。但是涉及追究刑事責任的，只有一件司法解釋，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1983年12月10日下達的《關于依法懲處利用摘除節育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分子的聯合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該《通知》指出：“近幾年來，有些地方不斷發生私自為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影響推行生育的事件。……對于群眾中私自為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影響推行計劃生育，但沒有進行違反犯罪活動的，應著重進行批評教育，促使他們停止和改正。對于利用為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進行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的，應根據不同情況，分別依法懲處：
一 以牟利為目的，私自為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或者借摘除節育環對婦女進行調戲、侮辱的，可以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和國務院有關勞動教養的規定，酌情予以行政拘留、罰款，或者收容勞動教養，并沒收其非法所得的財物及違法活動用具；
二 以牟利為目的，私自為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方法粗野，傷害婦女身體的，依照刑法規定的傷害罪懲處；
三 對于借摘除節育環，強行奸污婦女的，依照刑法規定的強奸罪懲處；
四 數人合伙私自為多名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妨害計劃生育工作的，對首要分子依照刑法規定的擾亂社會秩序罪懲處；
五 以造謠、欺騙手段私自為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騙取大量財物的，依照刑法規定的詐騙罪懲處；
六 借摘除節育環調戲、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破壞公共秩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規定流氓罪懲處。”
這一《通知》的下達，無疑對打擊破壞計劃生育的犯罪起來積極的作用。但是無論從立法角度和司法實踐考察，《通知》顯然不能解決對破壞計劃生育的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問題，而且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導致了下述兩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第一 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往往放縱了犯罪。由于刑法沒有破壞計劃生育罪的罪名。《通知》只能將追究刑事責任限制在“利用為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進行各種違法犯罪活動的”范圍內。首先，《通知》把破壞計劃生育的范圍縮小成了僅是“利用為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如果是采取其他方法。比如搞假結扎等，就不在“懲處”的范圍內了。其次，這里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是指刑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上已有明文規定的違法犯罪活動。并未包括法律尚未規定的“破壞計劃生育罪”在內。如果沒有觸犯已有罪名的，當然也不在“懲處”之列，這樣范圍就更小了。《通知》中“對于群眾私自為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影響推行進行計劃生育，但沒有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應著重進行批評教育”這一段話本身在邏輯上就是矛盾的，既然實行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憲法和法律都有明確規定”，那么私自取環，影響計劃生育推行的行為，必然是違法行為，其中危害嚴重的就是犯罪行為。哪會存在“但沒有進行違法犯罪的”情況呢？
再從《通知》的具體條文看，也是難以對有關破壞計劃生育的犯罪定性和處罰的。例如按《通知》的第二點，前提是以牟利為目的（主觀要件），如果并非以牟利為目的，哪怕私自取環方法粗野傷害了婦女身體的，也定不了傷害罪。即使以牟利為目的，也還有一個故意傷害還是過失傷害的問題的。一般講，以牟利為目的取環傷害了婦女身體的，其主觀上并無傷害之故意，那么按照過失傷害，必須達到重傷以上才能定罪。這顯然畸輕了。再如按《通知》的第五點，其詐騙數額要是達不到“較大”或“巨大”的，無理由按詐騙定罪。即使達到，如果沒有詐騙情節及手段的，也無法以詐騙定罪。而現實中私自取環者即使牟利，采取造謠和欺騙手段的少見。多數付酬者系自愿。除此而外，按《通知》中的其他條款執行，也存在類似上述難以定罪的情況，如果不法分子在私自奇幻時并非以牟利為目的，也未調戲侮辱婦女的，則連治安處罰和勞動教養都處罰不了。
這種狀況，不僅造成了一些破壞計劃生育工作的犯罪分子僥幸地逃脫法網，導致刑法不能發揮懲罰犯罪的作用。而且會使一些不法分子及少數落后群眾誤認為法律無能，以致有的人將會重蹈覆轍或變本加厲，給計劃生育的推行帶來更大的阻力。
第二 混淆了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導致司法中的混亂現象。由于破壞計劃生育的犯罪分子給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造成嚴重危害，所以各級政府、司法機關以及社會輿論都要去給予刑罰處罰，否則難以平民憤。然而刑法中又沒有這一罪名，于是有些司法人員就只好根據《通知》精神尋找一個可以“掛上號” 罪名追究刑事責任。這樣一來，判決中就難免出現只要獲取財物的，不管數額大小和有無詐騙情節均按詐騙定罪。過失傷害的按故意傷害定罪，通奸的按強奸定罪，并未破壞公共秩序的按流氓定罪等情況。結果，法理上說不通，被告人不服判。上訴申訴案增多，司法人員陷入“不判不合法，判了也不合法”的矛盾之中。
下面且以貴州省的三案為例說明。
案例一 被告人毛蓮鳳，在1977年至1982年間，先后在本區的三個鄉域內，為23名育齡婦女私自摘除節育環，致超聲小孩19名，共獲取現金一百余元及數十斤糧食。被縣人民法院以詐騙判處有期徒刑9年，上訴后，被中級人民法院改判為有期徒刑4年。
案例二 被告人洪蓮芝，在1981年1983年間，先后在其本鄉域內給9名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致超生小孩7名。由于被告人為獲取財物，故被縣人民檢察院以妨礙公務罪起訴，縣法院感到難以定性，將該案上報上級法院審定。因無法律依據，省高級法院認定該被告無罪，被告即被無罪釋放。
案例三 被告人趙舉武等4人系鄉級衛生院醫生。自1983年以來，利用工作之便，用在結扎部位輕輕劃破弄皮或貼上膠布等手段，先后給16個鄉鎮的群眾作假結扎手術和出具假結扎證明622例，索取現金3萬多元和大量財物。致使220名育齡婦女超生 人超懷。縣人民法院于1988年對被告人趙舉武等以詐騙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7年、6年、2年、1年。
這三個案例都是按照現行刑法即《通知》的解釋判決的，但卻產生了以下三個應予質疑的問題：
1、案例一與案例二被告人的行為同樣是破壞計劃生育的非法取環（致超生人數有差別，但影響不到定性），僅因為百余元現金獲得與否。卻產生了“質”的差異，一個有罪，一個無罪，為什么？
2、案例一與案例三之被告雖獲取現金及財物，但并未用虛構或隱瞞事實真相的方法。即根本不具備詐騙罪的特征，還有案例一的被告所獲之財物并未達詐騙罪“數額較大”的定罪起點，卻均以詐騙定罪科刑。為什么？
3、案例一與案例三既然均以詐騙定罪，當然應依據所“騙”數額之大小量刑，然而兩案數額相差300余倍，處刑卻只相差不到1倍，為什么？
按照現行法律，這些問題是無法解答的，其根本原因就是現實中客觀存在破壞計劃生育之犯罪而刑法上是空白這一矛盾所致。如果在刑法中規定了破壞計劃生育的罪名，則上述問題及矛盾便可迎刃而解了：
1、上述三案例的被告人之行為均構成破壞計劃生育罪，至于量刑應根據危害程度之大小（如超生人數的多少極其他情節）有所區別。
2、案例三的4名被告人的行為同時觸犯受賄罪的罪名（案例一的被告不屬受賄罪主體，不構成犯罪），應按牽連犯罪的原則（重罪吸收輕罪）處理，根本不發生構成詐騙罪的問題。
三
如果在刑法中增設破壞計劃生育罪的罪名，對該罪的概念、法條構成及處理可作如下表述和解釋。
破壞計劃生育罪，是指私自為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作假絕育手術，出具假絕育證明或者用其他方法破壞國家計劃聲音工作推行的行為。
法條可這樣設立：私自為育齡婦女摘除節育環，作假絕育手術，出具假絕育證明或者其他方法破壞國家計劃生育工作推行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破壞計劃生育罪侵犯的往往是復雜客體：既侵犯國家對人口的管理和控制，也侵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還可能侵犯公民的財產和婦女的人身權利。但主要侵犯的是前一客體，所以它侵犯的直接客體是國家對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同類客體應當是社會管理秩序，即應歸入刑法分則第六章的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之中。
破壞計劃生育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出于故意。過失不構成本罪。至于動機則可能是多種多樣，比如牟利、調戲或奸污婦女等，并不影響構成本罪。
破壞計劃生育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只要是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構成。國家工作人員犯此罪的，應從重處罰。
破壞計劃生育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實施破壞計劃生育的各種行為。例如：為多名（一般指3名以上）育齡婦女非法取環，作假絕育手術或出具假絕育證明，出具或出售其他各種破壞計劃生育的假證明、工具、材料等。至于是否導致超生超懷，不影響本罪的構成。只要實施終了上述破壞計劃生育的行為，就是犯罪既遂，致超生超懷的人數多少，則作為量刑的從重從輕情節考慮。所謂“情節嚴重的”指致使育齡婦女超生超懷30名以上，或者同時索取大量錢財，調戲、侮辱、傷害、奸污婦女而又未構成數罪的，或者影響特別惡劣的其他情況，如果是在實施破壞計劃生育罪的同時又觸犯其他罪名（如索賄、受賄、流氓、詐騙、強奸、傷害、妨礙公務、擾亂社會秩序等）的，屬一個故意一個行為，則按牽連犯罪的原則處理；如屬兩個以上故意與兩個以上行為的，則按數罪并罰的原則處理。如果是傷害、殺害或誣陷計劃生育工作人員，或者是育齡夫婦為自己超聲而溺嬰、棄嬰，或者是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徇私舞弊、玩忽職守導致大面積超生的，則按照刑法有關的條款定罪，如傷害罪、殺人罪、誣陷罪、遺棄罪、瀆職罪等，而不定破壞計劃生育罪的罪名。
處理破壞計劃生育的案件，要注意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推行計劃生育主要依靠對群眾進行普及的宣傳和教育，使群眾自愿地采取節育措施。因此，除行為構成犯罪的以外，對一般違法行為，如育齡夫婦不履行計劃生育義務采取種種違法手段以達到自己超生的目的，雖也縈系那個了計劃生育工作的推行，但尚不足以構成犯罪，應按照國家計劃生育的政策性規定或地方性法規，酌情給予黨紀、政紀及其他處分。
關于計劃生育工作對立法、司法，包括對破壞計劃生育的違法犯罪的法律調整，有待于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者及法學、司法工作者的努力，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積累，理論上深入研究和升華，以趨逐步健全和完善。我們認為，現在把這項工作提到國家的立法日程上，既是需要也有可能了。不僅是形勢和任務的需要，也是健全法制的需要；既有十年推行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也有人們十年認識的思想基礎和承受能力。深信，我國在不遠的將來能實現人口增長同經濟及社會發展計劃完全適應，人口增長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質得到普遍提高。在全人類共同奮斗的這樣一項宏偉事業中，法律必將起到它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1988-09-10 與蔣世祥合撰于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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