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輝 ]——(2010-12-9) / 已閱5835次
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橫向比較探析
郭輝
德國學者邁耶按照刑事活動的階段性討論刑罰的根據。他將刑事活動分為刑的規定（立法階段）、刑的量定（審判階段）與行刑（執行階段）三個階段，并認為，在刑的規定階段，刑罰的根據是報應，即“立法者對輕重不同的犯罪規定相應的輕重不同的法定刑，具有報應的意義”；在刑的量定階段，刑罰的根據是維護法，即“法官審判時對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予以確定和量定刑罰，具有維護法律的規定與尊嚴的意義”；在刑罰的執行階段，刑罰的根據是個別預防，亦即“行刑機關根據法律與政策對服刑人實行教育改造，使之復歸社會，具有預防意義。”因此，邁耶實際上提出了一種立法與量刑以報應為根據，行刑以個別預防為根據的報應與個別預防結合論，他將這一理論稱之為“分配理論”。
在英語國度，影響最大的一體論者是哈特，他提出了一種較為復雜的一體論模式。哈特認為，討論刑罰的根據，首先應該將刑法的一般正當目的與刑罰的分配問題區分開來。前者是指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況下刑罰是一種應該維護的好的制度，刑罰的分配是指個人通過什么樣的方式才能受刑罰懲罰以及應給其多重的刑罰。刑罰的一般正當目的是功利性的。立法者將某些行為規定為犯罪，是“為了向社會宣告，不得實施這些行為，并確保少發生這樣的行為。”這便是把任何行為當作刑事違法行為的一般直接目的。即刑法的目的在于禁止與減少犯罪。刑法規范的適用、包括對什么人施加刑罰與施加多重的刑罰，是屬于刑罰之分配的范疇。哈特雖認為刑罰的一般正當根據是功利，但主張報應對刑罰的分配的正當性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即刑罰的分配必須受制于因犯罪而施加與罪刑相適應的分配原則。哈特認為，只有以預防作為一般目的而又在分配上受制于報應的刑罰才是真正正當的刑罰。在刑罰的分配問題上，他不是持絕對的報應論，認為對刑罰的分配的限制應該只限于阻止無罪施罰與輕罪重罰，而不應排斥特定情況下的有罪不罰與重罪輕罰，即在刑罰是否施加的問題上，按報應要求只將刑罰施加于有罪者，避免基于功利的要求而可能出現刑及無辜，但是，當預防犯罪不需要發動刑罰時，可以不按報應的要求發動刑罰；在施加多重的刑罰問題上，要按報應的要求限制所分配的刑罰的上限亦即所分配的刑罰最重不得超過犯罪的嚴重性所允許的限度，但可以根據預防需要而分配輕于報應所決定的刑罰。在哈特的一體論中，決定哪些行為應作為刑罰懲罰的犯罪的根據是一般預防與個別預防，決定刑罰應在什么條件下發動與所分配的刑罰的份量的主要根據是報應，但一般預防與個別預防可以作為免除刑罰發動與減輕所分配的刑罰分量的根據。
美國學者帕克提出了報應限制功利模式，在他的一體論中，一般預防與報應決定著刑罰的發動與否，其相互間構成一種被限制的關系，個別預防對刑罰的發動與否不產生影響，但影響刑罰的分配量。由于篇幅所限，對于帕克的一體論模式不詳細介紹，對于其他一些模式也不一一介紹。總之，不同的一體論者在報應與功利應該統一的某些問題上達成共識，但是他們在報應與功利應該如何統一問題上遠未完全一致。雖然如此，自20世紀60年代末期開始，一體論逐漸成為了刑事實踐的指南，給予了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以巨大的影響。表現在立法上的影響包括：（一）刑罰目的多元化。在個別預防論占統治地位時的刑事立法只確認了個別預防的目的，至于一般預防與報應，則沒有任何地位。受一體論的影響，英國內務部1977年發布的工作報告《刑事司法評論》雖然仍將個別預防作為刑罰的目的之一，但不但不再將其作為刑罰的惟一目的，而是將其作為了刑罰最次要的目的。美國1972年版《示范量刑法》還明確規定，“刑罰不得以復仇與報應為根據”，而在此后不久的美國聯邦刑法改革草案之一中，刑國的目的便成了“該當、遏制犯罪、剝奪犯罪能力與康復”，從而將該當（報應）列為了刑罰的第一目的，而且將遏制亦即一般預防作為了比個別預防更為優先的刑罰目的。1996年俄羅斯刑法典第43條規定，“適用刑罰的目的在于恢復社會公正，以及改造被判刑人與預防新的犯罪發生。”在這條規定中，報應、個別預防與一般預防均被作為刑罰的目的行為得到了認可。（二）罰刑法定化。在個別預防論指導下，罪刑法定原則被拋棄，然而，報應強調法律是正義的栽體與判斷正義與否的準則，一般預防要求刑罰具有確定性與通曉性，而法律是使刑罰確定而為眾人所通曉的主要途徑，因此罪刑法定是報應與一般預防的共同要求。隨著一體論的得勢，罪刑法定原則重受青睞。（三）罪刑均衡化或罪刑均衡與個別化相折衷。個別預防強調刑罰的份量取決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以刑罰個別化取代罪刑相適應原則。但是，一方面，罪刑相適應是報應論的精髓；另一方面，一般預防論也主張罪刑等比均衡是確保一般預防效果實現的前提，因此，隨著以報應與一般預防為主要內容的一體論的得熱，罪刑相適應原則重新得到了立法上的認可，刑罰個別化原則退居次要地位。1976年修訂的芬蘭刑法典第六章第一節補充規定，“刑罰應該與犯罪所涉及的損害與危險以及在犯罪中所表明的罪犯的罪過程度合理均衡地衡量。”1971年修訂的瑞士刑法典第63條規定，“法官依行為人之罪責量刑。”這是報應限制功利的一體論模式立法上的反應。1976年修訂的德國刑法典第46條規定，“犯罪的罪過（程度）應該是衡量判決的基礎。但是，判決也應該考慮行為人將來的生活與行為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