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維雁 ]——(2003-3-19) / 已閱59153次
勢力的個人和團體通過個人或其代表頻繁地聚合成各種以合法形式設立的代表
制會議并與統治者或他的代表打交道，發表他們的聲明，重申他們的權利，系統
地陳述他們的建議，確定他們與統治者合作的條件，并承擔他們分享的統治責任。
同時，為了抵制對其行動自由的限制，統治者利用他自己召集等級會議的權力，
試圖使它的會期較短和不那么頻繁地召開，并使一些有影響的發言人代表他致
辭。 但我們如不加分辨地將等級會議與統治者等量齊觀，則大錯特錯。因為，
等級會議和統治者不是處于同一水平面上 ，統治者居于等級會議之上 。波齊還
指出，等級會議非常常見地是由統治者自己提議，為取得財政上對他的支持而召
開的。 英國的佩里·安德森表達了與此完全一致的看法，“建立獨立于君主意愿
之外、能夠定期召開等級會議的基礎并不存在”； “召集這類會議的基本目的是
擴大君主政體的財政基礎。” 雖然如此，通過等級會議，在實現擴大君主財政基
礎目標的同時，“它們也加強了貴族集體控制君主的潛在能力。” 總之，在等級
制國家中，出現了等級會議與君主兩個權力中心，這兩個權力中心既相互對抗，
又通過協商不斷達成妥協與平衡。
在《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一書中，佩里·安德森分析了絕對主義國家普遍
建立的過程。由于絕對主義在東歐和西歐存在很大差異，考慮到憲政主要起源于
西歐，筆者在此的討論主要以佩里·安德森關于西歐絕對主義的研究為依據。在
佩里·安德森看來，絕對主義國家得以建立的原因，在于等級會議制度的衰落。
經濟的發展、戰爭的升級、官職的官僚化、賦稅的加重、庇護網的瓦解則是等級
會議制度衰落的根源，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經濟的進步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逐
步確立。佩里·安德森解釋說，隨著實物地租普遍化為貨幣地租，對于農民實行
政治經濟壓迫的基本單位受到嚴重削弱，以至面臨解體的威脅。農奴制度逐漸消
失，封建主的階級權力也危如累卵，其結果便是政治—法律強制向上轉移到中央
集權化、軍事化的頂峰——絕對主義國家。 波齊先生武斷地宣稱，在絕對主義
國家中，政治過程主要不再由在統治者和等級會議這兩個獨立的統治中心之間的
連續性的合法化的緊張狀態與合作所構建；它圍繞前者并只依靠前者而構建。 這
似乎是說，絕對主義的興起緣于等級會議權力的弱化，或者等級會議的權力被轉
移、擴充到王權之中。絕對主義確實有王權擴大的一面，但也并不完全是由于等
級會議權力的弱化——等級會議的權力隱而不顯需等待時機再次發揮威力。但絕
對主義還在于：由于封建政體的改組、原始采邑制的衰退、土地所有權日益不帶
附加條件，從而使王權變得更加“絕對”； 戰爭的升級、官職的官僚化、賦稅的
加重、庇護網的瓦解，決定性的消滅了君主政體與臣民之間的“中介力量”。 但
必須明確的是，絕對主義絕不是專制主義。在絕對主義國家的君主政體存在著雙
重制約：受它支配的傳統政治團體的存在以及支配它的無所不在的道德法規。 可
以肯定的是，在絕對主義國家仍然普遍地存在著對抗性權力。絕對主義國家一方
面是在變化了的形勢下，王權與貴族達成的新的平衡；另一方面，由于市民社會
的興起特別是資產階級的興起，又出現了市民社會（資產階級）與王權的平衡問
題，正如歐美和前蘇聯史學界大多認為的，絕對主義是建立在封建貴族和資產階
級的平衡上的一種君主政權。 絕對主義意味著王權的普遍化傾向，而商品經濟
則產生了對所有權保護的強烈要求，這二者共同導致了羅馬法的復興。羅馬法復
興不僅使各種對抗性因素及其解決均納入法律的軌道，而且還使各方的平衡比較
穩定地表現為法律形式。法律體系隨后成為憲政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法治則成為
憲政的形式標志。
三、對對抗與妥協的詮釋與重構：一些學說中的平衡觀述要
雖然很多學者從不提憲政的平衡性，但從他們的學說或理論中仍可得到類似
的啟示。其中，較為典型的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社會契約論和公共選擇理論中有
關國家與憲法的觀點。
1、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憲法觀的啟示：從“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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