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文軍 ]——(2010-11-16) / 已閱10624次
淺談證人的條件
印文軍
從理論上講，任何公民都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是，在具體的訴訟案件中，公民必須具備一定生理上和法律上的要求和資格，才能成為實際的證人。這些要求和資格，就是證人的條件。從廣義上看，證人的條件可以分為積極條件和消極條件。消極條件實際上是一種限制條件，使公民不能成為證人。
1．積極條件。積極條件是使公民能夠作為證人的要求和資格。在我國，證人的積極條件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了解案情。這是作為證人最基本的條件。它“決定了證人的資格既不取決于辦案人員的指定，又不取決于當事人的選擇，也不能隨證人的意愿”，證人所了解的案情是直接感知到的案情，即證人必須是憑借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覺器官實際感知案情的人。間接感知案情的人，一般不宜作證人，只能作為尋找證人或其他證據(jù)的線索。證人在法庭上要被雙方當事人或律師反復詢問、質(zhì)證，回答與案件事實有關的各種問題，因此，只有直接感知到案情的人，才能作為合格的證人出庭作證。而通過道聽途說的途徑得知的案情，是經(jīng)不起推敲和質(zhì)詢的，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jù)。《美國聯(lián)邦證據(jù)規(guī)則》第602條規(guī)定：除非有證據(jù)足以確定證人對待證事項具有親身體驗，否則其不能作證。證明有親身體驗的證據(jù)可以是，但不必要是，證人自己的證言。
第二，能正確表達意志。任何人作證，都必須具備起碼的生理和心理條件，主要指證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并能控制自己的行為，能陳述感知的情況，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志。一定年齡的未成年人和處于健康狀況中的間歇性精神病人，只要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意志，一般都可以充當證人。
第三，能夠認識作證的法律后果并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能力。這實際上是要求證人具有一定的行為能力。有的學者認為，雖能表達自己的意志但卻不了解作證后的法律后果，自身更無能力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人，盡管具備其他條件，仍然不能充當證人。但也有學者主張，能否成為證人，與民事行為能力無關。限制行為能力，甚至無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只要能夠正確理解案件事實，并能在法庭上正確表達，就能夠作為證人。我們認為，一般來說，證人應當具備一定程度的行為能力。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8條和第156條規(guī)定，偵查人員和審判人員詢問證人，應當告知他應當如實地提供證據(jù)、證言和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要負的法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124條也有類似的規(guī)定。這些規(guī)定說明，我國法律要求證人具有一定的行為能力，能夠理解作證的法律意義，承擔作證的法律后果。當然，在某些特殊情形下，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的公民，也可以有條件地作為證人向法庭提供某些證言。
2．消極條件。從我國刑事和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來看，概括地說，只有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年幼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為證人。在司法實踐中，生理上、精神上有無缺陷，能否正確表達意志，應當由司法機關承辦案件的人員予以鑒別，以確定其能否作為證人。
在具體的案件中，為了保證案件處理的公正性，本案的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陪審員、書記員、翻譯人員，不能同時充當本案的證人。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和民事訴訟中的訴訟代理人，由于其訴訟職責的限定，他們也不能作為本案的證人。但在其他案件中，他們完全可以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庭作證。
3．與證人條件有關的幾個問題。對證人的條件作適當?shù)南拗疲仁侵骺陀^矛盾的反映，也與一定社會的法律、文化、倫理、道德等因素密切相關。在古代社會，證人的資格條件非常嚴格，需具備一定的身份才能成為證人。“證人能力限制之發(fā)生，與早期社會個人人格之不平等，具有密切之關系。”隨著身份和人格權(quán)的平等，證人的資格也逐漸地寬松。以下就幾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提出我們的意見。
一是小孩能否在案件中成為證人?法律對此無明文規(guī)定，理論界觀點不一，實踐中的做法也不一致。有人主張無民事行為能力者無證人資格，有人主張兒童可以就他們理解的事實作證。我們認為，一般情況下，兒童不宜作證。根據(jù)心理學上心理成長階段的劃分，兒童一般指16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他們不具備完全的行為能力，其認識感知事物的能力也較弱，心理狀況不穩(wěn)定，獨立判斷能力不強。在莊嚴肅穆的法庭上，讓他們作證并接受盤問、質(zhì)詢，其證言的可靠性、可采性是大打折扣的。但是，對兒童作證也不能作絕對的限制。對于心智健全、年齡處于10周歲以上不滿16周歲的兒童，可以在其監(jiān)護人的監(jiān)護下作證，或經(jīng)法庭許可。出庭作證。
二是有利害關系的人能否作證?此處的利害關系與前面說的與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是不同的，它是指在訴訟案件之外具有一定的親屬關系。在現(xiàn)代社會，各國一般都允許具有親屬關系的人為案件當事人作證，承認其證言的法律效力。這與早期社會的法律原則是相異的。例如，英國1853年前有關于夫妻不能相互作有利或不利的證明的規(guī)定，其理論根據(jù)是夫妻之間存在利益關系。但后來在《英國證據(jù)法(修正)》中廢止了上述規(guī)定。在中國古代，“親親相隱”、“父子相隱”的倫理觀念貫徹于法律原則之中。法律規(guī)定奴隸或家仆不能指控主人，也不能提供不利于其主人的證言。因此，存在婚姻關系、親屬關系或主仆關系的人通常應該為相對方隱瞞真相。例如，秦律中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的規(guī)定。這些都是出于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目的。從法律技術設計上考慮，這類規(guī)定與實行證據(jù)法定主義有關。由于證據(jù)的種類和效力都由法律事先規(guī)定，不允許法官自由裁量，如果在法律上規(guī)定存在利益關系的親人之間可以相互作證，就很難避免證言中的虛假成分。在現(xiàn)代訴訟中，各國實行自由心證或客觀真實證據(jù)制度，對證據(jù)的審查、采信都由法官裁量，所以，一般都允許有利害關系的人為案件當事人作證。
三是單位能否成為證人?這個問題實際上只存在于我國民事訴訟法學中。在國外以及我國刑事和行政訴訟理論上，都對單位作為證人持否定的觀點。之所以產(chǎn)生這一問題，是源于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0條規(guī)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據(jù)此，有不少學者認為，我國民事訴訟中的證人包括單位。也有很多學者對此持否定的態(tài)度，“在我國，學理上多數(shù)學者也不贊同將單位列為證人”。
我們對單位證人持否定的觀點。理由在于：第一，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0條的規(guī)定雖有將單位界定為證人的語意傾向，但并未肯定地規(guī)定單位出庭作證就是證人。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都有義務出庭作證，但單位提供的證據(jù)不能被理解為證人證言。實際上，在訴訟過程中，單位出具的“證明書”不是證言，不具備證言的特征，而是書證。因為證言的本質(zhì)特征是經(jīng)過證人的感知、記憶和陳述所形成的口頭或書面言詞，單位出具的“證明書”恰恰不具備這一本質(zhì)特征。在立法上，該條的措辭有欠妥當之處，但學理上不應當機械地據(jù)此將單位理解為證人，將其出具的“證明書”理解為證人證言，而應該將“證明書”之類的證據(jù)材料歸入書證的類別。第二，在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和辯論式庭審方式下，證人必須接受雙方當事人及其律師的反復盤問、質(zhì)詢，并對相關的作證背景問題作出回答，那么，單位如何接受并回答這些詢問呢?如果讓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出庭并回答詢問，其訴訟證明上的依據(jù)何在，他是代表本人還是代表單位來對案件事實進行回憶和陳述呢?況且，這與證人不能選擇和替代的基本特征是相沖突的。可見，將單位作為訴訟上的證人，會導致很多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第三，證人和證人證言的特征決定了單位不能成為證人。遍查各國法律，迄今為止尚未發(fā)現(xiàn)單位作證的先例。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都沒有單位可以作證的規(guī)定，在我國臺灣地區(qū)，學理上證人的概念特別強調(diào)自然人的特征，“所謂證人，乃指對于法律有關事實，就其五官覺察所得而陳述者而言。”總之，古今中外的訴訟理論和司法實踐，都無將單位或機構(gòu)組織作為訴訟證人的做法。
北安市人民法院 印文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