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奶全 ]——(2010-10-8) / 已閱13637次
轉化型搶劫罪研究
毛奶全
[摘要] 轉化型搶劫罪在目前司法實踐當中屬于難點，由于此罪涉及到轉化前犯罪行為和轉化后犯罪行為及轉化條件等問題。因而增加了實踐把握這類犯罪難度。本文結合司法實踐與理論，對于在現實生活關于此種犯罪經常出現的難點，提出自己的一點看法。
[關鍵詞] 轉化型搶劫罪 刑法第269條
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臟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此條是關于轉化型搶劫罪的規定，在目前學術界有關轉化型搶劫的談論比較多，司法實踐對轉化搶劫的處理也很常見，筆者以下試對有關轉化型搶劫罪的問題談幾點看法。
一、轉化型搶劫罪的立法符合刑法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貫穿于刑法始終，并指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因此，該原則同樣是認識轉化搶劫罪的條件。
我國現行刑法有關轉化型搶劫罪的規定是完成符合該原則的。所謂罪刑法定原則，就是法律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律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我國刑法第三條明確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不得定罪處罰。從以上我國刑法的相關規定，結合我國刑法理論，筆者以為罪刑法定原則包括以下基本內容：（1）罪行法定化，即犯罪與刑罰必須事先由法律明文規定，即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2）罪行實定化。即對于什么行為是犯罪，犯罪構成要件，犯罪具體罪狀，犯罪的輕重情節，及犯罪產生的具體法律后果，必須由實體的法律作出規定。（3）刑法條款明確化。即刑法條款必須文字清晰，意思表示確切，不能含糊其詞或模棱兩可，現行我國刑法269條是符合罪行法定化，罪行實定化，法律條款明確化的基本要求的。因而，我國現行刑法269條有關轉化搶劫罪的規定是符合罪行法定原則的。
二、轉化搶劫罪的適用條件
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臟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對于這條我國刑法理論一般認為是由盜竊，詐騙，搶奪轉化為搶劫性質，最終要以搶劫罪處理，可以說是一種特殊性質的搶劫罪，稱之為轉化型搶劫罪。對于適用刑法第269條處理的犯罪必須具備法定的條件，但是，對于如何理解和適用該條的具體條件時，在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存在著許多爭議，下面筆者對轉化型搶劫罪的適用條件，結合理論和當前的司法實踐加以闡述。
（一）轉化搶劫罪的前提條件
依照現行刑法第269條規定，行為人必須是先犯盜竊、詐騙、搶奪罪。這是適用該條的前提條件。對于該條件產生第一個問題是因上述盜竊、詐騙、搶奪罪均要求數額較大（多次盜竊也可犯罪），構成轉化搶劫罪是否要求其先行，行為已構成犯罪呢？對此學界大致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盜竊、詐騙、搶奪的財物必須達到數額較大，也就說先行行為，必須構成犯罪，才能適用現行刑法第269條關于轉化型推動罪的規定。[1]
第二種觀點認為，現行刑法第269條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并非限定財物要達到數額較大。如果財物數額雖未達到較大，但暴力行為嚴重甚至造成嚴重后果的，應該適用現行刑法第269條，但現行刑法第269條也不是把數額很小的小偷小摸行為都包括在內，如果先行實施小偷小摸行為，后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證據而使用暴力的，不能依照現行刑法第269條規定處理，應當按其實際情況對暴力行為定傷害罪或殺人罪。[2]
第三種觀點認為，適用現行刑法第269條定罪時，不應該對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的數額作出任何限制，它既不要求達到數額較大，也不宜排除數額過小，只要先行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為窩臟，拒捕，毀證而當場實施暴力以暴力相威脅的，結合全案又不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就都應當按照現行刑法第269條的規定處理。[3]
在以上的三種觀點中，筆者認為第三觀點，較為合理。第一、第二觀點多存在著不足，先看第一種觀點，該觀點認為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必須達到數額較大，也就是先行行為要構成犯罪，如果該觀點成立，則在司法實踐中會產生很大的問題。首先如果先行所實施的盜竊、詐騙、搶奪數額不大，為拒捕，窩贓，毀證而當場實施傷害或殺害行為的案件則只能認定為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這樣子進行認定，不能夠正確反映出案件本來的性質，盜竊、詐騙、搶奪主要侵犯的是財產的法益。如當場實施未造成傷害的，無法對其定罪處罰，明顯是放縱犯罪。其次如果先行盜竊、詐騙、搶奪未遂時，為拒捕，而實施暴力劃以暴力相威脅的情況就難以適用刑法第269條，而這類案件從性質及危害程度上看無疑是應當認定轉化搶劫的，因此筆者以為第一種觀點是不全面的。現在我們來分析第二種觀點，認為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不要求數額較大，這是正確的，但又主張先行的犯罪數額不能過小，過小，就只能依后面的行為定傷害罪或殺人罪，這樣子做則容易造成司法的不統一，則容易出現同案卻不同罪的情況，不利于司法實踐的發展。因此，這種觀點也是不全面的。再來看第三種觀點，筆者以為該觀點是合理的。從立法原意看，立法者在制定這一條文是考慮到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在一定條件是可以向搶劫罪轉化的情況，對這種行為有必要給予嚴厲的懲罰。既然現行刑法第263條對搶劫罪沒有數額的限定，那么，對于這種轉化情況，就沒有必要給予限制。當然如果先行的行為，盜竊、詐騙、搶奪財物的數額很小，當場實施的暴力或暴力威脅也很輕綜合全案情節屬于刑法第13條規定的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應該依法規定不認為是犯罪。應該注意的是，這里不是基于財物數額這一因素的作用，而是由于案件的綜合情節尤其是后行暴力或暴力相威脅情節顯著輕微，才決定不構成犯罪。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第三種，更為合理，即先行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既不要求，數額較大，也不要求構成犯罪。
對于適用該條件產生了，另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是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等行為是否必須達到既遂狀態，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必須達到既遂狀態；也有學者認為，先行的犯罪行不用必須達到既遂狀態。筆者，同意后一種觀點即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不管其是否達到既遂，只要行為人基于窩贓，拒捕，毀證的目的而當場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綜合全部案情又不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而達到犯罪程度的，就應當適用刑法第269條規定，定搶劫罪。
因此，筆者以為只要行為人著手實行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不管既遂，未遂也不論所取得財物數額大小，均存在轉化為搶劫的可能，當然，如果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則按照刑法第13條的規定，不認為是犯罪。
（二）轉化搶劫罪的客觀條件
依照現行刑法第269條的規定，行為人在先行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后，行為人當場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這個就是轉化搶劫的客觀條件，對這客觀條件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及時間條件。
所謂行為條件即實施暴力或暴力相威脅行為。這里的暴力及暴力相威脅應該與刑法第263條規定中搶劫罪的暴力及脅迫行為作同樣的理解。搶劫罪中的暴力是指對被害人的身體進行打擊或者強制被害人不能抗拒。脅迫，指犯罪分子對被害人當場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迫使被害人當場交出財物或當場拿走財物的行為。
另一個條件就是時空條件，所謂的時空條件是指這種暴力或暴力相威脅行為是當場實施的。對當場的理解是把握該時空條件的關鍵。當場的理解在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當場就是實施盜竊，詐騙，搶奪犯罪的現場。[4]
第二種觀點，認為當場是指與窩贓，拒捕，毀證有關的地方。從時間上看，可以是盜竊等行為實施時或剛實施完不久；從地點上看，可以是盜竊等的犯罪地，也可以是離開盜竊等犯罪地的途中，還可以是行為人的住所等地。[5]
第三種觀點，認為當場一指實施盜竊等犯罪的現場；二指以犯罪現場為中心與犯罪分子活動有關的一定空間范圍，此外只要犯罪分子尚未擺脫監視者為所能及的范圍，[6]都就屬于當場。
第四種觀點，認為當場一指實施盜竊等行為的現場，二指在盜竊等現場或剛一離開就被人及時發覺而立即抓捕過程中的場所。[7]
筆者認為第四種觀點比較合理。第一，二，三種觀點都存在著諸多不合理。首先看一下，第一種觀點，這種觀點對當場的理解過于機械，使其時空范圍過于狹窄，不符合轉化搶劫的實際情況和犯罪構成的要求，也不利于打擊此類犯罪。從這類犯罪的所實施的實際情況看，為窩贓，拒捕，毀證，而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場所，可以是實施盜竊等行為的現場，也可以是超出犯罪等行為的現場。假如，拒捕，怎么可能限制只有盜竊現場，剛一離開現場就不行呢？更何況拒捕都是把盜竊現場延伸到該現場之外的。其次，看一下第二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把當場視為可以完成脫離先行盜竊等行為實施的時空的場所，失之寬泛，既不符合該條的立法原意，還會擴大打擊面。而第三種觀點對當場的理解存在同樣的毛病。再來看一下第四種觀點，這種觀點符合立法原意和該罪的犯罪構成。因為轉化搶劫罪既然是盜竊、詐騙、搶奪等向搶劫的轉化，其暴力或暴力相威脅，行為的實施就要與前行為的時空緊密相聯，完全脫離盜竊、詐騙等行為的時空的時間和地點都不是本罪的現場，同時也要允許先行的侵犯財產的行為向后行的侵犯人身行為轉化的時空限度，完全不允許有時空的延展，就往往不可能有后行的暴力或暴力相威脅行為所實施的余地。也就是說，本罪的暴力或脅迫行為，與先行的盜竊等行為，在時空上具有連續性和關聯性。本罪的構成也包含了具有主客觀聯系的這兩種行為。因此，如果行為人在實施盜竊搶奪等行為的現場或剛離開就立即追捕，在追捕過程中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毀滅證據而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應該認定為轉化型搶劫罪。如果，行為人在作案時未被發現和追捕，而是在其他的時間和地點，被發現和追捕。這時，盜竊犯，搶奪犯等犯罪行為人為窩贓，拒捕，毀證，不能認為符合本罪的當場條件，而應對其前后的行為分別依相應的法律給予處罰。
（三）轉化型搶劫罪的主觀條件
行為人當場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目的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證據。這是適用刑法第269條主觀條件。在典型的搶劫罪里行為人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等侵犯他人人身權利的目的，不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證據，而是要直接奪取，即直接強行非法占有公私財物，即侵犯人身行為是取財行為的手段；而轉化搶劫里的暴力，脅迫行為并不具有這類功能，行為實施也不具在這種目的，其實施的目的是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證據。
所謂的窩藏贓物是指行為人把已經非法盜得，騙得，奪得的財物即贓物護住，不讓被害人或其他追捕者奪回去。而不是把作案得到的贓物藏起來。
抗拒抓捕是對1979刑法153條中易引起爭議的抗拒逮捕的修改，是指拒絕司法人員的強制措施以及一般公民的扭送等。
毀滅罪證指銷毀和消滅其實施盜竊、詐騙、搶奪等犯罪行為的痕跡或者其他物證書證,以掩蓋其罪行．
總之，轉化搶劫的主觀要件的目的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證據。行為人只要為了其中的一個目的為了而當場實施暴力或暴力上威脅．即符合該條的主觀要件。這里應該注意的是，如果行為人在盜竊、詐騙、搶奪過程中或者得逞后雖然實施了暴力或暴力相威脅，但其目的不是為了窩藏，抗拒抓捕，毀滅證據的，就不能適用該條的規定。應視具體的情況而定。第一種情況行為人在實施盜竊、詐騙、搶奪過程，被人發現或發現現場有人或者遇到了反抗等阻力，不是出于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毀滅證據的目的，而是出于臨時轉變的強行非法占有贓物的目的，當場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脅手段來非法奪取贓物，這就完全具備了刑法第263條搶劫罪所要求的主客觀要件。對這種情況應該依第263條搶劫罪定罪處罰．第二種情況行為人在先行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后，不是出于現行刑法第269條所規定的目的，而是出于滅口報復等其他動機傷害他人的情況，對于這種情況，由于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等行為，與后面所實施殺害、殺人行為沒有內在的聯系。因此．屬于兩個獨立的犯罪，應依具體情況按盜竊、詐騙、或搶奪和故意殺人或故意殺人數罪并罰．
三、轉化搶劫罪的既遂與未遂標準
關于,轉化搶劫罪的既遂與未遂主要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以暴力,脅迫行為本身作為既遂,未遂的標準.[8]只要盜竊犯、詐騙犯、搶奪犯,基于現行刑法第269 條規定為抗拒逮捕,窩藏贓物,毀滅證據的目的,而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即為既遂.這種觀點忽視了搶劫罪作為奪取財物的貪利型犯罪與生命作為保護重點的,搶劫致死,致傷.有著本質的不同。作為侵犯財產的犯罪,不把財物作為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反而把侵犯人身作為既遂與未遂的標準,這未免有本末倒置的嫌疑。從另一方面只要居于刑法第269條規定的窩藏贓物,毀滅證據,抗拒抓捕這三種目的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就成立轉化搶劫的既遂,那么本罪的未遂就不可能有存在的余地。再者,與普通搶劫比較,普通搶劫以最終是否取得財物作為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假設第一種觀點成立。在普通搶劫的場合,采用暴力手段未取得財物,或取得財物被物主奪回，一般只能按照搶劫未遂來處理。轉化搶劫罪的危害性和危險性,不致于超過普通搶劫,把普通搶劫當未遂處罰的情形,在轉化搶劫中作既遂處理.顯然有失公平。
第二種觀點以最終是否取得財物為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如果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是既遂,采用暴力脅迫手段沒有達到目的,財物還是被人奪回,這仍然屬于轉化搶劫未遂.如果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是未遂,為抗拒抓捕,毀滅證據,而實行暴力,脅迫行為,盡管達到了這樣的目的,由于沒有取得財物自然只能是搶劫罪未遂。筆者同意這種觀點，轉化搶劫罪與普通搶劫是罪質相同犯罪,不管從它對社會的危害性,還是從它本身的危險性都是相同的.一般搶劫罪把財物作為既遂,未遂的標準,而作為與其罪質相同,危害性,危險性都相同的轉化搶劫罪沒有理由采取與之不同的標準。
具體來說,就是行為人在盜竊、搶奪、詐騙取得財物后為窩藏贓物，抗拒逮捕或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相威脅,如果行為人最終取得了財物那么就是轉化型搶劫的既遂,反之則為未遂。
總之,區分轉化型搶劫的既遂與未遂的標準是以行為人最終是否取得財物為標準。因此在盜竊,搶奪,詐騙沒有取得贓物出于抗拒逮捕,毀滅證據這二特定的目的而實施暴力脅迫行為的,成立轉化型搶劫罪的未遂.它抓住了此類犯罪屬于貪利型犯罪這一本質特征,把著重點放在是否奪取財物上,而不在于是否實施了暴力脅迫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