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勝宇 ]——(2010-11-21) / 已閱13151次
淺議從國際法角度看我國“慰安婦”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
王勝宇
如何看待過去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這段歷史，一直是日本與它的亞洲鄰國長期存在對立與分歧的問題，也是影響日本在亞太地區發揮與其經濟大國地位相符合的政治作用的最大障礙。就中日關系而言，歷史問題一直是影響兩國建立互相信任關系的最大障礙之一。而“慰安婦”問題，就是日本政府長期不能面對的歷史問題之一。即使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指出日本政府應承擔“慰安婦”的賠償責任，并糾正錯誤的歷史教育的情況下，日本政府竟然設立“亞洲婦女國民基金”來試圖掩飾自己的罪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諸如“慰安婦”此類的歷史問題因為日本政府一種置身事外的態度始終得不到妥善的解決，也始終不能成為歷史。現正值胡錦濤主席訪日兩國關系“暖春”之際，從國際法角度去審視這一問題，可最終確定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使其為那段歷史中受到傷害的特殊群體進行應盡的賠償，促使中日友好關系長足穩定的發展。
一、我國“慰安婦”對日本政府進行賠償訴訟的國際背景及現狀
在中國“慰安婦”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宣言中認定，“慰安婦”制度為“日本政府和軍隊在戰前、戰時的殖民地和占領地實施的‘慰安婦’制度是軍事性奴隸制度,是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犯罪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女性人權的嚴重侵犯,也是20世紀有組織、有計劃、最殘暴的戰時性暴力犯罪”。 而我國是日本“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受害國，現在“慰安婦”問題存在著兩大特點：第一是地域上的分布具廣泛性，日軍慰安所遍及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山西、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云南、貴州、海南和臺灣等地。第二，是受害群體的不可逆性消亡。日軍在中國占領地區普遍地設立了慰安所,至少有20萬中國婦女先后被逼迫淪為日軍的性奴隸，在20多萬名“慰安婦”中能夠在戰爭中幸存的并不多，戰后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尋找到100多名的原“慰安婦”在近幾年都陸續去世。因為日本政府侵華戰爭的野心，因為日軍慘無人道的暴行，使中國無辜的婦女成為“慰安婦”飽受痛苦的屈辱。前面分析的兩個特點，使“慰安婦”個體在日本法院的訴訟案件具有群體性的代表意義，而能夠獲得支持的訴訟判決對于為數不多的“慰安婦”存活者來說是莫大的安慰——她們不怕死，就怕等不到道歉的死亡。
此類案件的國際背景
90年代初韓國原“慰安婦”率先訴諸日本法院,狀告日本政府。1995年8月7日,李秀梅等中國原“慰安婦”第一次狀告日本政府。1996年2月23日,郭翠喜等中國原“慰安婦”再度狀告日本政府。1999年7月14日,中國臺灣地區的高寶珠等5名原“慰安婦”也在東京地方法院狀告日本政府。由此至今不斷有中國慰安婦在日本法院進行訴訟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歷史，對受害者進行賠償。大量的有關研究資料表明從90年代開始出現諸多關于“慰安婦”的訴訟案件且不僅限于中國地區，這和一定的國際背景密不可分：
1、國際社會對于日本戰爭責任的相關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由于東京審判的檔案在70年代后期開始解密，美國不停干涉左右的東京審判中被有意掩蓋了的日軍在侵略戰爭中違背國際公約進行生物戰和化學戰的行為，在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資料的解密和歷史研究的進展而被揭露了出來（當時美國處于自身利益，即便已經對日軍的這些行為進行了調查也收集了一定的證據，仍然將揭露日本戰爭罪行的追究壓制了下來）。而對這些問題的重新追究,基本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直到90年代初才有了重大的突破,揭露了戰后對日本審判的不徹底，在日本社會產生了影響。在這些大形勢的發展及推動下，對于日本政府戰爭責任的追究越來越深入強烈。
2、各國的國家主權意識和人權意識都有明顯的強化
在東西方冷戰的局面下,有些國家為了自身經濟的發展,不得不考慮來自美國的經濟援助,所以容忍了美國對日本的包庇。在冷戰結束后的90年代,在國際社會趨向多元化的新形勢下,戰爭被害國的權利意識高漲,被害國政府對被害者作為個人向日本方面提出賠償要求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戰爭受害者個人向加害國直接要求賠償,當今已經趨于成為國際習慣法。
3、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日本社會中的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帶來戰爭賠償新局面
國際社會以慰安婦問題為突破點,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通過了眾多決議：1993年8月，廢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主席提交的《關于對人權及基本自由重大侵害的恢復、補償、康復的權利的研究》；1995年7月13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委員在委員會第47次會議上作《軍隊慰安婦問題的報告》[ ] 都明確應承擔戰爭責任且對慰安婦這一特殊群體進行賠償。這些官方決議都直指日本政府在戰后對慰安婦應付的責任、應盡的義務，且嚴肅指責了日本政府推卸責任，不積極面對歷史的態度。正是這些行動對被害人的人權意識的推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慰安婦這一群體在人權意識的覺醒下，即使面對巨大的生存壓力和心理壓力，她們也勇敢地站出來為獲得自身的權益進行艱難的“斗爭”。
在日本國內出現了建立在和平運動基礎上的市民團體把提高日本在亞洲及世界國際地位的問題與對戰爭責任的認識問題結合起來,強調日本應通過對戰爭的反省,在恢復亞洲的戰爭被害國信賴的基礎上發展與各國的友好關系。1994年10月,日本進步律師成立“中國戰爭受害人調查團” 聯合日本國內有良知的數百名律師，對慰安婦等戰爭責任問題為中心組成若干小組，與中國的戰爭受害人取得聯絡并進行跟蹤調查，為訴訟爭取了眾多有利因素。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勝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