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佳 ]——(2011-5-12) / 已閱6334次
環境訴訟藏的哪了
潘佳
從幾件小事談起。不久前在金瑞林老師的追悼會上，偶爾聽到了呂忠梅老師，王樹義老師身邊朋友們的兩句環境訴訟的討論，于是想起了幾年前呂忠梅代表在兩會上的提議，建議公益訴訟的建立。據說，近幾年的兩會上收到的提案中總少不了環境公益訴訟的影子。環境公益訴訟的地方實踐主體范圍不斷擴大，地方規定也有的將檢察官納入規范范疇。事實上，個人意義上的公益訴訟，環保部門提起的公益訴訟實踐我們一直在期待。關于環境公益訴訟，建設性的批評不在少數。客觀的評價，我們的相關制度和時間都有了進步，如果和日本，美國比較，但就環境訴訟的案例就少得可憐，更別說公益訴訟了—
一個美國朋友，從北大法寶搜索，看到近三年的環境訴訟的數量后驚嘆道，你們的環境糾紛這么少。我直接轉移話題向他求教美國的環境訴訟問題—
前兩天，和自己的大學同學發短信，問問他們市那里去年有什么典型的環境訴訟案例。他的回答很淡定。有，只有一起，是我們市那里環保局長被打的案子—
數量問題出在哪了？如果你要歸咎于環境訴訟的制度障礙，公益訴訟個體的制度障礙多有強詞奪理之嫌。如果你要說是司法的功能障礙，接不接招，執不執行也不是他們說了算。你要找環保部門說理，他也很尷尬，于是乎就找著替罪羊了，體制（政府）。似乎一切環境資源問題，包括環境糾紛的解決都是體制惹的禍，都是部門利益，權力邊界，責任承擔的矛盾。接下來，千篇一律的改革措施相繼根基，什么問題都需要綜合協調部門來管，來承擔。反正納稅人的錢隨便用，資源隨便調配。改來改去，湯還是湯，藥還是藥。在政府機構改革上，我們習慣于拿美國，日本乃至我們實力相當的巴西，俄羅斯說事。看看他們的機構有多么精簡，中央及國家部門數量是多么少。別忘了，再往下數一數，不同層級的國家機關復雜程度不亞于我們。不過是第一步他們邁的小點，我們大點罷了。終究還是要精簡機構的，對于經意發動全身的但各部門改革，取其不變之道，設綜合協調來協調姑且算作短期的妥協罷了，能源法遲遲不出來就是這個原因。并非否定體制的效果，只是這個東西談多了我們容易束縛住，為什么一個通知了三十年的計劃模式主宰了這么多年，始終跳不出來，計劃前就沒問題了么。市場化革命的一切問題似乎都是前一個三十年的問題。如果毛主席活著的話他都不會承認吧。其實，我們都心知肚明，不過是法制運行的傳統文化障礙。正如賀衛方老師所言，行政機關的作用沒能分離精神教化，我們的所謂早已習慣于他們的熏染。文化障礙的討論很多，大多歸咎于制度外因素，人倫關系社群關系以及情理事理法理的能動運動。基于此，不少人拿出來辦法對付傳統文化的老毛病，什么新思想，新文化不絕于耳。官方聽得也不少，他們真不知道么，是不屑于知道，也無所謂知道。從一定角度，迫于“體制”文化的慣性，尋求法外之道確實為一條良策。可問題終究是要落實在制度的，轉化進體制的。拋開文化的視角，我們看看當前的環境糾紛的解決。
環境問題出了以后怎么辦，沒有中國人第一個說會起訴的。找政府成為首選，企業則次之，最后才是法院。檢察院，人大就更不會有人過問了。如果自己切身利益受到直接損害尚且遵循如此邏輯，如果作為僅僅吸一口高碳空氣，喝口高碳水的可以忍受的“旁觀者來說,就湊合過吧，還能忍，或許會有人管的。我國聯邦行為主義的權力架構，省政府的權力實則最大。省的一紙文件可以決定縣區是法院系統的接案權，處理權，執行權。如果省級缺位，下級政府的角色會替代過來。再加上同級政府的壓力，利益紐帶的牢固，環保部門已經疲于應付，再加上法院的閉門不迎，當事人的要么根本不知道環境問題還能起訴，要么動力逐漸被強大的行政成本內化了。環境問題的特殊性，普遍性，經濟發展的重要使命，使得地方政府害怕起訴，一旦問題普遍化就認為會導致群體性糾紛，在老百姓認為中央的合法性最高的基本假設下，唯一同上的路徑被打壓下去，想要社會民眾心理平衡不造成新的糾紛是不可能的。觀念的陳舊就很可的，中國人是長于私下解決糾紛的，善于私聊的，情理化的，什么問題都可以化，一旦正式化，規范化就“傷和氣”，傷了雙方和氣，傷了上下級的和氣。從中央到地方無不重視穩定，穩定壓倒一切，于是，所有事件一旦牽涉人數過多就有傷穩定大雅，就不和諧，就得注意政治傾向。這種思維模式，把大多的合法利益宣泄直接堵住，結果是不穩定的利益表達，做賊心虛的心理不要僅僅埋怨政府，換做你我，誰都逃不了那個圈。多少滿壞豪情的赤字進入政圖不被中庸了，多少忠肝義膽進軍學術圈不被攀比功利了，好比著急上班人多時你還希望自己上車，好不容易上來了因為又一個人擁擠你不想讓他上來一樣，角色心理束縛難以擺脫。漸進式的改革總是充滿教科書式的教化色彩，卡看歷史紀年表。每一次世界歷史推進，哪一次中國的進步是漸進的，++無不充滿了（此處略去20字）
環境問題的解決壓力不光給了環保部門，更多的給了企業。企業社會責任在當代中國現實語境下的作秀色彩濃厚，如果拿內外成本收益，眼前與長遠利益來說事，這樣的秀，也是值得的。責任這個詞在公有制環境下總到有感情色彩，似乎享受權利者就應該，責任和利潤是成正比的，那么政府作為最大的利益群體和壟斷組織，政府的環境社會責任和在？現如今，在中國談政府的社會責任已經成為奢侈品。幾十年前，有少數學者關注馬基雅維利，弗蘭西斯-培根，馬克思韋伯的作品里都有談到政府的社會責任。現如今我們習慣于政府的壟斷和公務服務政府責任的侃侃而談，在還弄不清政府的社會責任究竟是什么時，就大談企業的環境社會責任，明星社會責任，富人的社會責任，就理論研究者關注度而論，些許有些遺憾---
政府是習慣玩文字游戲的，于是解釋法律，宣傳法律，倡導環境正義的重任往往抗在ngo，媒體，學者身上。政府也有偷著樂的時候，你們說你們的，反正我裝糊涂，該怎辦怎辦，實在不行另行對策。發了一頓牢騷，我們回顧三十年的環境法制歷程，反思中國環境訴訟的發展演變，成績是顯著的，體制內的東西需要內外合力一點點解決，想賀衛方老師的一句話，忍辱負重的死才可貴。作為我們每一個民眾，應保持基本的理性，用合法的方式解決環境糾紛問題，體制的變革，觀念的更新，隨著政治生態新鮮活力不斷注入只是時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