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陸碧琴 ]——(2011-4-1) / 已閱24927次
刑法修正案（八）增設危險駕駛罪之問題研究
陸碧琴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北京）
摘要：2011年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對現行刑法作了許多修改。其中，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后增之一條增設了危險駕駛罪，這次修改是本次修正案的重要內容之一，對危險駕駛行為的定罪，改變了“肇事后再處罰”的方式，對醉駕等危險駕駛行為的規制正式法律化。本文在討論增設危險駕駛罪的原因以及本罪構罪標準的基礎上，提出了對危險駕駛罪的幾點完善意見。一是危險駕駛罪客觀方面中危險駕駛行為的范圍和種類需要進一步厘清；二是本罪的入罪標準還需進一步細化；三是本罪的處罰力度需適當增加；四是危險駕駛造成嚴重后果后與刑法其他罪名的銜接問題需要進一步明確。
關鍵字： 刑法修正案 危險駕駛罪 醉駕 追逐競駕
一、刑法增設危險駕駛罪的必要性
(一)治理各種危險駕駛行為的現實需要
近來，全國各地的交通肇事案件都呈遞增、頻發態勢。特別是“成都孫偉銘醉酒駕車案”和“杭州飆車撞死人案”，引發了社會對如何打擊和防范交通肇事行為的強烈關注。一起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迅速上升為全國性的公共輿論事件。來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數據顯示，自2009年8月至12月，全國共查處酒后駕駛違法行為30.4萬起，其中醉酒駕駛4.1萬起。2010年，全國公安交管部門共處罰酒后駕駛63.1萬起，其中醉酒后駕駛8.7萬起。一件件血淋淋的事故和一串串龐大的數字讓我們不得不開始重視各種危險駕駛行為的治理。自然，人們開始關注法律、關注司法、關注刑罰。
(二)彌補刑事法網不足的立法需要
誠然，如果法律規范對某一危害行為的約束力及威懾力不夠，就會導致某種不良事件的增多。筆者認為，對交通肇事立法上的不足和司法上的輕刑化也是各種危險駕駛行為久治不減甚至呈增加之勢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一，從立法方面來說，我國現行刑法對交通肇事行為的規制存在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現在刑法規范對相關罪名的規定存在標準不明和界限不清的問題。具體說就是對危險駕駛行為引發的交通事故如何定性，究竟按交通肇事罪還是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責任，法律缺乏明確規定，形成了盲點。最關鍵的問題是，這兩個罪名的刑罰有著天壤之別，適用不同罪名意味著對城市道路危險駕駛行為完全不同的法律威懾力，直接影響對其打擊的力度。
其二，從司法方面來說，一方面，交通肇事罪的輕刑化不足以讓司機引起足夠重視，醉酒駕駛也無法成為機動車駕駛員思想意識中的“高壓線”。另一方面，交通肇事的輕刑化使得公、檢、法機關及其辦案人員思想上形成了思維定式和習慣做法，容易忽視對重罪證據的收集。這種習慣做法，使現實生活中大量發生的酒后駕車導致惡性事故，甚至肇事后高速逃離現場過程中又導致多人死傷等情況，基本上都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而且一般情況下多以緩刑結案，肇事者不過是賠錢而已，造成了嚴重的罪責刑不相適應的現象。
對具有社會危害性行為的懲治主要依靠法律，法律如果失之于寬泛，缺乏針對性，不能相對明確，就不能起到應有的懲治效果。在我國機動車高速發展的現階段，立法部門當然有必要針對酒后駕駛等危險駕駛行為在立法上進行規制。
二、危險駕駛罪罪與非罪的界限問題
從法條我們可以看出，危險駕駛罪包括兩個行為，一是“醉酒駕駛”，一是在道路上“追逐競駛”。前一行為屬行為犯，不用達到“情節惡劣”，只要酒后駕駛達到一定標準，就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而后一行為屬危險犯，即在道路上追逐競駕，要使存在一定危險即情節惡劣才以本罪入罪處罰。所以，對于危險駕駛罪罪與非罪的界限就存在以下兩方面的內容：
(一)醉酒駕車和酒后駕車的界定
如何界定“醉酒駕車”和“酒后駕車”是認定本罪罪與非罪的一個重要標準。基于我國目前對醉酒的相關規定 ，因為有了明確的考量標準醉酒駕駛可以通過測試設備、抽血化驗來界定。刑（八）正式實施后，醉駕將由交通違法上升為犯罪，明顯是加大了對這一行為的處罰力度。基于此，一些學者提出質疑：“既然力度增加，對應的標準門檻是否也應適當放寬？”他們認為如果還拿原有標準來考量，對當事者有失公平。筆者不同意以上觀點。我們先來看幾組對比數據。據了解，在瑞典，酒駕的標準為0.02%，德國為0.03%，日本為0.05%，美國為0.08%，而我國現行的酒駕起點標準0.2%（即在駕駛員的血液中每100毫升的酒精含量為20毫克)，和發達國家相比，這一標準已經“寬松很多”。另一方面，我國現在對危險駕駛的懲罰力度與其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并不均衡，與發達國家相比顯得過輕。如果醉駕的標準過高，而懲罰力度又僅僅是拘役并處罰金，這將使得醉駕雖然犯罪化，但是對社會的威懾力卻達不到預想的效果。
(二) 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的定性
“飆車”一詞在生活中不時被提起，早為人們所熟悉，但“追逐競駛”作為一個新的名詞首次出現在刑八修正案中，在對這一行為定性之前，首先應該明確這一概念內涵。一般認為刑八新增罪名危險駕駛罪中的“追逐競駛”其實就是飆車的同義替換。在刑八修正案出臺之前，對“追逐競駛”只屬于行政處罰的范圍，對這一行為的定性，多是參照時速的標準來執行 。但至于規定時速是多少，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路段，界定各不相同。現把“追逐競駛”的行為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如果仍然按照不同的城市不同路段來規定不同的標準，無疑會造成使用刑法的不平等性，不利于司法公正。
另一方面，從“追逐競駛”的本身性質來看，與醉酒駕駛相比，“追逐競駛”定性及其入罪的標準存在更大的難度。醉酒駕駛可以通過測試設備、抽血化驗來界定，而且有明確的考量標準，可以說醉酒駕駛的考量是一個靜態的過程。相反，飆車是一個動態的發生過程，但是追逐競駕如何考量？飆車發生的過程由那一主體監控，監控后又該如何進行界定？雖然修正案草案將其列入犯罪來約束，但還應該明確具體的時速標準、界定方式，法律不能讓它因缺乏操作性而流于形式。
綜上兩個方面，筆者認為如果司法解釋能對“追逐競駛”的概念和標準更加明確，無疑可以增加執法過程中的可操作性，避免刑法適用的不平等，樹立司法權威。
三、新增危險駕駛罪之刑法規范的不足與完善問題
(一)成立危險駕駛罪之危險駕駛行為的范圍和種類需要進一步厘清
刑（八）修正案（以下簡稱刑（八））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并處罰金”。危險駕駛罪采用列舉式規定, 根據這一法條，刑（八）目前規定的危險駕駛行為僅限于醉酒駕駛和馬路飆車兩種行為,而沒有概括性的兜底式規定。危險駕駛的行為并沒有涵蓋與之危險性相當的其他行為,如吸毒后駕駛、無證駕駛以及嚴重超速和疲勞駕駛等,因此，這一條款大大降低了對當前和未來復雜形勢的適應性。另外，由于法律解釋必須以刑法條文為基礎，因此，修正案的明文規定甚至也完全排除了以法律解釋方式擴大其適用范圍的可能性,這顯然是值得商榷的。諸如吸毒后駕駛、無證駕駛等危險駕駛行為已經嚴重威脅到公共安全,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和巨額財產損失的后果,筆者認為，刑法同樣需要把它們納入自身的規制范圍。
(二)危險駕駛罪入罪標準的細化與完善
從刑（八）增加的條款的表述看, “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才構成犯罪。此處的“情節惡劣”顯然不同于結果犯中的“嚴重后果”。但是“何為‘情節惡劣’?惡劣到什么樣的程度，才能把“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的行為納入刑法加以規制?關于這些問題上,有學者指出：這樣的問題并不需要回答，之所以提出這樣的疑問是因為對“犯罪情節”與“犯罪后果”兩個概念還存在混淆。筆者認為“犯罪情節”與“犯罪后果”雖有區別，但是兩個概念之間本身就無涇渭分明的界限，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司法實踐中要將兩者完全區分，存在一定難度。情節輕微——情節惡劣——嚴重后果三個不同概念之間的兩個“度”需要有關司法解釋作出明確解釋。例如：“飆車嚴重超速、飆車屢教不改、在道路繁忙的路段飆車”等行為視為“情節惡劣”并無爭議；“出現事故或人員傷亡”就是有了“嚴重后果”也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因為飆車造成“交通堵塞”雖然沒有人員傷亡，但在一切都高速運轉的現代社會，時間能夠帶來的社會生產力是無法估量，“交通堵塞”也會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試問，“交通堵塞”應歸為“犯罪情節”還是“犯罪后果”？這一問題的回答直接決定這一行為以本罪或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的問題。一個行為屬于犯罪“情節”或“后果”將會以不同罪名進行定罪處罰。“情節惡劣”作為危險駕駛罪的一個入罪標準，雖然其不是結果犯，但是始終應當也必須要有一個“度”來作為衡量標準，否者勢必造成司法適用的混亂及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膨脹。
(三)危險駕駛罪的處罰力度需適當增加
筆者認為，危險駕駛罪的法定刑過輕，應適當增加。原因如下：
其一，刑（八）規定的法定刑是“拘役并處罰金”,罰金往往受到犯罪人經濟條件的制約,因而，執行能否到位、能否完全起到懲罰震懾作用存在疑問。如此一來,刑罰的威懾力就只能寄希望于主刑了。但是,一至六個月的拘役能否與醉酒駕駛和馬路飆車的巨大危險性相適應?恐怕很值得懷疑。特別是大部分危險駕駛行為屬于故意犯罪,最高法定刑為拘役明顯處罰過輕,同時幅度這么小的刑罰在適用上也很難與不同程度、不同情節的醉酒相適應，從而在司法實踐當中造成法官適用刑法的困難。
其二，我國刑法規定，拘役由公安機關就近執行，一方面是執行起來的行政成本過大；另一方面是近年來，受躲貓貓一系列事件的影響，全國各個基層看守所在收押犯人時，都要對其進行全面的體檢，只要身體稍有異常，收押程序就變得異常復雜，甚至直接拒絕收押。基于這樣的現狀，被拘役人員能否真正執行就打上了大大個問號。所以，危險駕駛罪的處罰力度應當適當增加，才能與我國的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相一致。
其三，刑（八）之所以增設危險駕駛罪，原因之一是現有的交通肇事罪名無法更準確、更嚴厲有效地懲戒、打擊這類行為。現在,醉駕飆車終于醞釀入刑了,其處罰力度當然應當低于交通肇事罪，但是刑（八）的規定讓這種差距過大,仍然沒做到罪責性相適應。
(四)危險駕駛造成嚴重后果的罪名銜接問題
前文已經論述過，危險駕駛罪的兩行為，前者是行為犯，后者是危險犯，其構罪條件并不要求有嚴重后果出現。所以,當危險駕駛由行為犯轉變成結果犯,由危險性變成現實危害后,如何與刑法中其他罪名相銜接，也是必須預先考慮的問題。在刑八修正案增設危險駕駛罪之前，對醉駕及竟駕兩種危險駕駛行為司法中普遍以交通肇事罪和以其他方法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刑八增設危險駕駛罪的原因之一也是考慮到在危險駕駛未造成嚴重后果的情況下，不管是危險駕駛罪還是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對其處罰過重。因此，筆者認為當危險駕駛造成嚴重后果后，與交通肇事罪和以其他方法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罪相銜接，符合立法者的意圖，也在行為人的遇見范圍內，是刑法罪責刑相統一的表現。
1、危險駕駛罪不能與交通肇事罪銜接的質疑
對于危險駕駛與交通肇事罪的銜接問題，有一些觀點認為：“由于危險駕駛罪是故意犯罪,當出現嚴重后果時,其主觀狀態也是明知而放任的間接故意,顯然不能與以過失為特征的交通肇事罪相銜接”。基于這種觀點，在討論危險駕駛罪的罪名銜接問題之前，對危險駕駛罪的主觀方面的罪過形態作出判斷非常必要。現階段，大多學者甚至法院判決都認為醉酒駕車尤其是造成重大傷亡事故的醉駕行為其主觀罪過為間接故意。基于這一前提，很多學者就得出危險駕駛罪的主觀罪過屬于故意且是間接故意。以此為依據，他們推導出危險駕駛罪照成嚴重后果后，不能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因為其主觀罪過形態不同。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危險駕駛罪包括兩個行為，僅僅從其中一個行為——醉酒駕車是間接故意就推斷危險駕駛罪的主觀罪過只存在故意未免過于片面。筆者認為危險駕駛罪的主觀罪過，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至于何種情況下是故意，何種情況下是過失，應該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標準綜合分析。
醉酒駕車尤其是造成重大傷亡事故的醉駕行為其主觀罪過為間接故意，這一觀點已經被眾多學者所接受，且在司法實踐中也得到了廣泛的運用，筆者也贊同這一觀點。但是我們不能以此直接得出危險駕駛罪的主觀罪過就是故意的結論。因為在危險駕駛罪的另一個行為 “追逐競駛”中，行為人也存在過失的主觀罪過。“過于自信的過失一個最重要的特征是行為人輕信能夠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 從條文中我們可得知，“追逐競駕”的行為要構成本罪有一個條件限制，即“情節惡劣”。雖然其不同于犯罪后果，但是一個行為要達到“惡劣”始終是有一個“度”來衡量，這當中難免存在行為人輕信自己的行為沒有達到“情節惡劣”這一個“度”的情況。行為人的這種輕信就是一種過于自信的過失。當然，過于自信的自我認識不能是行為人無中生有的主觀臆想，必須反映在客觀現實中，不能脫離行為時的客觀條件。例如，甲與乙相約在人員密集且限速為20公里的市區，以超過100公里的速度相互飆車競駕，雖然甲乙自稱，他們認為憑借其駕駛技巧可以避免造成人員傷亡的事故，但是其自信顯然是沒有依據的，是不成立的。因此，此時甲乙的心理不是過于自信的過失，而是放任受害者的死亡，屬間接故意。相反，如甲乙相約在人煙稀少并無最高限速的地方飆車，出了事故，其自稱，他們能憑借經驗可以避免人員傷亡，這種自信就是有根據的，此時就成立過于自信的過失。綜上所述，危險駕駛罪的主觀罪過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
2、危險駕駛罪與兩罪的銜接規則
危險駕駛罪與交通肇事罪，危險駕駛罪與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既不是想象競合也不是法條競合的關系，他們是三個獨立的犯罪。當危險駕駛由行為犯轉變成結果犯,由危險性變成現實危害后，危險駕駛罪與交通肇事罪，危險駕駛罪與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銜接顯然都沒有問題的。筆者認為，考慮危險駕駛罪造成嚴重后果的罪名銜接問題，首先應當區分行為人是故意還是過失，如果是過失，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故意則應該與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銜接。交通肇事是典型的過失犯罪，以其他犯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屬于故意犯罪。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一般低于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這也符合我國重點懲罰故意犯罪的一般原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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