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3-5-23) / 已閱17355次
新聞背景：《南方都市報》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５日報道了一起嚴重的人身傷害案件，２７歲的中國公民孫志剛，于３月１７日被廣州黃村街派出所以沒有辦理暫住證為由收容，其后三天他還歷經(jīng)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和廣州收容人員救治站，最后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１０點２５分不幸去世。救治站說孫志剛死于心臟病突發(fā)，而孫志剛的父親委托中山大學中山醫(yī)學院法醫(yī)鑒定中心４月１８日所作的鑒定則表明“綜合分析，孫志剛符合大面積軟組織損傷致創(chuàng)傷性休克死亡”—－孫志剛是被打死的！經(jīng)媒體揭露此事后，至5月12日止，公安機關先后抓獲李文星、李海英、張明君、李龍生、周利偉、何加洪、洪權才、韋延良共8名涉嫌毆打孫志剛的犯罪嫌疑人；涉嫌指使毆打孫志剛的救治站護工喬艷清、呂鵬、喬志軍、胡金艷、劉全有也已抓捕歸案。同時，檢察機關已對涉嫌瀆職犯罪的有關人員立案偵查。目前，收容救治站的負責人、當晚值班醫(yī)生彭紅軍和當晚值班護士曾偉林已被逮捕，天河區(qū)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輝等已被刑事拘留 。像孫志剛之死這樣的慘劇，在中國恐怕已經(jīng)不是一起兩起了。早在兩年前的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８日，事發(fā)地點還是在廣州，《中國青年報》和《南方周末》在報道時間上只差兩天，就報道過那起令人發(fā)指的蘇萍被輪奸案，受害人蘇萍也是被警察作為所謂“盲流”收容。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３日《南方周末》的報道《“教授嫖娼致死案”疑云》的程樹良之死，警察以嫖娼為由非法限制一位回鄉(xiāng)奔喪的教授程樹良的人身自由，隨之不明不白的死亡。而就在上個月的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０日媒體再次驚暴一位叫黃秋香的女孩，在湘潭被警察以賣淫為由收容毒打，因為投訴而被再度拘留。
保護公民權利呼喚治安法院
楊濤
在一個法治國家，保護公民權利和限制公權的濫用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由一個中立無偏的機構對公權的行使進行及時迅速有效的審查，這種審查不僅是事后的,而且是事中進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款規(guī)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面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對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確定他在一件訴訟案件中的權利和義務時，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和公開的審訊……。”
在我國，公權的行使卻是隨心所欲，缺乏應有的制約與監(jiān)督。在行政公權領域特別是警察權的行使，在涉及限制乃至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上，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無任何中立無偏的機構介入，行政拘留、勞動教養(yǎng)、強制戒毒乃至某些地方的收容遣送等等行政措施上存在太多的暗箱操作，公民的涉案無法得以公正和公開的處理，在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受到侵犯時也根本無法及時求援，最多在事后求救于行政訴訟。于是乎，在此過程上隨意剝奪公民人身權利、毆打乃至草菅人命事件不時入耳，成為當今社會的痼疾。同樣的問題也出現(xiàn)在司法公權的行使上，刑事拘留由公安機關自行決定，而且最長達到37天，檢察機關對自行偵查的案件可以自行決定刑事拘留、逮捕，都無須中立無偏的機構審查，于是乎超期羈押、濫用強制措施也是屢見不鮮。雖然我國對行政公權、司法公權的濫用作了一些事后救濟的規(guī)定，且不說這些救濟是否有力，就是得以救濟，人的自由、健康乃至生命的侵犯是事后無法予以彌補的。
然而，我們看到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西方法治發(fā)達的國家，公權的濫用特別是對人的自由、健康、生命的無端踐踏鮮有耳聞，即使得到侵犯也能得以及時、充分、有效的救濟。這并非 西方人的思想覺悟高，乃是制度設計使然。
首先讓我們來看他們對于犯罪的理解，我們國家立法者認為犯罪存在定性與定量的問題，即認為判斷某行為是否犯罪，不僅考慮其性質上是否對社會主義社會關系造成了損害而且考慮其量上的程度，例如盜竊要達到一定數(shù)額、傷害要達到一定傷殘等級，即哲學上講的量變得以質變。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列入一般違法行為，接受治安處罰。但在西方國家，犯罪卻沒定量標準，犯罪可分為重罪、輕罪、違警罪。像超速駕駛、不按規(guī)定地點停車在我國是明顯一般違法行為也被認為是犯罪。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在東方人的法文化觀念中，犯罪是一種會給人帶來終生恥辱的烙印，因此要盡量提高犯罪的底線。西方人考慮問題的出發(fā)點并不在于此，西方人出于對公權力的深深疑懼，要強化對公權特別是警察權的制約，在他們看來警察對任何公民剝奪財產(chǎn)、自由都必須經(jīng)法定程序由中立的法院進行。這種傳統(tǒng)最早可淵源于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的規(guī)定：任何自由民非經(jīng)合法程序不得被逮捕、監(jiān)禁、放逐、沒收財產(chǎn)。由此不難理解警察無自行剝奪和限制公民財產(chǎn)、自由的權力，無所謂治安處罰，當然無須規(guī)定一般違法行為，凡是需要用剝奪和限制公民財產(chǎn)、自由來處罰的公民違反法律的行為都是犯罪，都要列入司法審查。
在西方大多數(shù)國家，對于類似我國犯罪的行為的重罪是由刑事法院或重罪法院來審判，但對于相當于我國違反治安管理處罰的行為的輕罪、違警罪的審判及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的審查、批準則由治安法院來擔當。對輕罪、違警罪作出的監(jiān)禁、罰金的刑罰及保安處分措施都由治安法院作出，警察無權作出任何剝奪和限制公民財產(chǎn)、自由的決定。其次，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的行使必須得到治安法院的令狀許可，情況緊急時可無證逮捕，但一般至遲要在48小時內(nèi)送至治安法院進行審查。此外，有些國家治安法院還擔當了預審功能，主持證據(jù)交換、決定是否批準將案件提起公訴。
然而，在西方國家充當著公民權利的保護神的治安法院在中國是聞所未聞。為維護社會治安的需要，為了效率，我們給了公權大太的權力，卻太少的監(jiān)督與制約，聽憑公民的權利無端踐踏，而無法救濟。因此，我們強烈呼吁建立治安法院。
建立治安法院并不需要改變我們的犯罪概念，關健在于樹立保護公民權利的理念，某一行為確定為一般違法行為還是輕罪、違警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對該行為的處罰要由中立無偏的機構――治安法院來進行。其次，行政機關特別是警察機關所有的限制與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決定與措施――治安處罰、勞動教養(yǎng)和保安處分措施（如強制戒毒、收容遣送等）以及剝奪較大財產(chǎn)及其他重大權利都必須不遲延送至治安法院審理或批準。司法機關對人身自由限制的強制措施必須事先得到治安法院批準，情況緊急的在采取后必須及時移送治安法院審理。在治安法院審理一切案件公民都有權得到有效的參與、辯護，法院作出的判決應充分理由。再次，在不改變現(xiàn)行的總體司法體制下設立治安法院，中央一級仍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導，省以下與普通法院系統(tǒng)分列，因為治安法院與普通法院合署，可能使強制措施批準與案件實體審理于一身，難免先入為主，喪失中立性。
通聯(lián)：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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