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利民 ]——(2011-1-24) / 已閱20905次
死刑存廢問題之我見
熊利民
[內容摘要]死刑（Deathpenalty），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方法。在我國，包括死刑立即執行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兩種情況。死刑是以剝奪人的生命為內容，故又稱生命刑。因為生命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身一切權利和利益的載體，可以說生命權是人的“權利之王”，故死刑又稱為極刑。死刑作為一種刑罰，除了具有刑罰的一般特征，還具有其獨特性，最顯著的莫過于它的嚴厲性。首先，死刑剝奪的人的生命權是人最重要的權利，生命是一切權利的基礎，一旦生命不存在，那么其他權利也就無從談起了；其次，它帶來的痛苦也是最大的，一個生命的終結，除了犯罪者自身要經受的莫大痛苦，還有帶給親人的心理陰影及思念之痛；再次，死刑的威懾力也是最大的，這是其他刑罰達不到的效果；最后，它具有不可逆的特性，人死不能復生，一旦死亡則會永遠消失。不像財物，失去還可以回來，而生命則沒有恢復的可能。所以我們必須理智、慎重的對待死刑。
[關鍵詞]死刑、政策死刑存廢、程序
一、死刑的產生、發展及現狀
（一）死刑的產生
馬克思在闡述死刑與原始社會復仇制度的關系時認為“死刑是往古的以血還血，同態復仇習慣的表現”。在最原始的時候死刑是無規則的，它不僅僅是因為同態復仇、血親復仇。由于要生存，物競天擇，除了復仇這一原因之外，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對其他能給自身生存帶來威脅的人們施行死刑。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私有經濟、私有制度，當他人的行為威脅到自身利益時，為了維護以有的特權及自身的統治地位，統治者設立了國家機器——軍隊與監獄，從而 使死刑開始以一種正式合理的方式存在，并被使用了千百年，以至今天。
（二）死刑的發展
從奴隸制時期的墨、劓、 剕、宮、大辟到封建時代的笞、杖、徒、流、死，一直到今天的各種刑罰，包括死刑。可以看出刑罰的方式越來越文明，從殘害人的肢體到如今的文明刑種，這都是社會的進步。也可以看出，從古到今自始至終都保留著死刑。死刑是在歷史起伏動蕩中發展的。當社會安定，國泰民安，那么統治者就會對犯罪者寬大處理，無論是從死刑的種類還是從處以死刑的人數來說都是很少的，階級矛盾緩和，所使用的刑罰即使是死刑，手法也不是很殘忍，比較人道些‘而遇到社會政權交替時，社會秩序一片混亂，各種犯罪曾出不群，“亂世用重典”，一旦各種矛盾激化產生沖突時，死刑的種類及處以死刑的人數就會增多，而且殘酷無比，以此來鎮壓和威懾人們不再犯罪。但總的趨勢是死刑在減少，死刑的方法越來越文明人道。如今我國實行死刑復核制度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制度來嚴格限制死刑的執行量，在適用死刑上采用槍決和注射的方式，是為了減輕罪犯行刑時的痛苦。
（三）死刑的現狀
截止到2000年10月，在全世界范圍內，徹底廢除死刑的國家有78個，事實上廢除死刑而保留形式的國家大約有37個，僅對普通犯罪廢除死刑的國家有10 個，而保留死刑的國家有71個。
由于社會性質及政策的不同，導致了死刑政策的多樣化，我們可將其分為四種狀態：第一是絕對廢除死刑的，在這些國家的憲法及法律中明文規定了徹底廢除，不適用死刑，自1848年圣馬力諾率先廢除死刑以來，以明文規定廢除死刑的國家越來越多，這些國家都是啟蒙思想盛行的國度，他們對人權徹底的尊重，是死刑不存在的原因；第二，相對廢除死刑，又稱為部分廢除，只對普通的刑事犯罪廢除，對于嚴重的罪行，如叛國罪及復雜的政治犯、軍事犯保留死刑，或者在發生戰爭時有些罪行會危及到國家安全時，普通刑事犯罪也會被適用死刑；第三，實質廢除死刑，也稱為事實廢除死刑，在這些國家中雖有法律規定死刑，但也只是 保留一種形式而已，在實際中未判過死刑或判處死刑卻并未執行，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條款形同虛設，與廢除死刑同樣，如中非共和國自1870年以來，一直未適用死刑；第四是保留死刑并嚴格限制，條文中明確規定適用死刑，而且也實行，但是對判處死刑實行嚴格限制，并呈現出“限制漸強”的趨勢，比如我國就是。
二、世界范圍內死刑的存廢觀
死刑被毫無懷疑的使用的千百年，一直未有人對此產生質疑，直到貝卡利亞及許多學者在啟蒙運動過程中提出了死刑的殘酷性、非正義性和不必要性，由此在全社會產生軒然大波，保留死刑與廢除死刑的爭論日益激烈。
（一）廢除死刑的觀點
那些啟蒙思想家人道主義者們認為“天賦人權”死刑剝奪了人的生命，這是對人的權利的侵犯，既然國家要保護人的生命權，就不能輕易使其消失；社會契約論者盧梭認為“訂立契約的人們各自交出微小的權利組成國家最高權利，但不包括生命權”，生命權是人的各種權利之王，如果連生命權也不擁有，如何去享有其他權利呢；死刑的不可挽回性也很重要，一旦錯用死刑，人的生命就無法再恢復了，所以終身奴役刑優于死刑；有的社會學家認為死刑具有惡的導向作用，而且死刑的適用輕重差別很小，所以很難作到罪刑相適。
（二）保留死刑的觀點
首先，傳統的思想家認為 死刑的合理之處在于“殺人償命”、“以命抵命”，這種是非觀念長期保留并繼續傳承，被人們認同并適用；有些社會學家認為趨利避害，死刑的威懾作用不可忽視，對于落后尚未開化的國度及地區來說，死刑是不可代替的，而且由于它的嚴厲性，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作用；社會狀況復雜，死刑是必要手段社會契約論者霍布斯認為犯罪是對所參與訂立的契約的公然違反，應受到處罰。隨著司法日臻完善，嚴格限制死刑可避免使用或判刑不一定就會執行 。如果廢除死刑，那么最高刑就會是終生監禁，不僅會造成財物資源上的浪費，還會有罪犯越獄逃脫再報復社會的可能；根據罪行均衡原則，如果所犯之罪罪大惡極而不執行死刑，那么由于被害者家屬的仇恨導致“私人司法”的出現，就會導致更多的刑事案件的發生，也會使公民對國家、失去信任。
（三）我國的死刑存廢觀
部分學者認為我國應順應時代潮流的發展，廢除死刑；而有些學習和則要求在原有刑罰的基礎上，加重刑罰，加大死刑執行量，顯然這一觀點是不可取的，大部分學者則要求保留死刑，減少死刑并避免適用死刑，死刑的限制論一直以來是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觀點，由于中國幾千年封建文化的沉淀，以及目前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決定了中國目前無法全面的廢除死刑 ，所以，保留死刑，嚴格限制死刑，走符合中國現狀的道路才會正確引導社會的發展。
我國1997年〈刑法〉修訂后的死刑罪名有68個，與修訂前的刑法、單行刑事法律中的74個相比 ，已有所減少了。但是由于中國國情限制，適用條件仍受限制，中國人口基數大，社會治安相對來說還是不好，嚴重犯罪較讀。還有美國、臺獨勢力及其他恐怖組織不斷活動搞破壞，給社會主義建設添亂，使得每年的犯罪活動還很猖獗，每年被執行死刑的人數仍然較多，故產生了所謂的“人權 ”問題，所以應保留死刑，嚴格限制死刑，慎用死刑，是我國國情所要求的。三、死刑存在價值及局限性
（一）存在價值
從貝卡利亞質疑死刑到如今，要求廢除死刑的呼聲仍然不斷，但是同時有許多國家廢除死刑之后又恢復的，前蘇聯三次廢除又三次恢復，還有菲律賓、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現過廢除又恢復的狀況，可以看出死刑的生命力是頑強的，包括美國、日本等資本主義強國也還保留著死刑，前兩年美國執行過一次死刑：2001年5月16日，美國對在俄克拉荷馬州實施爆炸犯罪行為的兇手蒂莫西?麥克維以注射毒液的方式執行死刑，這是63 年來美聯邦政府首次恢復使用死刑。這一切都說明了死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甚至在許多徹底廢除死刑的地區仍有人呼吁恢復死刑，這些都在提醒我們在現階段我國尚不具備廢除死刑的客觀條件，刑法學家高銘暄教授指出：“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對于最嚴重的犯罪給予最嚴厲的社會報復的道義報應觀在我國仍然深入人心，故在當前及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不可能將廢除死刑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死刑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主要從以下幾點可以看出：首先，中國是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發展演變而來的，沉淀了千年的歷史文化及其傳承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在人么的觀念中，殺人就得償命，如果廢除死刑，民眾一時無法接受，就會產生一系列的惡性循環。“謀殺人者必須處死，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什么法律的替換品或代替物能夠用它們的增或減來滿足正義的原則。沒有類似生命的東西，也不能在生命之間進行比較，不管如何痛苦，只有死。因此在謀殺罪與謀殺的報復之間沒有平等品，只有依法對犯人處以死刑。”這是康德著名的等量報應論，同樣還有黑格爾的等價報應論，這些都是對生命權的平等論。從奴隸社會野蠻的同態復仇，直至今日我們宣揚的“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刑罰已從“報復”轉向“報應”為目的。“報復”所強調的是對違法者個人的制裁，是“刑罰與犯罪在損害形態上的等同與對稱”；而“報應”則強調了對社會大眾的預防監督，是“刑罰的輕重與犯罪的輕重的等比對稱”。如今報應論已成為死刑保留論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我國著名學者楊世云教授認為“報應可謂社會對于犯罪人為惡的反應，以刑罰來報應犯罪，因刑罰的痛苦來平衡犯罪的惡害，一方面可以實現正義的心理，另一方面則可以增強倫理的力量，以建立社會賴以生存的法的秩序”。
其次，死刑本身的威懾力是巨大的，它以剝奪人的生命權為內容 。在我國，尤其上廣大農村來說，許多老百姓可能根本就不懂法，所以法律對他們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沒有法律觀念。但他們卻都知道“殺人償命”這個概念，這樣就會遏制許多不理智的犯罪行為的發生。
再次，死刑的存在表明了國家及社會對某種犯罪的態度，維護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安定，打擊犯罪，正確量刑執法這是政府的責任。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于中國國土面積廣闊，存在著東西部經濟差異，以及社會財富總體上的不均衡，社會民族多而復雜。這些地區差異都會導致社會穩定產生突變。打擊經濟犯罪，是一重任，品副的差距會使許多人為了追求利益鋌而走險，走私、背毒、販賣假冒偽劣產品等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當其嚴重危害國家利益時，死刑就是最好的手段。
死刑，是一把帶有血腥氣息的利劍，但它并不是濫殺無辜的，它有自己的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當人們都不去犯罪，自覺遵守規則時，不用我們廢除，它自然處于死亡狀態，而當侵犯他人利益，侵犯社會利益的現象出現時，讓其發揮應有的作用，又是先生所必須的，。都說死刑不人道，可是作為刑罰，又有哪種刑罰是人道之刑呢？如果我們對死刑犯給予寬容，不用讓他們承受死亡的恐懼 ，那是不是對他人的生命和財產的殘忍與不負責呢？不可否認，一小部分死刑犯主觀上的危害性不大，但大部分人還是有較大的危險性，尤其是已有前科的犯罪人員，其主觀上與手段上具有更殘忍性，不能因少數人的原因而忽視大多數人的生命和財產權利及其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在現實中，許多有錢的犯罪分子，以錢買通執法者，通過各種手段提前出獄，即使不出獄，但在監獄中大吃大喝，如貴州一局長，犯案后在監獄中大擺酒宴慶生，參加者有他的親朋好友，還有監獄干警。還有一香港商人，因走私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因為有金錢沖鋒陷陣。不僅在監獄中大吃大喝，干警還可帶他出獄嫖妓，不僅沒好好改造，反而由死刑改為 無期，最后有期徒刑出獄了，這就讓許多人心里產生疑惑，由此而產生了許多人出獄后再犯罪的惡性事件，從而使社會秩序更加混亂，而且這些再犯者，他們對犯罪的犯意更強，使用更殘忍的手段來報復社會，對社會公民造成的不僅是肉體上的傷害，還有精神上的恐懼感。死刑的存在能對社會的這種心理加以撫慰，消除人們的恐懼感，使社會得以健康正常的運行和發展。
最后，死刑對被害人的撫慰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如果對殺人者不處以死刑，受害人的親屬就會心理失衡，當他們對國家對社會失去信心時，就會對社會產生敵視心理，導致“私刑 ”的出現，動用私刑報復殺人者，進而包袱社會，造成更大的傷害，擾亂社會秩序。
（二）死刑的局限性
無論如何，死刑都是極端殘酷的，這是不可否認的。它最終會被社會所淘汰，但不是現在。由于司法上的腐敗或法律上的不完善，使許多判決由于量刑上的不當 或社會腐敗造成的錯殺與枉殺再所難免。一旦錯誤，如果是其他刑罰可以改判，恢復其清白，而死刑則無可挽回了。
還有民眾意愿情緒的波動影響，社會輿論的影響使民眾在許多方面認識不足，態度 不同。當一些性質惡劣、罪大惡極的犯罪發生執行死刑，這些符合了民意，但這一點也容易被某些人所利用煽動。在對待一個慣偷和一個走私犯態度就不同，由于慣偷觸犯了自身利益，所以認為他改殺，而一個走私犯無論他走私多少，他給自己帶不來威脅，甚至還可以從他手中買到便宜貨，即使他的走私額再大，罪行再嚴重，事不關己，就沒有前列的憎恨，所以殺與不殺都無所謂。民意往往受情緒利益因素的影響，但無論是什么，畢竟人命關天，這些絕不能因民意而受影響，必須理智對待。
四、限制死刑的適用對象
我國刑法中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在審判時懷孕的婦女，即使是發生了人工或自然流產的，仍按孕婦對待。在國際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美洲人權公約〉等詭計文件中，除了以上兩條之外，對單純的政治犯和70歲以上的人犯罪被指控時， 不應判死刑。這有規定已被許多國家適用。對于組織、策劃、參與、執行了犯罪行為的政治犯則不再此列，他們的行為罪大惡極，性質惡劣，罪不容誅。在我國，也應將這兩條提上議事日程。對于70 歲以上老人，當其受審時，已無力再去犯嚴重的罪行，社會危害性較小，本著尊重老人的他度，不判死刑也可以，不會產生很大的民意情緒。
五、完善死刑復核條件
在我國刑法中規定了：“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兩年執行，實行勞動改造，以觀后效。”這就是我國獨創的“死刑緩期執行”制度。它是對死刑的限制使用，如果在此期間，表現良好，則很有可能該判為無期徒刑，進而有期徒刑，這樣就不會再執行死刑了。嚴格控制并盡量減少死刑的實際執行，是我國刑法設立死刑緩期執行制度的目的。
死刑復核程序是享有死刑復核權的法院對判處被告人死刑的案件進行審查核準時所采用的一種特別審判程序。他可以有效的保證死刑判決的正確性，防止錯殺，有利于控制死刑的適用，有利于貫徹少殺方針。通過死刑復核程序可以防止和糾正 死刑案件中可能發生的偏差和錯誤，有效地保證不傷害好人，防止錯殺罪不及死的犯罪分子，切實保障公民的人身權利。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最高人民法院擁有死刑核準權。在必要時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授權高級人民法院核準部分死刑案件，完善死刑復核程序，縮小死刑的適用范圍，使一些不是非殺不可的犯罪分子避免適用死刑，獲得重新做人的機會。
結束語：死刑雖然在打擊犯罪或其自身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我國目前階段，死刑的價值本質及死刑特殊的作用，使得我們國家仍然必須保留死刑。隨著社會文明日新月異的發展，引導死刑走向文明化，限制死刑的適用，完善死刑復核程序，進而減少死刑，創造廢除死刑的客觀條件，再社會條件允許的強礦下，為死刑建一座“死刑之墓” 。
參考文獻：
1、翟文科著：《刑法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1年5月第一版，第176頁。
2、蘇惠漁主編：《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頁。
3、（德）康德著：《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67頁-169頁。
4、楊世云、竇希琨著：《比較監獄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頁。
5、胡云騰著：《存與廢：死刑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頁。
6、陳秉志著：《刑法爭議問題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