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文茂 ]——(2011-11-10) / 已閱7551次
法律解釋的合理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一、法律解釋的公眾認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設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規范、指引和調整功能真正得以實現,這就要求社會公眾 對法律及其適用過程產生認知和認同,而在這一過程 中,法律及其適用解釋必須具有內在的合理性和公眾認同性。公眾對法律的認知、認同,首先必須通過對法律文本 的解讀和認知,唯此才能了解現行法的具體規定,才能 把握、指引、規范自身的行為,同時對自身或他人的行 為的合法性有正確的預測和評價。這里包括兩個方面 的問題,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認知和解讀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機關制定的、執法司法人員據以適用和解釋的 文本在表現的形式和范圍是應當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釋文本應當是最大公開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釋文本應當是用語精確,表達規范、可供明白解讀 的,否則法律的適用必然存在障礙。其 次,除了通過對法律規范文本的解讀、認知之外 ,公眾更多的是通過大量的宣傳性的,由大眾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觸到的司法實例來了解法律及其解 釋的適用過程。我們認為司法實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國判例并不具備正式的法律地位,但嚴格意義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開刊載的判例,它對于 人們正確理解法律具有參照意義,對下級法院具有指 導性作用,除此之外的個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實 例,即使被公開刊載也不具備判例性質,因為它不存在 被公開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現行解釋制度中,作出司法 實例的審判組織往往無權作出司法解釋。但是判例及 其上級法院的司法實例會被下級法院所遵循,過早已 成為一種無形的操作規則。由于司法實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體直觀,所以社會公眾更多的會從司法實例中 獲取對法律的認識,從而產生對法律判定的認同。但司 法實例在法律解釋上存在內在的缺陷:文本的公開化 明確化程度不夠,公眾無法獲取精確的認同參照體,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證和說明;司法文書中陳述的裁 判理由過于簡單,不加任何解釋和邏輯推論,因而公眾 的認同難以確實的實現。作為個體的普通公民對法律的認知,理解客觀上往 往不是系統的完整的,雖然嚴格地說,公民在具體運用 法律,從事自己各項法律行為時,應當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標準模式進行,但事實上我們不可能要求個體的 法律運作不產生與法律間的偏差,當個體法律行為與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時候,司法的適用解釋怎樣有效解 決和掌握這種偏移與標準行為模式之間的差距,這種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釋的“框內”還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機關為此以怎樣的宗旨給出一個合理性解釋 ,司法解釋在這里實際是起著衡平價值,體現法律社會 正義的任務,這也是司法適用解釋能否獲取公眾認同 的重要依據。
二 、司法適用解釋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適用解釋中處于主動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門)對于公眾認同是采取一種怎樣的態度呢?可以說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學家都不曾忽視這一點,立法文本與司法裁量(即使某種情況下,某一司法裁量距離立法原意很遠很遠)在與公眾的法律認同之間總是具備某種 連接點,這種連接點則往往表明了司法的價值取向。這一連接點在前近代法治社會表達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現代法學家則表述為合理性,或合理意義。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國法、天理、人情。中 國古代社會是禮法社會,國法是以綱常倫理即天 理為指導原則和基礎來制定的,反映親族血緣倫理的 權利義務關系的倫理法與人情(同樣是以綱常倫理為 基礎)具有一致的內涵。當國法與人情產生沖突時,統 治者是法情允協,綜合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則是執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斷,因而使國法、天理、人情 相協調統一,情理和社會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礎,又是國 法的價值衡平的標準。在這里,情理作為立法和司法連接點的作用是相當 明顯的,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情理相比較國家的立法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盡管國法依據人情——特定的道德規則制定,在具體的道德情境中則往往顯得簡單粗陋,不敷應用。在具體的審判實踐中司法者為了 達到合理的結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國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為了道德、情理的實現,在很多 情況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顧,可以經義決獄,這樣 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即為了使得法律的適用能夠符合 公眾對于法律(實質上是法律中蘊含的情理)的某種認 同,公眾也只有在這樣的基點上才會產生認同。西方法學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關系,本是法理學的基本命題之一。在 法哲學范疇層面上是實然法和應然法的關系;表現在 立法和司法的關系上即是司法適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權 界劃分。
在西方法律的兩大體系中,大陸法學雖然強調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條文時常被視作尋找案件正確解決 方法的向導而不是把一定的解決辦法嚴格地強加于解 釋者的命令,人們樂于運用解釋的方法導致公正的結局。而立法者在許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籠統的詞句給予法庭以衡平權,使法律規范的適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義之間不至于脫節。在普通法法學中,“法首先是情理”這一古老的拉丁 語格言則更為明確地被作為法的基礎觀念(情理正是 調和兩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經驗主義為司法原則,找出每一個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決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體系的基礎。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釋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從這個意義上看,在我們的法制宣傳和教育中還強 調“法律是無情的”這樣的提法,顯然是有些簡單可笑 。
可見,情理這一概念即使是在強調嚴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國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適用解釋的核心概念。對此則導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導致了西方法律體系中法典主義者企圖制定包羅萬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滅,導致了立法權與司法權的邊界模糊,導致了司法權對立法權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現成為需要與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對具體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進一步考慮公眾的認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學者有理由認為,法律規則是社會群體現時意志 的表現,尋找立法原意無須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時,而是面對正義和理智,要求法律條文自由地適應現代生活 的現實的有效意義,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據法律條文來解釋法律。但是這樣并不等于說法官可以置立法條文、立法意圖于不顧。盡管有必要通過解釋法律條文的寬闊的自由度來緩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須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問題是,當法和情之間的沖突產生時,法庭更著眼于社會道德,正義,更關注此時此刻的規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眾的接受程 度及對于法律的認同。例如,在民事法律關系中過錯責 任原則到嚴格責任原則的演變過程中法官對于立法的 突破正說明了這一問題。中國司法適用解釋的公眾認同。前文所述立法權和司法權的權屬劃分,以及現代法治社會中司法權對于立法權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釋學所面臨的一個首要課題。司法法的存在無論是在理論闡述上,還是在客觀實踐中都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
在我國,法定意義上的司法解釋只允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廣泛意義上的獨立的司法適用解釋,因而客觀上這種具有絕對權威(甚至超越法律權威、創制性的)解釋只是換一個說法的立法而已。在這里,我們無意重復探討立法權 ,司法權相爭的歷史過程和司法法的出現與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問題在于,司法權是如何實現這一侵入并如何為廣大公眾所接受的?如果說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現和司法權對立法權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標準的話,我國司法解釋對于立法權的侵犯則是顯 得蠻橫和粗暴,即使在相當多的所謂“解釋”中,根本上 是“創造性”的脫離、違背、突破文本的情況下,也絲毫 未見立法權對其的任何抵抗。由于這些司法解釋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義,在實踐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權威性,因而使得公眾本應能夠通過文本意義取得的認同由于司法解釋的介入反而變得毫無意義,無所適從。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司法法早已是客觀存在,但卻未能被廣泛認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進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適用和解釋卻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對地倒退。作 為日益開放的法律體系,當今世界各國的法律制 度,法律規范、法律原則的采用將日益趨同化,任何脫 離潮流,脫離現實,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則最終將被擯 棄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實際司法 適用和解釋能否最徹底地落實法律文本所設置的規則 標準和其中蘊含的價值標準,并最終為社會公眾的( 世界范圍的)認同。要 實現社會公眾對法律和法律解釋的最大程度的認 同(我們承認這一認同性也是有層次有階段的),關鍵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開的法律文本,嚴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階別的司法解釋,以及全社會所認同的價值 體系,只有這樣“法制”才能真正發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釋的公眾認同性與社會價值體系法 律解釋、適用與公眾的法律認同性之間應當具有同一基準的社會道德、正義、理性的價值觀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價值體系指引下法律適用解釋與公眾認同才能在最大范圍內發生契合,這一社會價值體系不應是 割裂的、雙重或多重標準的。中 國古代尤其是漫長的封建社會中,以儒家思想為 社會主導的哲學基礎,以宗法、家族、倫常、忠孝為社會 的組織基礎,以禮治、德治為社會的調控基礎,儒學思 想中的順天理、滅人欲,以義務為本位的綱常名教思想 成為幾千年來一脈相承貫徹始終的社會主要價值觀念 ,這一社會價值觀內在的親和力造成了中國封建社會雖經無數次的改朝換代,但仍然萬變不離其宗,得以平穩的演進與發展。“五四”的思想啟蒙是對這一價值體系的最猛烈的破壞和動搖,但西化的民主科學思想并 未取得決定性的主導地位,就整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而言,舊有的傳統價值觀念和泊來的新思想 呈現雙軌發展的態勢。
這一發展軌跡即使在新中國建立后馬克思主義成為 社會的主導思想體系之后仍未停止其運行,其間歷次 政治運動和文革的“思想解放”雖已使舊的傳統道德觀 念土崩瓦解(同時也使社會價值觀陷于一片混亂),但在相當的范圍和領域內仍有其滋生的市場,甚至被以所謂“傳統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揚,全新的具有哲學基礎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并未建立起來。這一點在法學發展過程中的人法法治之爭,法律與道德之爭 ,法制與法治之爭,法的概念之爭等歷次重大學術爭論的背景之中即可窺見其中的影響,從法制實踐層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釋與適用中,在權利義務的配置、調解 制度的運用等方面隨處可見其遺跡。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兩次通過決議對精神文明建 設問題提出綱領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對整個社會的道德價值觀念進行更新層次的撥亂反正,重建社會的價值體系。作為制度文明的法律無疑擔負著推進社會道 德文化建設“在全社會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務只有在一個全社會共同認同的價值體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釋才能找到正確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