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東升 ]——(2011-9-4) / 已閱11004次
近現代湖南法制思想昭示的吏治思路
——讀《湖南近現代法制思想史論》后感
汪東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北京 100872）
近代以來，在湘楚文化中尤其是以政治法制文化最為精要，這與近代魏源、曾國藩等人開眼看世界，學習西方有莫大關聯。為了展現近代以來湘籍思想家們的法制思想，由湖南工業大學法學院院長張兆凱教授領銜的學術團隊，對湖湘近代代表人物的法制思想展開了系統研究，形成了《湖南近現代法制思想史論——近現代湖南人的法制思想與法治理念》專著一部。仔細品讀之下，乃為湘籍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和法治理念所折服，書中以年代為線索，依次列舉了近代、清末民初、共產黨人及當代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學家與法制有關的真知灼見，有些思想理念對當下的法制建設仍有借鑒意義。作為一本研究湘楚之地思想家法制思想的專著，該書全景式展現了湘籍思想家關于近代法制的睿智思想，其內容包羅萬象，涉及的人物眾多，思想論述詳實，將不同人物的法制思想展現得淋漓盡致，為后人研究湘籍思想家近代法制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湖南近現代法制思想史論》中眾多湘籍思想家都提到的治國治吏思想引起了我們的深思。湘籍思想家的吏治思想為當下治理貪腐，建立廉政吏治提供一些有益的經驗和理論支持。在民主與法治的時代背景下，結合湘籍思想家們關于官吏治理的有關理論言說，我們有必要提出當下官吏治理的十二字方針：“選得好，用得上，看得住，有保障”。
一、選得好
官吏的任用很重要，中國政治體制中一直推崇賢人治理，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選擇良吏，剔除庸吏和惡吏就顯得更加重要。清末推崇洋務運動的思想家郭嵩燾就十分強調慎選官吏。他明確指出：“天下之治亂在乎用人之當否。所用賢，則綱紀振飭，法度修明，雖亂世亦可以為治；所用非賢，則綱紀倒置，法度廢弛，雖平世亦可以致亂。”并提出了“不以言貌取，不以資格拘，不以人地限”以真才實學作為用人的唯一標準。
古代，選擇官吏的制度有很多，如察舉制、科舉制、九品中正制等等，但自唐以來，確立為主要選取官吏制度的是科舉制度。雖然到了明代后科舉制度日漸僵化，但其在中國政治體制中的作用和貢獻不能抹殺。這一制度給底層平民保留了一定的上升通道，在歷朝歷代都為國家選取了治國之才，至少可以說是精通儒家學說的人才。
今日，我國官吏選取制度大體來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另一類是通過選舉進入，前一類適用于底層公務員，后一類適用于領導崗位。當然，其實還有一些其他形式，如交流任用，但這些不是主流。故在考慮如何選取良吏的時候，一定要設計好這兩個進入公務員的通道，要適當擴大吸收底層人士進入公務員隊伍，只有這樣才能擴大執政黨的群眾基礎，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選取良吏也需要一定的標準，自古以來德才兼備就是官吏任用的最好標尺。有才而無德的人很危險，一旦權力在手就有可能做出損公肥私的事情；有德無才的人很容易早就庸官群體，不利于社會的整體進步和改革創新。故對于德才兼備的人不妨破格提拔，不拘一格降人才，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將有才能的人補充到我們的干部隊伍中，才能不斷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保持執政黨的先進性。
二、用得上
選取良吏進入公務員隊伍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好的制度能夠塑造人，壞的制度能毀滅人。在公務員的使用上，也要遵循現代人事管理規律，做到取其才，用其才，盡其才。否則就會導致人力資源的重大浪費，也會導致公務員隊伍里人浮于事，庸人當道，而有才能者不得發揮。清末名臣曾國藩很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他認為吏治好壞的關鍵首先是選人用人，吏治敗壞的原因主要是人才缺乏，無才可用，才導致庸才劣才充塞官位。曾國藩主張“廣收慎用、因量器使”的用人原則。他認為無論才之大小，不分地域，不拘身份，只要有才，都可以廣泛搜羅，以期人才云集；在廣收的同時，更為重要的是知人善用，要因量器使，用其所長，去其所短，充分發揮其特長。好的人才一旦選入干部隊伍，就應該賦予任務，加強人才隊伍鍛煉，發揮個人創造積極性，明確責任和考核，真正做到權責明確，獎罰分明。
與此同時，要充分考慮到公務員個人晉升的需要，要任人唯賢，建立一套能夠使能者上，劣者下的官吏晉升制度。這對發揮整個干部隊伍積極性和創造性具有極大作用。“不想當元帥的兵不是好兵”，這句話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為它表明了人不斷追求進步的進取之心，是人類創造力的源泉。在公務員隊伍里，經常聽到類似于“天花板”現象的訴說，這種現象說明我們的干部晉升制度還不夠完善，沒有人盡其用。這也導致了在每次換屆時很多官員壓力都很大，拼命走穴找關系，尋求突破晉升。畢竟很多情況下職位是有限的，而一旦失敗沒有晉升希望時，我們的干部就會自暴自棄，選擇混日子或者趕緊權力尋租，出現了所謂了“59歲”現象。這也就提示我們在干部任用上不但要選對人，而且要給予晉升的機會，至少要設置一套公正、公開、透明的晉升體制。現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魯克曾告誡我們，任何人都會晉升到其不適合的崗位，而對此我們唯一的處理方式是加強學習和培訓，以適應新的崗位需求。因此，干部晉升之后，一定要注重培養人才，加強干部隊伍素質建設，是否注重人才培養關系到國家的盛衰。
三、看得住
在賦予官吏權力的同時，也要強調制度監管和約束，不能放任權力濫用。因此，我們應當重視權力運行中的官吏治理，要對干部進行考察，建立一整套的考核制度，按照考核結果予以獎懲。賞罰必須嚴明，做到能者賞，劣者罰，只有這樣才能激發和調動官吏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權力會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我國的政治體制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人民是最高權力的唯一源泉，人民將最高權力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人大統一行使最高權力，產生其他國家機構。這種政治體制的好處在于體現人民主權，實現中央集權，但在具體國家機構設置時，沒有像西方國家三權分立模式下的分權制衡，容易導致了權力監督渙散，從而形成了無監督的權力，導致權力濫用而傷及民生國本。由此可見，對官員的監察和對權力運用的監督在我國官吏治理中顯得十分重要。
在政治體制中，官大一級壓死人，上級對下級的監督作用是比較容易實現的，因此我們可以賦予上級對下級更廣泛的監督權。賦予權力的同時也意味著更多的責任，對上級監督過失責任，我們也要嚴加追究。大思想家王夫之就強調嚴于治上官，反對“嚴下吏之貪，而不問上官”的錯誤做法。他認為任何時代下級官吏之所以貪賄成風，根子往往是在上面，是由于上級官吏失職或貪贓枉法的結果。如果只懲辦下官，而對上級官吏放縱不管，這是亡國之道。王夫之認為，實際情況看，下吏之貪往往與上官的包庇縱容、相互勾結直接聯系，下吏充當著上官的“鷹犬”。而事發后，由于上官隱藏在背后，受到法律懲罰的往往只是下吏，上官們都可以肆無忌憚地中飽私囊，又可以逍遙法外。王夫之“嚴于治上官”的思想在當今的吏治治理中依然有其實踐意義，上級監督過失的責任觀念應當樹立起來，配合著引咎辭職制度，也許能發揮其現代功效。
權力監督模式除了上級監督以外，還可以發揚黨的優良傳統，走群眾路線，將人民監督納入權力監督體系。當年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黃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跳出王朝興衰周期律”一問時也強調了人民群眾對政府的監督作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胡耀邦同志很早就提醒我們注意“黨從被壓迫、被屠殺、被圍剿的地位，轉到了執政黨的地位這個根本變化”。他認為“到了執政以后的今天，黨控制著一切資源，也就控制著人民群眾的生命線，官員們就以為可以用強迫命令來迫使人民群眾就范、服從，而無須用說服、教育來吸引人民群眾，社會上又沒有任何力量能夠約束執政黨的行為。因此就越來越脫離群眾，越來越脫離實際，一個官僚特權階層“茁壯成長”起來，站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這些警示的話語在今天的有些地方、有些官員身上不幸應驗，他們公然叫囂“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這一現象的出現，提醒我們人民群眾監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能在與人民群眾對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四、有保障
官吏作為人民公仆，在全心全意服務人民群眾的同時，也應該得到人民群眾的物質和精神獎勵。這樣做既是對人民公仆工作的認可和激勵，也是預防腐敗和權力尋租的良方。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人民也越來越富裕，出現了不少的富裕階層，與他們相比現在我們國家公務員工資其實并不高，這也就造成了很多官員心里失衡，動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福利，搞創收。還有就是前面提到的“59歲”現象，矜矜業業一輩子到了退休年齡，為了自己“退休后的幸福生活”，選擇鋌而走險撈一把。這些現象都值得我們去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驅使著他們不顧黨紀國法，走向了犯罪的道路？當然，個人的貪欲是一個很大因素，但除了個人因素，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吏治制度就沒有一點責任嗎？在貧富分化急速擴大，價值觀多元的這個時代，手中掌握權力的官員們很容易被金錢所腐蝕，加上現在的公務員基本工資不高的情況下，就更為有些人提供了貪腐的借口和理由。想要遏制這一勢頭，完善吏治治理，除了加強權力運行中的監督和思想教育以外，還得加快制度建設，解除公務員物質上的后顧之憂。
在經濟可承受水平范圍內，可以借鑒國外有關做法，實行高薪養廉制度。實現公務員工資的陽光化、透明化、公開化，取消一切隱形福利，在參考當地工資收入的基礎上，大幅提高公務員工資，保障其富裕的物質生活，解放公務員身心，讓其全力投入為人民服務的事業當中。建議將公務員工資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作為工資按月發放，另一部分作為公務員退休后的養老金和廉政獎勵，于公務員退休后發放。并用立法的形式加以確立，規定如果公務員因貪腐或瀆職犯罪的，可以沒收部分或者全部退休后的養老金和廉政獎勵。如果在現代吏治治理過程中，多一些這樣的制度設置，應該能從很大程度上改善吏治環境，實現廉政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