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輝 ]——(2010-12-6) / 已閱5125次
淺析我國刑事再審制度
郭輝
從我國的刑事再審制度來看，我國并未確立一事不再理原則。只要發現生效裁判確有錯誤，便可提起再審程序，幾乎沒有什么限制條件。任何一個刑事案件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都可能一再地成為審判的對象。我國的刑事再審制度在刑事訴訟法典中被稱為審判監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發現在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時，依法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對案件進行重新審判的一種訴訟程序。 在大陸法系國家，并沒有審判監督程序這一名稱，它們將這一程序分為因認定事實錯誤而重新審理的再審程序和因適用法律錯誤而重新審理的非常上告（或非常上訴），后者只有總檢察長才能向最高法院提出。
我國提起刑事再審的主體是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不是提起再審的主體，他們的申訴只是提起再審的材料來源。另外，我國刑事再審不僅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審，也包括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對于再審的期限和次數沒有任何限制。提起的方式有三種：各級人民法院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再審；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級人民法院提審及指令再審；人民檢察院抗訴。
我國刑事再審的理由包括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錯誤、證據有暇疵及審判人員審理該案時有職務犯罪行為。這些理由只是規定了影響案件實體處理的理由，而沒有把違反程序規定作為再審的理由。
我國刑事再審案件的程序適用是根據該案件在普通程序中的審級來確定的。有的依第一審程序進行審判，當事人可以上訴，檢察機關可以抗訴；有的依第二審程序進行審判，當事人不得上訴，檢察機關不得抗訴。
我國刑事再審制度的指導思想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糾”，但是有人提出，將實事求是這一哲學上的理性原則直接運用到某一學科領域，不過是一種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反映論的體現。刑事訴訟有其自身的特點，追求案件的真相往往是人們一廂情愿的理想。我國的刑事訴訟長期以來“重實體，輕程序”，再審制度偏重于追求實質正義，過分夸大了再審程序的糾錯功能，因此對提起再審的期限和次數未作出任何限制性的規定，導致法院的生效判決永遠處于不穩定的狀態中，不僅損害了司法權威，使公眾對于司法的權威性和終局性產生懷疑，動搖人們對于法律的信仰，而且使被告人時刻面臨著被反復追訴的危險，從而遭受不應有的侵害，這與國際公約的規定及大多數國家的作法是相違背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項規定，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和序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判刑。為了善意履行國際公約，加強對被告人的人權保障，有必要對我國的刑事再審制度進行重構。
1、將“審判監督程序”修改為“再審程序”。
審判監督程序是沿襲了前蘇聯的叫法，從名稱上看以監督為主。監督在刑事訴訟中的含義很廣，既包括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還包括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上下級法院的審判監督，以及新聞輿論和社會公眾的監督，因此這一名稱容易使人產生歧義。從字義上理解，審判監督程序，應是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進行監督，重在糾錯，而不論糾正錯誤后對被告人有利還是不利。且該名稱的職權主義色彩很濃，上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均是依職權進行監督，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自然被排除在外，因為他們沒有監督的權力。而現在世界各國的再審程序普遍以對被告人救濟為主要目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是申請再審的主體，我國的再審制度改革也應將當事人作為申請再審的主體，而將“審判監督程序”變為“再審程序”，能很好地解決僅有上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進行監督的弊端，從名稱上使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成為申請再審的主體合法化。
2、提起再審的目的應著重保障被告人的人權，實現程序正義。
目前我國刑事再審制度的目的著重于查明真相，糾正錯誤。誠然，追求實體真實無可厚非，但是這種追求不能建立在損害被告人的權利基礎上。刑事訴訟的目的不僅要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秩序，而且要注重保障被告人的權利。程序正義比實質正義更為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講，刑事訴訟是保障個人基本人權不受政府非法的或無理侵犯的程序”。 長期以來，我國司法界普遍將程序作為實現裁判結果的工具或手段，重實體而輕程序，為追求實體真實而漠視程序公正。其實，離開了程序上的公正，人們如何去相信裁判結果是公正的而不是不公正的，因為程序是人們能夠看得見的，而事實真相人們不是明知的。如果人們看得見的都不能體現出公正，那對于看不見的又如何去體現呢？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是否有犯罪事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法官和社會其他公眾并不知曉，但只要法官是公正地對案件進行審理，即在程序上保證公正，則其他社會公眾便會以他們看見的公正而有理由相信裁判結果也是公正的，盡管裁判結果可能是錯誤的。反之，如果在程序上不公正，即使裁判結果很正確，很公正，社會公眾也會認為裁判是不公正的，因為他們沒有看見公正。因此，“公正應當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實體公正應是程序公正前提下的公正。英國大法官基爾穆爾說過：“必須遵守關于審判活動的程序，即使——在一些例外的場合——有損于事實真相也在所不惜。”美國法官杰克遜也指出：“苛刻的實體法能夠被忍受，如果它們是被公平和公正地適用的話。確實，如果在兩者之間選擇的話，人們寧愿生活在用公正的訴訟程序實施的專制的實體法治下而不愿生活在用不公正的程序實施的寬厚的實體法的社會中。” 可見，人們對于程序公正的追求是多么的強烈。為查明真相，而漠視程序公正，漠視被告人的權利與現代刑事訴訟理念是完全相背離的。正如有學者認為：“追求案件真相是刑事訴訟的當然性目的之一，這是現代各國據以懲治犯罪、維護社會統治秩序的條件。然而，刑事訴訟又不完全是為了追求案件真相而存在，甚或可以說，刑事訴訟主要不是為了追求案件真相而存在，如果那樣的話，還不如把偵查、追訴和審判機關合而為一，同時完全剝奪被告人辯護的權利，放任國家司法機關按照便利原則去開展追訴和審判活動，在查明案件真相以切實打擊犯罪的效能上都要高的多，但這是任何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現代訴訟的存在肯定還具有獨立于查明真相以外的獨立目的。” 這個獨立目的應該就是保障被告人人權。
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