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廷然 ]——(2010-12-14) / 已閱16009次
死刑的立法控制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為視角
孫廷然
摘要：在立法上對死刑進行嚴格控制是我國當前死刑制度改革的重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從立法上對死刑進行嚴格控制，擬取消13個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總數的19.1%；縮減死刑適用對象的范圍，規定已滿75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對我國的刑罰結構進行大幅調整。認為我國現行刑法的死刑罪名仍有較大的壓縮空間，建議對心理上或生理上有嚴重缺陷的人不適用死刑，指出我國的刑罰體系有待于進一步完善。
關鍵詞：社會轉型；死刑；刑法修正案（八）；刑罰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急速轉型，整個社會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刑法也隨之而發生轉向。傳統的刑罰萬能主義、重刑主義的刑罰觀，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死刑已失去了其以往在刑罰體系中的核心地位。限制、減少死刑乃至廢除死刑已成為世界性的潮流與趨勢，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廢止了死刑。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經有138個國家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廢止死刑，僅有59個國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實踐中適用死刑[1]。中國目前的死刑立法依然過于寬泛，在現實中存在較多不利于減少死刑適用數量、提高死刑適用質量的因素，在現階段的中國，作為“達摩克利斯之劍”而保留死刑罪名仍然是“遺憾的必要”。在多數人認為死刑有效、死刑有威懾力的前提下，保留死刑，逐步減少死刑罪名，嚴格死刑適用，無疑是最佳選擇。理論界已經達成現階段中國應當逐步廢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并朝著全面廢止死刑之方向努力的基本共識。2010年8月23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簡稱為《草案》）順應時代的要求，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立法上對死刑進行嚴格控制，大量削減死刑、嚴格限制死刑適用條件，同時對刑罰結構和減刑制度進行大幅調整，矯正“死刑過重，生刑過輕”的司法現實，體現了時代色彩，彰顯刑罰輕緩化和“刑罰人本主義”對生命權的尊重。
一、減少死刑罪名
（一）社會轉型期的死刑立法狀況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死刑罪名之立法有擴大化之勢。我國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規定了28個死刑罪名，其中有23個集中在“反革命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兩章，但反革命罪中的死刑罪名基本上是備而不用或備而少用。在普通刑事犯罪中，主要有故意殺人罪、強奸婦女罪、奸淫幼女罪，搶劫罪、貪污罪等5個死刑罪名。隨著社會的初步轉型，社會治安形勢嚴峻，死刑罪名逐漸增多，死刑立法呈現出嚴重的膨脹之勢。至1997年刑法修訂前，死刑罪名多達72種。受傳統死刑文化、“重刑主義”思想和“嚴打”背景的影響，立法者和普通民眾對死刑還有相當程度的依賴。雖然1997年刑法總則的立法精神是嚴格控制死刑，但分則規定的死刑罪名在數量上并未顯著減少，有68種之多，其中，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數量達44種，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在刑法分則的十章中，僅“瀆職罪”一章沒有規定死刑[2]。
（二）減少死刑罪名
根據社會發展態勢，學者呼吁在現階段我國應當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保障人權，提倡刑罰人道主義，削減死刑罪名，逐步實現全面廢止死刑的目標。《草案》即是擬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出現的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對刑法的有關規定作出修改。這次刑法修改的重點是,落實中央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要求,完善死刑法律規定,適當減少死刑罪名,調整死刑與無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間的結構關系。
《草案》中有關削減死刑的內容尤為引人矚目，此次刑法修改的重點之一是適當減少死刑罪名，擬取消13個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總數的19.1%。擬取消的13個死刑罪名分別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盜竊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盜竊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盜掘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
（三）述評
削減死刑罪名、減少死刑適用,是我國死刑改革的基本立場,也符合社會發展總趨勢，減少死刑罪名是對死刑司法實踐的一種回應。周光權教授認為，在今天，適度削減死刑的社會基礎逐步具備，立法者充分注意到這一點，并順應形勢，成規模地削減死刑，是值得期許的[3]。《草案》擬取消死刑的罪名是近年來較少適用或基本未適用的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這些擬廢死刑的13種犯罪,在以往很多年的司法實踐中,其死刑的適用量已經銳減。個別罪名,在全國法院系統中甚至就從來沒有判過一個死刑。在我國，廢除這些非暴力犯罪死刑，已經具備了相應的條件，具有理論和實踐的基礎[4]。減少死刑罪名也是我國社會治理能力提高的表現及必然結果。
盡管我們對《草案》所體現的立法理念及嚴格控制死刑、逐漸減少死刑的國家對死刑的態度予以充分肯定，但我們必須要對我國的死刑狀況有清醒的認識。從我國的死刑立法和司法實踐來看，死刑主要適用于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等八個罪名，但草案并未涉及。
我國刑法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這一死刑適用標準與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要求的死刑只能適用于“最嚴重的犯罪”尚存在一定差距。陳忠林教授認為，只有對威脅人的生命適用死刑才是合理的，因為生命是最高的價值[5]。筆者亦曾撰文主張，死刑只適用于能夠證明存在殺人的直接故意且行為直接導致了人身死亡的最嚴重的犯罪[6]。《草案》僅僅取消上述13種較少適用或備而不用的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對我國死刑總量的影響甚微，死刑罪名仍有較大的壓縮空間。
二、兩個爭議焦點——老年人和貪官死刑問題
（一）老年人死刑問題——爭議焦點之一
《草案》第3條將刑法第49條修改為：“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 該條是從犯罪主體上對死刑的適用進行控制，與1997年刑法典不同的是，該條增加了“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的規定。
對特殊犯罪主體的死刑慎刑、恤刑觀念在我國古代以來的刑事立法司法中均有所體現。西周時期的“三赦”制度 就表現了我國古代社會早期的矜幼、恤老、哀弱的慎刑、恤刑觀念。這一觀念自漢代始逐漸制度化。成帝鴻嘉元年，特殊主體的死刑執行得以確定。魏晉律承漢制。自唐代以后，特殊主體的死刑適用限制制度逐漸得以成熟。《唐律•名例》規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7]
關于75歲老年人死刑問題，存在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贊成“已滿75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認為這一規定體現了社會的進步。另一種觀點則表示不能接受或堅決反對。他們認為，草案第1條已經作出“已滿75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規定，已經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第三種觀點認為，“從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對老年人犯故意殺人罪,還是要適用死刑,如果不是故意殺人罪的,沒有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可以不適用死刑。”因此，建議把該條款修改為：“對已滿75周歲的老年人原則上不適用死刑,但是故意殺人的除外。”[8]
筆者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視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6]一文建議將刑法第49條修改為：“審判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年滿70周歲的人、懷孕或正在哺乳期的婦女、心理上或生理上有嚴重缺陷的人，不適用死刑。”在此，筆者認為，已滿75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倫理，與儒家法律文化相吻合，體現了刑罰人道主義的基本精神和刑罰的人本主義價值。
（二）貪官死刑問題——爭議焦點之二
《草案》并未涉及國家公職人員貪污賄賂死刑罪名（即“貪官死刑”）的問題，但在對《草案》進行了分組審議時，“國家公職人員貪污賄賂死刑罪名是否該取消”這一受社會各界關注的話題，引發常委會組成人員的熱議，成為爭議焦點之一。周光權教授認為死刑的威懾力有限，犯罪人基本上不是以刑法有無死刑的規定去選擇要不要犯罪,減少犯罪主要還是要靠社會治理方式的改革。牟新生委員認為，“除了在政治上剝奪貪官的全部權力，讓他再沒有行使權力的任何可能，還要在經濟上處罰，做到這兩條就可以了。”徐顯明教授認為是否廢除貪官死刑要慎重，并建議，“如果要對貪官污吏廢除死刑的話，一定要有一個與死刑刑罰效果相適應的另一種刑罰方法來代替。”[9]王作富教授認為，“貪官免死”不是現實問題，不應討論。儲槐植教授表明“貪污、賄賂罪死刑在30年內都不會取消”。黃京平教授認為，“貪官免死”的條件和時機尚未成熟，“適宜的環境條件和時機需要有相對成熟的民意、社會政治、社會制度、法律制度、輿論監督，比如預防貪污賄賂犯罪的有效機制、替代死刑的懲罰措施等。”[10]
筆者同意周光權教授和徐顯明教授的觀點。從死刑的歷史來看，死刑的威懾力有限，死刑的存在與否與犯罪率的高低沒有必然的聯系。雖然《草案》未涉及貪官死刑的問題，但貪污賄賂死刑罪名的存在除了能夠滿足形式上的“威懾”感之外，已無存在的法律價值。“重典懲貪”傳統觀念和當前的社會基礎決定了貪官暫時仍然不能免死，貪官死刑的問題仍有待于實踐的論證。當前，學界在討論廢除貪官死刑的同時，應當引導民眾轉變死刑觀念，并尋求合理的死刑替代措施。
三、調整刑罰結構，完善刑罰體系
我國的刑罰結構上，從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再到死刑，結構不合理，缺乏銜接性刑罰措施，且在刑罰的實際執行中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輕的問題。我國1997年刑法規定，有期徒刑的期限，為6個月以上15年以下，數罪并罰時，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20年。在無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之間沒有多余的選擇余地。陳興良教授說，死刑過重,是指死刑罪名過多,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過多；生刑過輕,是指死緩和無期徒刑實際執行期限過短。生刑和死刑形成鮮明反差,這是我國刑罰結構存在的一個缺陷[11]。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的期限較短,對一些罪行嚴重的犯罪分子,難以起到懲戒作用。
配合死刑減少，強化自由刑適用度，針對我國刑罰體系存在的結構性缺陷，《草案》對我國現行刑法的刑罰結構進行適當調整，加重死緩和無期徒刑的實際服刑年限,提高懲罰的嚴厲度，完善減刑和假釋制度，延長數罪并罰最長期限的規定，完善我國的刑罰體系。《草案》第4條將現行刑法中關于死刑緩期執行2年期滿以后，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為“減為二十年有期徒刑”。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情節減為無期徒刑或者20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減刑。這一修改提高了死緩犯的減刑最低年限，限制了死緩犯的減刑次數，限制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犯罪分子的減刑，完善了減刑制度，更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
《草案》完善了假釋制度，加強對被假釋犯罪分子的監督管理。原判死刑緩期執行，減為無期徒刑后不得再減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20年以上，原判死刑緩期執行，減為20年有期徒刑后不得再減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18年以上，符合一定條件，可以假釋。這一規定，提高了死緩犯減刑后假釋前刑罰的實際執行年限。并將原判死刑緩期執行，減為無期徒刑后不得再減刑的犯罪分子的假釋考驗期限規定為十五年。這一規定旨在給予犯罪人一定的出路，以促使他們接受改造，認罪服法，通過教育改造成為新人，從而實現刑罰目的。
上述刑罰結構的調整僅僅是綱領性、宏觀的調整，仍需要對刑罰結構進行微調。經過刑罰結構的調整，進而對各刑種在刑法分則中的搭配、銜接和協調問題進行技術性處理，刑罰結構將進一步趨于寬和，刑罰體系也將懲罰適度、結構合理、內容科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嚴格控制死刑的數量，能在法律觀念上引導民眾，促進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標志著我國文明程度大幅提升。《草案》為未來立法上全面、徹底地廢止死刑創造基本條件，必將給我國限制、廢止死刑之路帶來質的突破。但遺憾的是，《草案》未涉及殘疾人的死刑問題。我國對弱勢群體的權益均有相關法律——《未成年人權益保障法》、《婦女權益保障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和《殘疾人權益保障法》予以保障，未成年人、婦女和老年人已經或者即將受到慎刑、恤刑觀念的保護，唯獨殘疾人尚未排除死刑的適用。筆者建議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心理上或生理上有嚴重缺陷的人不適用死刑”的規定。
參考文獻：
[1]趙秉志,袁彬.俄羅斯廢止死刑及其啟示[N].法制日報,2009-12-02（10）.
[2]趙秉志.中國現階段死刑制度改革的難點及對策:以刑事實體法為視角的考察[M]//趙秉志.刑事法治發展研究報告:2006-2007年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311-312.
[3]周光權.死刑削減的社會基礎[N].檢察日報，2010-08-26（3）.
[4]游偉.減少死刑,還可以做更多的努力[N].法制日報，2010-8-26（3）.
[5]周婷玉，崔清新，鄒聲文.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聚焦削減死刑罪名[EB/OL].[2010-8-25].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8/25/c_12484784.htm.
[6]孫廷然.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視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J].周口師范學院學報，2010（1）：116-119.
[7]趙秉志.穿越迷霧：死刑問題新觀察[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26-27.
[8]陳麗平.常委委員分組熱議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賦予老年罪犯“免死金牌”爭議大[N].法制日報，2010-8-26（7）.
[9]人大常委會委員激辯貪官應否免死[N].廣州日報，2010-08-29（A3）.
[10]杜萌.中國三十年內不會取消貪污賄賂罪死刑[N].法制日報，2010-09-03（4）.
[11]陳興良，殷泓，王逸吟.“減少死罪是寬嚴相濟的具體體現”[N].光明日報，2010-09-02（9）.
（周口師范學院 學報編輯部，河南 周口 4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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