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俊杰 ]——(2010-12-6) / 已閱3972次
刑法解釋體制的現狀評析
李俊杰
刑法作為調節社會生活的基本法律，關系著每個人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財產安全和整個社會的發展與穩定，而刑法規范是對紛繁復雜的客觀事物的高度抽象的概括，“徒法不足以自行”，并且“立法者難以預見到社會生活中涌現的大量錯綜復雜的、各種各樣的情況。法律是難以滿足一個處在永久運動中社會的所有的新的需要的�！� 因此作為闡明刑法規范確切涵義的刑法解釋雖然具有一定的從屬性，但其社會意義卻極為重要。刑法解釋從解釋效力的角度可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學理解釋，三者在整個刑法解釋中的地位、比重和相互關系及各自的內容則構成具有某種特點的刑法解釋體制，而刑法解釋體制的合理性則對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發揮直接的作用，對人們的社會行為和刑法價值觀念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擯棄不合法不合理的、構建良性的刑法解釋體制成為刑法學界應該關注的問題。
所謂刑法的立法解釋，通說認為就是由立法機關（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刑法的涵義所作的解釋，包括以下幾種情況：（1）在刑法中用條文對有關刑法術語所作的解釋；（2）在刑法的起草說明或者修訂說明中所作的解釋；（3）立法機關專門用法令對刑法所作的解釋。當然，此說不無爭議。筆者認為，刑法立法解釋可分為廣義和狹義，通說是廣義的刑法立法解釋，因為“制定法律的人要比任何人都要清楚，法律應該怎樣執行和怎樣解釋。” 狹義的立法解釋專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所作的解釋，因為根據《憲法》第67條、1981年《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和《立法法》第42條規定，凡是關于刑法條文本身需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以及刑法制定后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法律依據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筆者認為，刑法立法解釋僅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對刑法所作的解釋。首先，立法解釋是立法權力的延伸，從屬于立法，但不等于立法本身。在刑法中用條文對有關刑法術語所作的解釋的立法主體是全國人大，解釋本身就是立法的一部分，因此不符合刑法立法解釋的特定內涵。第二，在刑法的起草說明或者修訂說明中所作的解釋也不是刑法的立法解釋。正如有的學者所言，草案說明的對象是法律草案，草案本身不能稱為法律，“說明”之后，草案還要根據人大代表的意見進行修改；草案說明的主體也只是人大的一個工作部門——全國人大法工委，它不符合立法的主體要求。
刑法立法解釋的現狀如何呢？79年刑法已經成為歷史，在它曾經輝煌的日子里，其立法解釋領域卻顯得暗淡無光，因為除了某些“法律草案說明”之外，我們找不到一件正式的專門解釋。那么再把目光投向97年刑法實施以來刑法解釋領域，在尋尋覓覓中，我們終于看到了立法的六個解釋，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三百四十二條、第四百一十條的解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的解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難道是97年刑法條文規定明確到不需更多說明，社會發展緩慢或者說97年刑法的前瞻性已經將刑法制定后的情況盡在掌握之中？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刑法條文是由法律用語表現的，而“在所有的符號中，語言符號是最重要、最復雜的一種�！� “盡管每位作者都希望把自己的意圖原原本本地、毫無保留地反映在作品之中，但由于作品語言的局限，作者的意圖不可能充分地、完全地表達出來，言不盡意是作者與作品關系中存在的普遍現象。” 那么立法用語與立法愿意必然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這就必然需要立法解釋給予說明。97年刑法雖然被有的學者掛上可“垂范久遠”的標牌，但無論如何不可能包羅無遺，因為“我們的時代已不再有人相信這一點。誰在起草法律時就能夠避免與某個無法估計的、已經生效的法規相抵觸？誰又可能完全預見全部的構成事實，它們藏身于無盡多變的生活海洋中，何曾有一次被全部沖上沙灘？” 何況，社會現實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刑法客觀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也是必然的。因此，要想使一部刑法真正向“垂范久遠”的方向發展，就需要刑法立法與刑法立法解釋相輔相成的共同努力。那么之所以存在立法解釋“地廣人稀”的現象大概主要有以下原因：1、主觀上，立法解釋機關長期沒有對刑法立法解釋工作給予應有的重視，疏于行使解釋權。2、客觀上，立法解釋機關身兼數職工作繁多，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導致及時進行刑法立法解釋的能量有限。3、司法解釋進行了一定數量的越權解釋。4、學理解釋眾說不一，沒有對立法解釋產生足夠的影響。對于如何解決立法解釋明顯不足的問題，將在第二部分闡述，下面分別評析司法解釋和學理解釋的現狀。
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