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紅星 ]——(2010-8-25) / 已閱6349次
簡論以自首論的前提條件
曹紅星
我國《刑法》第六十七條規定了兩種自首方式，一種是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筆者稱其為“標準的自首”。另一種是第二款規定的“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筆者稱這種自首方式為“以自首論”。
對于標準的自首，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就構成自首，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罪行是否為司法機關掌握、知悉，在所不問。但是對于以自首論，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非自動投案，故其必須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沒有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也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必須是司法機關還沒有掌握的其他罪行，否則只能視為認罪態度好，而非以自首論。立法機關之所以如此規定，是為了鼓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偵查機關坦白自己的罪行，從而使偵查機關得以迅速破案，節約司法資源，并打擊犯罪，保護受害人。然而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犯罪行為尚未被司法機關掌握如何理解，也即以自首論的前提條件——對于司法機關掌握該犯罪事實的標準是什么，是司法實踐中認定以自首論的關鍵。但是無論法律還是司法解釋，對此均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這就為司法實踐帶來了一些模糊和不便操作之處，筆者在此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筆者認為對于司法機關是否掌握犯罪事實，必須是司法機關單位掌握該犯罪事實，例如基層派出所、公安機關等，司法機關掌握該犯罪事實，必須是登記或者立案，而不能是某一個工作人員知道或者道聽途說。也即司法機關所掌握的罪行，必須體現為司法機關單位的意志，即為司法機關單位所掌握，而非某一個或幾個工作人員的知悉。例如，2009年4月14日凌晨，被告人李某伙同線某竄至某市某小區，趁被害人楊某家中無人，兩人翻窗入室，從臥室褥子底下盜走現金3000元離開。楊某回家后發覺失竊，即到小區警務室報案，但警務室保安未予理睬。楊某覺得損失財物不多，也沒再向任何人提起此事。2009年6月份，李某和線某再次到該市另一小區實施搶奪行為時，現某被群眾抓獲并扭送至公安派出所。現某被扭送至派出所后，在偵查人員審訊時僅僅供述了被抓時所實施的盜竊踩點行為，對盜竊被害人楊某一案未作供述。兩天后公安人員在現某協助下，將在某網吧上網的李某也抓獲歸案。現某擔心李某將盜竊楊某的犯罪事實供述對其不利，遂供述了盜竊楊某3000元的犯罪事實。與此同時，李某也對盜竊楊某3000元的犯罪事實作了供述。對于本案中，現某是否構成自首，公訴人認為被害人楊某在失竊后已經報案，雖然小區保安沒有理睬，也沒有依法登記上報，但楊某報案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況且現某在偵查人員第一次審訊時并沒有如實供述本案，后來是迫于李某先供述對其不利，才做了供述。故現某不構成自首。筆者作為現某的辯護律師，認為公訴人的觀點不能成立，現某的行為構成自首。現某是否構成自首的關鍵，是司法機關是否已經掌握了其參與的盜竊楊某一案的犯罪事實。雖然本案中楊某到小區警務室報案，但是小區警務室的保安并沒有依法登記并上報，他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對于他的知悉只是一個普通的公民的知悉，僅是其個人行為，并不能代表所屬公安機關，故不能視為公安機關已經掌握了該犯罪事實。
其次，司法機關不僅應掌握案件的發案事實，而且還應掌握一定的線索、證據證明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為。司法案例中存在大量的懸案，這些案件雖然通過被害人報警，公安機關掌握了發案事實，但是由于沒有任何的破案線索，導致無法查獲犯罪嫌疑人。對于此類案件，一般為具有反偵查經驗的慣犯、流竄犯所為。這些犯罪嫌疑人往往會在實施其他犯罪行為時被查獲、抓捕。如果犯罪嫌疑人不主動供述，往往會成為懸案，為了破案，會浪費大量的財力、物力、人力等司法資源。但是這些犯罪嫌疑人主動供述了這些犯罪行為，而不能被認定為自首，將嚴重打擊其供述的積極性、主動性。社會上流傳的“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即由此而來。筆者認為這不符合立法本意。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于以自首論中，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實施的其他罪行，應作如下理解：1、罪行未被司法機關掌握，應為司法機關單位，而非某一工作人員。2、司法機關即便掌握了發案事實，但是沒有掌握一定的證據、線索證明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為，也不能認定為司法機關已經掌握該犯罪事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實供述的，同樣構成自首。
河南陜州律師事務所 河南省陜縣司法局 曹紅星
(作者為河南陜州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律師，咨詢QQ282254319，電話13939820972，足不出戶，享受專業律師提供的法律服務，監督電話0398-38364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