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貴 ]——(2010-11-2) / 已閱5148次
非犯罪化與輕刑化問題
錢貴
非犯罪化(Decrimina lization)是與犯罪化(Criminalization)和過度犯罪化(Over-crimina lization)相對應的;輕刑化是與重刑主義相對應的。當代世界刑法改革運動中，非犯罪化與輕刑化代表一種趨勢。筆者以為，我國應當適時修改刑法，根據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調整犯罪圈，而在具有犯罪定量因素的獨特框架下更應該提供出罪的渠道，而非奉行刑法萬能主義一概建議修訂刑法予以規制;對我國刑法中的重刑主義應當作堅決的抵制，走輕刑化的道路。對于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發生的少數民族犯罪，如何適應非犯罪化和輕刑化的思想，實現對少數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必須進行一種現實而前瞻性的思考。
1．少數民族犯罪的非犯罪化
犯罪化與非犯罪化伴隨著世界刑法發展的始終，代表著人們對某種行為的是非評判。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文明觀念和價值判斷標準在變化，對是否構成犯罪也各有差異。我國刑法存在立法與司法之非犯罪化的區分。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立法者將原本由法律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從法律中剔除，使其正當化或者行政違法化。這種非犯罪化的途徑在少數民族地區主要是通過變通或補充條例對某些犯罪行為予以非犯罪化，比如在“搶親”風俗盛行的地方，便應當在變通或補充條例中規定搶親中的情節較輕的人身傷害行為予以非犯罪化。但是，談到對少數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更多涉及的應該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即在“但書”規定的范圍之內操作非犯罪化。關鍵在如何理解“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比如，對于集體毆斗行為，少數民族地區可能認為是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也對毆斗造成的傷亡持一種相對寬容的態度;又如，對婚姻家庭犯罪中的干涉婚姻自由，當父母之命受到青年男女的阻撓而暴力介入的，較漢族地區而言，少數民族地區的公民會普遍地對干涉婚姻自由的父母抱有一種同情的態度。因此，在“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把握上，應當適應各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水平作一種較漢族地區更為寬容的解釋，使得少數民族犯罪更為廣泛地依賴出罪途徑實現除罪化。
2．少數民族犯罪的輕刑化
少數民族地區具有特殊情況，經濟不發達、地域偏僻，文化落后。相對于漢族地區而言，少數民族地區風俗習慣、文化傳統均有差異。立法授權少數民族地區制定變通或補充的規定，適應民族特點對某些犯罪予以非犯罪化或輕刑化。這是立法意義上的少數民族犯罪的非犯罪化與輕刑化。司法上的少數民族犯罪的輕刑化要求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前提下，兼顧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情況，司法實踐中從寬處理少數民族犯罪。為何要“處理從寬”，一般認為，是由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決定的。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是刑法犯罪和適用刑罰的依據和基礎，但犯罪社會危害程度的評判既有客觀依據也有主觀觀念的影響因素。刑法規定的犯罪與刑罰的“階梯式”對應是基于統一法制國家內的整體而言，在具體民族地區受當地民族傳統習慣和思想觀念影響，或者說是當地民族特點和傳統觀念的制約，對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的評價可能有一定差異。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弱化乃至否定性的評價(不認為是犯罪)。對于這類犯罪，當然不能強行地在法外定罪量刑，任意地變通司法。在民族地區，一般需要從寬處理的案件包括：殺人、傷害、強奸、奸淫幼女、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投機倒把、盜伐濫伐、盜竊、搶劫、搶奪、毀壞財產、“打、砸、搶”和販賣槍支彈藥、偷越國(邊)境等。也并非“從寬處理”僅限于這些犯罪，或凡是這些犯罪都應該從寬處理。處理時應當嚴格把握“行為與民族特點相聯系”的原則，只有受其風俗習慣、傳統觀念、文明程度、宗教信仰等制約而表現出來與其民族特點有聯系的危害行為，才適用從寬特殊刑事責任原則。對少數民族犯罪一般從寬不僅僅是量刑上的總體輕緩，還體現在更多地選擇短期自由刑，更多地判處緩刑。而在執行階段，我以為，對少數民族犯罪的減刑、假釋應當比漢族犯罪適當從寬掌握。
北安市人民法院 錢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