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金勇 ]——(2011-9-28) / 已閱6618次
野生動物商業狩獵開禁：須以法律恪守為旨歸
文/王金勇
新聞背景：7名美國人分別通過國內的正安國際旅行社、中國婦女旅行社等兩家代理機構，提出赴青海省都蘭國際狩獵場采集我國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標本的行政許可申請，引發社會熱議。8月5日，“外國人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進行標本采集行政許可申請”通過專家評審。國家林業局野生動植物保護與自然保護區管理司表示，將在核實相關申請材料并結合專家評審意見的基礎上，在20個工作日內對此申請給予批復。9月2日，在行政審批所承諾的第20個工作日到來之前，國家林業局宣布：由提起狩獵野生動物審批的北京兩家旅行中介代理機構撤回行政審批申請。這一決定，使得槍聲最終未能在都蘭獵場響起，由7名外國人所提起申請狩獵的9只巖羊、7只藏原羚也因此躲過一劫。
一個以極少數野生動物個體的犧牲，換取巨額動保資金的交易為何被叫停？一個國外普遍采用的野生動物管理辦法，在國內為何引起長達一月甚至數年的爭議？目前，在仍擁有大量珍貴野生動物的中國西北部，野生動物的保護與管理亟須新的中國模式破題。（2011年9月9日 奧一網 ）
2006年，經國家林業局允許，四川成都公開舉行青海、河南、湖南等省的外國人狩獵權拍賣，使得先前一直處于半公開狀態的外國人狩獵事件，暴露于社會大眾面前，從而引起強烈反對。沉寂5年后，青海都蘭獵場陷國際狩獵開禁事件再度引起爭議，雖然最終因為中介機構撤回狩獵申請從而為整個事件畫上了休止符，但無人懷疑這其實很可能是沸騰的社會輿論及活躍的環保組織施加壓力帶來的結果。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類似的爭議絕不會就此徹底消失，在不知何時的未來某一天，相關話題還會登上新聞媒體的焦點版面上，因為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律、高漲的野生動物保護意識及錯綜復雜的野生動物保護現實之間的矛盾和張力，并未得到絲毫的緩解和改善。
某些人或某些機構時常以“對野生動物可以合理利用”為借口為商業狩獵行為做辯解。誠然，國家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并未一刀切地禁止所有的野生動物狩獵行為，對野生動物的加強保護與合理利用之間進行適當平衡也為一些狩獵行為提供了合理性。但這里的合理利用是否包括商業狩獵，如果允許狩獵，其目標是否包括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無疑需要嚴格依照法律規定進行確認。依照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律的相關規定，國家禁止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只有在科學研究、馴養繁殖、展覽或者其他特殊情況等符合公共利益目的而必須獵捕時，才可以經許可取得特許獵捕證進行獵捕，除此之外，不能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進行非法捕獵。而根據相關新聞報道，此次外國人前來狩獵的野生動物中包括巖羊、藏原羚等，主要目的是采集頭角標本，以比拼炫耀狩獵成績，在獵殺到這些動物后，狩獵場工作人員會把角鋸下來交給狩獵者。而巖羊、藏原羚屬于國家明確認定的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這樣的狩獵行為與其說是基于科學研究的公益目的，不如說是為了追求獵殺行動本身所帶來的冒險刺激，明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為進行野生動物科學考察、資源調查，必須獵捕的”情形或者其他要求。而這樣的狩獵申請為何能得到啟動專家評審的機會，并順利獲得通過，令人不解，也是引起爭議之處。
某類野生動物種群數量穩定就可以成為可隨意狩獵的對象？也不是。“實際上，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允許國內外獵手，在不影響野生動物種群穩定、有利于促進野生動物保護的情況下，對野生動物進行少量獵捕。”某位專家這樣說。應當說，對于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如果種群數量穩定，經申請可以狩獵，但是對于屬于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其狩獵理由要求是十分嚴格的。我國《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規定，“為調控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種群數量和結構，經科學論證必須獵捕的”才可以獵捕，注意，這里說的是“必須”，而不是“可以”，而且限制了十分嚴格的條件，如果不滿足，則不應當進行獵捕。成為國內專家組通過狩獵啟動重要論證基礎的調查報告，是否真正地摸清了狩獵對象的種群家底，是否其數量真的多到了需要調控的地步，是否真正“必須”要通過狩獵才能調整其結構與數量，未見充分翔實的信息披露，林業局也語焉不詳。事實上，“按《野生動物保護法》，應該每十年開展一次野生動物資源普查，但囿于經費，至今也未能啟動第二次全國普查”。野生動物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對各縣、市、省而言，似乎始終只是看得見卻摸不清的模糊印象。為應付個別申請而匆忙搭建起來的專家組能否真正摸清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家底，以切實維護多年的動物保護成績，不得不令人憂慮。
遺憾的是，根據媒體報道，1985年以來，國內小規模狩獵活動一直在半公開進行之中。1992年，經國家林業局同意，都蘭獵場正式對外開放狩獵。據獵場公開統計，20多年來，作為國內最大的狩獵場，該獵場已共接待1000多名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等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狩獵者，其中真正的獵手約800多人，共獵殺巖羊、藏原羚、盤羊、白唇鹿、馬鹿、藏羚羊、狼等國家一、二級保護動物882只，其中90%的狩獵對象為巖羊。如此大量被狩獵的國家一、二級保護動物，有多少真正屬于法律規定的基于公共利益目的而必須進行的狩獵成果，無法令人樂觀。“國家賦予了林業部門保護野生動物的責任，卻一直沒有給予充足的資金保證”，青海省一林業部門人員如是稱。正是在資金緊張情形下，1992年，國家林業部正式同意成立狩獵場，但要求各地狩獵場必須合法、適量地獵取、利用野生動物。面對有利可圖有錢可賺的野生動物狩獵，資金緊張的偏遠基層政府，是否都能守法如玉，顯然也得打個問號。
倘若野生動物保護法律的規定已經不適應現實要求，那么可以依程序修改，在此之前，必須恪守。相反，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法治不彰，法律不能得以有效落實，才是導致野生動物保護資金短缺，以致需違法獵殺一部分來保護另一部分的荒謬鬧劇一再上演的根本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