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春平 ]——(2003-6-27) / 已閱31769次
淺談社會幫教與對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
楊春平 馬毅恒
近年來，青少年重刑少年罪犯人數逐年上升。據統計，僅2002年江蘇省兩個少管所共收押被判處10年以上的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緩刑的少年犯共442人。這些人，我們習慣上稱之為重刑少年犯。重刑少年犯數占所有少年犯的60%以上。這些少年犯罪行重、刑期長、年齡小、但可塑性強。他（她）們中獨生子女占 83%。對青少年罪犯的教育改造是一件很復雜的工作，而改造難度最大的要數重刑少年犯。對他們的教育改造，不僅要依靠監管改造機關系統、持續的努力，更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充分發揮社會幫教特有的矯治功能。
社會幫教，就是通過之社會教育資源的整合，來實現教育改造的個別化、社會化和科學化；是監管改造機關普遍采用的一種行之有效的基本教育手段之一。與普通成年犯相比，重刑少年犯在心理、生理和刑期上都有著自身的特點，對他們進行社會幫教，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些差異性。
一、針對重刑少年犯刑期長的特點，通過社會幫教，促進行刑個別化，教育他們做到三個“正視”，穩定情緒，安心改造。
刑期長，是重刑少年犯的一個顯著特點。相當一部分少年犯，刑期要超過其年齡，這就意味著無論他表現多么突出，都必須在高墻鐵窗中度過二分之一以上刑期。這對于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情緒容易波動的花季少年來說，無疑是一個嚴酷的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單純地強調嚴格管理或一味地空喊認罪服法，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針對這些特征，社會幫教工作應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是曉之以理，幫助他們正視過去的犯罪。，法制觀念淡薄是少年重刑犯的共同缺點之一。當他們實施犯罪行為時，有的甚至覺得好玩，根本不知道或沒有考慮這是否是犯罪。判刑后，有的人雖然對自己所犯的罪行有一定的認識，但大都是膚淺和片面的。針對這種情況，管教部門除了對他們進行常規的法制教育外，還可以采取一些“請進來”的方式;邀請公、檢、法辦案人員和受害者家屬來所，用犯罪事實和親身感受來給重刑少年犯講他們犯罪給他人、社會帶來的危害，同時可以在他們中間深入開展“假如我是受害者，假如我是受害人家屬”的討論，喚醒他們的良知，增強他們的負罪感和悔罪意識。齊齊哈爾籍少年犯盧××，16歲時因“故意殺人、搶劫罪”被判處死緩。入所之初，負罪意識淡薄、因刑期長、離家遠而不安心改造，表現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勢。少管所邀請政法部門和受害者家屬來所作幫教報告。聽了報告后，盧犯變得沉默寡言。他在思想匯報中寫到：“我今天的處境，完全是昨天胡作非為造成的。”“我判刑很重，但這與受害者及其家屬所承受的痛苦相比、與犯罪造成的社會危害相比，完全是罪有應得。”“我的刑期很長，但我畢竟活了下來，如果我是成年犯，有兩個頭也不夠殺”。思想認識澄清以后，該犯的改造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不僅擔會了電容器加工的生產組長，還幾次獲得大會表揚，四次被評所級改造積極分子。刑期也從死緩改判為無期，再從無期改判為17年，今年又獲得減刑一年法律獎勵。
二是動之以情，幫助他們面對現實，主動適應服刑生活。重刑少年犯大多是獨生子女，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從小嬌生慣養，獨立生活的能力差，對父母的心理依賴性強；還有相當一部分是外省籍犯，他們遠離家鄉，遠離親人，這是他們心理上最為脆弱之處。省第一少管所有一名被判10年的重刑少年犯投送所里以后，對干警講，他每天晚上做夢都想家。這是幫教活動的切入點。在處遇等級的管理上，對少年犯適度放寬條件，運用親情電話、親情共餐和特優會見（與父母）等幫教形式，增加他們與家人有接觸、溝通和交流。還可以經常利用少年犯過生日的機會，向其贈送生日蛋糕，為其舉辦生日晚會，邀請其家長來所舉行幫教活動。我們選擇中秋、春節等傳統節日，嘗試邀請部分家長來所與少年共同生活一天，在共度佳節的同時，輔導和提高少年犯的生活自理能力。省第二少管所蘇州籍少年犯龔×（故意殺人，判15年），入監時剛滿14歲，身高不足1.5米，加上一張娃娃臉，活脫脫一個孩子。監區分管民警主動與其家人聯系，安排他父母經常來所會見、經常打親情電話、寫信。并特意指定一名年齡稍長、表現較好的少年犯組長輔導他自理生活，使他在較短的時間內學會了洗衣、套被等，很快適應了所內生活。目前，該犯已擔任了質量檢查員，并獲得了一次減刑獎勵。
三是導之以行，幫助他們樹立信心。對重刑少年犯來說，漫長的刑期始終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他們最擔心家人因自己刑期長而拋棄他們。針對這一情況，少管所管教部門先后與二百八十多名重刑少年犯家長簽訂了幫教協議，爭取家長的積極配合。同時，反復向少年犯本人宣傳管教工作政策，讓他們懂得刑期的可變性，引導他們積極改造，把握自己的命運，用實際行動來取得親人們的諒解。南京籍一少年犯許××（強奸，無期），原判四年，，臨近刑滿時，因余罪被發現，提回重審，加判無期徒刑。由于他的家庭是繼父親母，對越坐越長的刑期，他擔心家人尤其是繼父不再關心自己。為了打消他的顧慮，管教民警主動與他父母聯系，反復溝通，達成共識。從不同的角度來關心他的改造，引導他積極向上。幾年來，該犯先后多次被評為省級勞動能手、省級改造積極分子，多次獲得法律獎勵。去年五月，他和他繼父還一起參加了江蘇省第五屆省級改造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按照他的計算，再過五年到2008年，他就有可能回歸社會。許某家人的幫助，無疑對他的改造進步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四是針對少年愛動感情，自尊心理的特點，培養其健康的人格，促進其改造自新。少年犯罪雖然在心理上有缺陷，但他們仍是有感情的人，在接受改造過程中，都希望能夠得到寬恕、諒解，不被人們所歧視。如果管教民警能尊重他們的情感，對于他們的錯誤和缺點，不是取訓斥，嫌棄的態度，而是對癥下藥，和風細雨地進行耐心管教，對于他們的優點、進步及時表揚，培養他們熱愛生活的自信心，那么他們把管教干警的要求看作是真正的愛護和幫助，不僅服從命令，服從指揮，而且會對管教民警產生感激之情和信任感。
二、針對重刑少年犯可塑性強的特點，通過社會幫教，推進行刑社會化，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三觀”，重塑人生，本質改造。
思想改造的過程是舊的心理定勢不斷消解，新的動力定型逐步形成的過程。從實踐中看，重刑少年犯大多數都罪行深重，思想品德低下。他們的世界觀尚未定型、人生觀顯著錯位、價值觀嚴重扭曲，知行脫節，情緒、情感極不穩定。常常表現出行動上的盲目性和思想上的反復性。但從另一方面看，少年犯情境犯罪較多，罪行重并不一定意味著惡習深，縱使惡習深，思想的可塑性也較強。對他們進行教育改造，關鍵要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社會幫教工作可以從親情幫教著手，利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多層次、全方位地開展社會幫教，重塑重刑少年犯的“三觀”。
一是開辦家長學校。邀請少年犯家長來校，向他們宣講有關法律常識，介紹監獄的基本情況和工作方針，輔導他們掌握未成年犯在改造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心理障礙和思想問題，掌握應對方法和策略。最大限度地爭取少年犯家長配合好監所的工作，形成合力，使未成年犯的“三觀”教育更全面、更系統、更科學、更貼切、更富有針對性。家長學校一般每年春秋各一期，通過辦學，使民警、家長、少年犯增加了互相溝通，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二是簽訂幫教協議，爭取地方政府、學校、企事業單位和社區的支持，共同關心少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可以與少年犯原籍的學校、市、區、縣政府以及工、青、婦組織、社區社團和個人簽訂協議，引入社會教育資源。一些地方政府負責人來少管所對重刑犯進行幫教時，給少年犯帶來了反映家鄉巨變的錄像帶，并為部分少年犯解決了一些家庭的實際困難。不少單位開展了向少年犯、贈物、贈言活動，對少年犯端正改造態度，重塑“三觀”，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三是開展社會志愿者幫教行動。這是重刑少年犯最喜聞樂見的一種幫教形式。長期的監禁和信息的閉塞，使他們身上涌動著一股與外界增加溝通的渴望。幾年來，我省兩個少管所先后接待了一大批社會志愿者，如大中學生、軍官戰士、專家學者、教師演員、法官、檢察官等與少年犯通信、通話、座談、聚餐，暢談人生理想、交流學習心得、傾訴心中塊壘。一些學校的團組織還與重刑少年犯一起開展了同讀一本書、同唱一首歌、同寫一篇作文的活動，在少年犯心中產生了熱烈的反響。
四是加強“五個基地”建設。創造條件，加強社會幫教基地建設。可以建立勞動教育基地、文化教育基地、道德教育（包括革命傳統教育）基地、形勢教育基地和心理教育基地等，我們多次組織少年犯代表在清明節外出祭掃烈士墓，參觀新四軍抗戰紀念館；應附近縣市學校的邀請，選派一些表現較好的少年犯去學校現身說法、巡回演講；聘請社會上心理矯治專家來所在少年犯中定期舉行心理法律咨詢活動。省少管所還多次接待了南京大學等單位組織的大學生社會調查活動等。
多方位、多視角、多層次的社會幫教，有力地促進了少年犯的思想改造，使他們模糊的是非觀念逐步樹立。省第二少管所一名河南籍少年犯魏××（搶劫，12年）原是一搶劫團伙的成員，曾在許多省市流竄作案，并自以為很風光、活得很瀟灑。投改后，他先后參加了多次幫教活動，并與一名大學齡前生結對通訊，在社會力量的潛移默化之下，其思想認識發生了明顯變化。2002年，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寫了一篇題為《人生的路不能這樣走》的演講稿，先后到許多學校為在校學習作現身說法的演講，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三、針對重刑少年犯年輕的特點，進行社會幫教，突出行刑科學化，幫助他們增強“三大能力”。重刑少年犯年紀輕，刑期長。這意味著當他們服完較長的刑期回歸社會后，還有相當長的一段人生道路要走。他們刑滿釋放后如何盡快融入社會，完成回歸的“軟著陸”，更是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現實問題。
實事求是地說，在目前的行刑條件下，少年犯尤其是重刑少年犯，基本上處于一種與社會隔離的狀態，他們原先的底子就薄，再加上長期不接觸社會，無論思想、文化、知識都明顯滯后，連唱歌都只會唱幾首改造歌曲。一旦刑滿回歸社會，簡直成了一個“出土文物”。因此，如何運用社會幫教的手段來提高重刑少年犯刑滿后的適應能力、生存能力和發展能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我們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索和嘗試。
一是盡可能增加與社會的接觸，提高其適應能力。我們通過各種形式的社會幫教，請進來，走出去，讓少年犯與社會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系。同時，鼓勵他們多讀書、多看報，組織他們收聽廣播、收看電視，增加對社會的了解。我們還選擇了王×（盜竊，10年）等表現好、余刑短的少年犯，離監探親，讓他們逐步融入家庭，感受社會，在重刑少年犯中引起了很好的反響。
二是積極開展職業技術培訓，提高其生存能力。生產勞動中，我們盡可能把重刑少年犯安排在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崗位，讓在他們外協加工單位師傅的指導下，多學習掌握一些勞動技能；積極支持少年犯在監內學文化、學技術。許多家長還給孩子送來了復讀機等學習用具，寄來了各種學習資料。少年犯李××（故意殺人，10年）、于××（盜竊，無期）利用業余時間，學完了《新概念英語》第一二冊課程。最近，我們正醞釀與社會力量聯合辦學，開辦烹調、計算機技能培訓班。
三是進行跟蹤調研，提高其發展能力。近年來，對刑滿釋放的重刑少年犯進行了系統的跟蹤調研，與本人、與其家庭，與有關單位始終保持通信聯絡。通過聯系、定期專訪，了解其回歸社會后的就業情況、生存姿態和思想表現。并動員他們與監內的少年犯經常通訊，談走上社會后的感想和體會。對一些表現突出的歸正人員，則邀請其來所開展幫教活動，從他們身上總結經驗，以探索發展重刑少年犯能力的方法和途徑。
對少年犯，尤其是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是一項“綜合治理”工程，不但需要多方面合作，還要與時俱進，對新情況、新問題采取新措施。同時還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是能否適度擴大重刑少年犯離監探親的比例和頻度，以調動其改造的積極性；
二是能否嘗試對表現良好、余刑五年以內的重刑少年犯實行社會工讀，探索管教所——家庭——企業（學校）的聯合幫教的新路子；
三是能否將服刑二分之一以上、表現較好的重刑少年犯納入社區矯治的范疇，使之提前融入社會。
因此，如何做好對重刑少年犯的社會幫教是一個有待深化的重要課題。
作者單位： 楊春平 江蘇省監獄管理局教改處
馬毅恒 江蘇省第二少管所教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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