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劍兵 ]——(2003-6-27) / 已閱16180次
南斯拉夫反對派示威者星期四下午占領了南斯拉夫議會和國家電視臺，原因是警方的防御力量根本抵不住決心要推翻米洛舍維奇總統的三十多萬群眾的進逼。但據南斯拉夫傳媒和一名在場的路透社記者報道，促成米氏倒臺的導火線，竟是一個小孩。目擊經過的路透社記者波索維奇稱，很多民眾周四下午都響應反對派號召到國會大樓外聚集示威，但被警察設置的路障所阻，就在這時候，一名小孩靈巧地竄過了路障，當時在場的警察即時欲阻止他，然而在眾警分神的一剎，人群便趁機洶涌沖破防線，直闖入國會大樓。部分警察初時驚慌地向示威者發射催淚彈，但后來卻又和平地加入示威者行列，并任由示威者占領了國會大樓，成為了米氏倒臺的轉捩點。
——摘自《思想的境界》網站
未 經 深 思 的 民 主
————對南斯拉夫大選事件的深層思考
作者：梁劍兵
遼寧師范大學經濟法政學院副教授
米洛舍維其在南斯拉夫的總統大選中失利，被迫提前辭去南聯盟總統職務，而反對派則在一次不流血的“和平政變”中奪取了政權 。幾乎在一夜之間，南斯拉夫的政權發生了令國際社會始料不及的更迭。當一切平靜之后，我們不禁要問：過去的南斯拉夫政府難道真的是被一個孩子推翻的嗎？這一事件將提供給我們什么教訓和啟示呢？
一
數月前，幾乎沒有人想到米洛舍維奇會垮得這么快、這么轟轟烈烈。照原有南聯的憲法的規定，米洛舍維奇在完成這屆總統任期后就該退休。為了繼續執政下去，米洛舍維奇就利用議會的多數修改憲法，將議會選舉總統變更為由選民直接選舉總統。 米洛舍維奇這樣做，顯然是相信自己有把握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因為南聯被轟炸后，民間一直流行著反北約情緒，使米洛舍維奇覺得民氣可用，而大選前的情形似乎表明這種自信并非是盲目的。９月３日，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聯合執政黨正式宣布，米洛舍維奇將競選連任，同時向選舉委員會提交了近１６０萬名米洛舍維奇支持者的簽名，比他的其他三個對手分別多出１５倍、２０倍和４０倍，而科什圖尼察僅得到了２２萬個簽名。政府的一些高級官員認為，有如此眾多的民眾支持，米氏競選連任勝券在握，勢在必得。
雖然在大選前的幾項民意測驗結果顯示，米洛舍維奇的支持率落后于科什圖尼察，但南斯拉夫左翼黨人里斯蒂奇對這些所謂的民意測驗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些民意測驗所調查的人群不一定代表廣大南斯拉夫民眾。他說，支持米洛舍維奇的簽名人數是“一種公民投票，而在那些民意測驗中，我們甚至不清楚它們（調查機構）是從何處取的樣。”[1]
九月二十四日，在平靜的氣氛中，南斯拉夫舉行了自去年遭受北約轟炸以來的首次大選，這次大選登記注冊的選民人數約為七百八十六萬，有超過550萬人參與了投票。此次大選的投票率高達70%，不過，黑山共和國親西方的領袖呼吁選民不要前往投票，黑山當局公布的投票率只有23.77%。十月一日，根據南斯拉夫選委會公布的第一回合選舉的開票結果，反對黨候選人科什圖尼察獲得48.96%的選票，現任總統米洛舍維奇獲38.62%的選票。由于兩人都未獲過半選票，因此南斯拉夫選舉機構隨即宣布將在10月8日舉行第二輪選舉。但科什圖尼察堅持他的得票率經己超過50%，他已經獲勝，反對第二輪投票。形勢就此開始發生逆轉，反對黨號召進行抗議和示威活動，并最終導致了米洛舍維奇政府的垮臺。
但是，支持米洛舍維其的黨派卻在議會選舉中占了優勢，在公民院得票為72個議席（反對黨聯盟獲得５９個議席）；在共和國院得票為28個議席（反對黨聯盟獲得 １０個議席）。這意味著新總統仍然面臨艱巨任務－－在米洛舍維奇勢力還很強大的議會組織新政府。觀察家擔心，組建新政府可能引起南斯拉夫的新危機。
二
筆者研究了以上狀況后認為，導致米洛舍維其政權垮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國際社會的干預，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此次大選直接施加壓力是首要原因。
北約各國在轟炸南斯拉夫的戰爭停止后立刻表態：只要米洛舍維奇滾下臺去，歐洲各國愿意幫助南斯拉夫修復戰爭所造成的破壞。這是否是空頭支票暫切不論，但卻是明白無誤的對南政局施加干預行動的開端。此次南斯拉夫的總統選舉中，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均于事前、事后大張旗鼓地介入其中;在投票進行前西方國家就毫不掩飾地為反對派進行助選，實行“胡蘿卜加大棒”的手法。其中對反對派直接提供財力支援者有之；對民眾宣稱“反對派一旦上臺，或米洛舍維奇一旦下臺，即大規模向南斯拉夫提供經濟援助，或終止對南斯拉夫的經濟制裁者”也有之；贊同黑山共和國與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所宣布的抵制該次選舉者也有之；甚至在投票還沒進行前就已宣布“選舉委員會進行舞弊”或“缺少中立國際團體監督”而視投票無效者更是有之。而美國和克羅地亞則于25日開始在南亞得里亞海舉行為期4天的聯合軍事演習。英國則將多達25艘的各類軍艦集結在南斯拉夫附近的地中海水域，雖然西方國家一再宣稱采取軍事行動目的與南斯拉夫的總統選舉無關，但輿論普遍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向南斯拉夫炫耀武力的舉動。
應該看到，當前處于西方國家眾矢之的地位的南斯拉夫所經受的災難早已是無以復加，單就北約組織去年對全國設施的軍事破壞和經濟制裁便使得失業人口達到70％之高，因此長此以往如何支撐下去的確是個不可想象的問題。國際社會對伊拉克長達十年的制裁對伊拉克人民所造成的苦難，就是對南斯拉夫人民的活教材。就南斯拉夫目前所遭遇的空前破壞加以權衡，南斯拉夫的選民們似乎不難作出“犧牲米洛舍維其以換取制裁的解除和西方的援助與經濟重建”的結論。
而在米洛舍維其下臺后南斯拉夫貨幣第納爾兌馬克匯率的止跌大幅上揚，便反映出國民相信“米洛舍維奇領導下的困難時代已經結束，隨著西方制裁的解除和外援、外資的流入，經濟將步向復蘇”的美好希望和憧憬。
（二）、普遍存在的渴望“民主”和反對“獨裁”的社會心態占據上風是主要原因。
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南斯拉夫各媒體和社會公眾的輿論反應中得到證實。在南政權變更后，南斯拉夫各報章普遍祝賀科什圖尼察就任總統，認為國家在受到西方多年制裁後，已經加入“民主國家的行列”。而科什圖尼察也在電視臺發表演說，宣稱：“民主已經在南斯拉夫誕生，共產主義正在瓦解，這是瞬間的事。”在街頭的民眾則興高采烈的為他們終于把“獨裁者”趕下臺而慶祝勝利。
米洛舍維其和他的政府在長達十三年的執政生涯里，為了維持南聯盟的統一而實行“大塞爾維亞主義”，采取了強硬的政治手段和軍事手段，難免背上“專制”、“獨裁”和“殘暴”的罵名，在客觀上也導致了經濟衰敗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和貧困。因而導致民眾對他和他所領導的政府產生反感心理，也是順理成章的邏輯。正是這種反感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壓倒了南斯拉夫民眾仇視北約和西方國家的心理，這時，選擇什么樣的人當總統已經不是選民們頭號要考慮的問題了，“把他趕下臺去！”成為了選民的主要心態。對此心態的驗證可從記者在街頭采訪示威民眾的報道中得到證明。
（三）、盲目修改憲法和實行大選的政治失誤是直接原因。
“群眾在社會生活的變遷中唱起主角，這種現象對近代政治制度的變遷帶來的結果，并不全都令人歡欣鼓舞。”[2]“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正如近代中外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的，群眾的民主權力就像一切個人權力一樣，當它沒有受到恰當的憲政約束時，也很容易轉變為它的反面。統治者保持其政策的連續性，可以有多種方法。但最主要的方法是一方面盡力使政策合乎民意，另一方面保持憲政和法統的穩定。在這兩個前提下，盡可能地培養和扶持自己的繼承人方為上策。起碼在缺乏西方民主傳統基礎的東方（包括南斯拉夫），這是基本的和有效的政治策略。而米洛舍維其卻反其道而行之，盲目決定修改憲法和實行公民選舉以謀求自己的連任，就首先破壞了憲政和法統的穩定，從而在政治程序上為自己的失敗提供了前提條件和直接的原因。
（四）、狂熱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是深層原因。[3]
80-90年代之交的東歐劇變，體現了在列寧主義理論指導下形成的舊體制的崩潰和消解，舊政權賴以生存的傳統意識形態被新政權判定為非法。在傳統意識形態失去凝聚力的情況下，為著鞏固權力就需要尋找新的意識形態資源。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資源只有兩種：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義。在俄羅斯這兩者的代表是葉利欽與日里諾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則是以舒瓦爾、馬爾科維奇為代表的南聯邦末代黨政領導與米洛舍維奇。不同的是：在南聯邦由于舒、馬均非塞族，而塞族在鐵托體制下又與其他民族有民族積怨，于是日里諾夫斯基沒有成功而米洛舍維奇成功了。
米洛舍維奇宣稱：在南期拉夫各族中，只有塞爾維亞具有最悠久的國家傳統。而在聯邦中，塞爾維亞長期受壓抑、受欺侮、受剝削，而南共聯盟卻對它持漠不關心的態度；1974年聯邦憲法賦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國的權利，使塞爾維亞成了唯一一個喪失了必要國家特征的共和國，這種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民族主義從來是柄雙刃劍，米洛舍維奇越是強調塞爾維亞在聯邦中受壓，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們在塞共和國中受壓。米洛舍維奇在1991年初聲稱：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須生活在一個共同國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則認為所有的阿族人也應當這樣。
在鐵托時代，塞阿民族關系能夠維持的原因有三：一、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堅持民族平衡政策；二、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體制的相同比較有利于南斯拉夫處理塞阿關系；三、阿爾巴尼亞的托斯克人本位與科索沃阿族的蓋格人本位之矛盾。如今這三者都不復存在：聯邦已經垮了，南、阿兩國都已發生劇變，鐵托與霍查的體制均已不復存在，內戰與長期制裁中的塞爾維亞如今并不比阿爾巴尼亞繁榮，而瘋狂中的科索沃更不比阿爾巴尼亞自由，同時劇變后的阿國也不再是個托斯克人的國家。米洛舍維奇廢除聯邦憲法條款剝奪了科索沃自治，從而恢復并強化了被鐵托廢止的“蘭科維奇體制”，連省名也恢復了那時的“科斯梅特”，所不同的是蘭科維奇還受聯邦制約，而米洛舍維奇不受任何人制約，而米洛舍維奇不受任何人制約。米洛舍維奇邁出了這一步，就不可能回到1974年了。盡管此后阿族人又象1974年地樣提出了科索沃升格為共和國的要求，但在1974年，他們（至少多數人）是真心希望作為共和國生活在聯邦大家庭中，而現在，他們要求升格只是因為：做為共和國就有權退出聯邦（現在的“南聯盟”），這樣，米氏的行為便把科索沃的棋局逼入了死角：科索沃要么沒有任何自治，阿族人需惟塞族之命是從，要么就會獨立出去，而很難再有“自治”局面了。于是，米洛舍維其在國家統一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結支配下，動用軍事手段迫使科索沃阿族就范，而使國內民族矛盾激化導致內戰。這也是科索沃和黑山之所以抵制此次大選的一個主要動因。
恰在此時，北約東擴浪潮洶涌而來。俄羅斯為抵抗北約東擴，將南斯拉夫視為其在歐洲的“最后的橋頭堡”，因而對米洛舍維其政權的做法持支持的態度。而北約為了瓦解俄羅斯的抵抗也必須攻克這個“最后的橋頭堡”，甚至不惜動用軍事手段肢解南斯拉夫。為使自己侵略南斯拉夫的行為得到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北約便以“保護人權”為幌子發動了對南斯拉夫的戰爭和國際制裁，從而為米洛舍 維其的垮臺提供了國際性的前提條件。
以民族主義起家并以此維持政權的米洛舍維其的落選，證明了民族主義在南斯拉夫人民心中已不再占主導地位。但如果說民族主義在南斯拉夫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甚至認為它已經消亡的觀點尚為時過早。
三
“忍看朋友成新鬼，城頭變幻大王旗”。政權的傾覆，王朝的更迭，本來是極平常的事情，作為與南斯拉夫人民有“患難之交”的中國人民，在關心南斯拉夫政局變換的同時，本也只能發幾聲感嘆而已。但筆者在和列位一起感慨了之后，忍不住的在心里生長出一個問題來：南斯拉夫的大選事件給我們中國人民帶來了什么呢？
“中國人自己的歷史上，以暴力推翻舊王朝、建立新政權的事例，幾乎是屢見不鮮的家常便飯。而且絕大部分無論是異族入侵、農民起義的成功，都有社會對原有政權不滿、希望“變天”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至今為止，卻沒有一個能讓這個國家走出“苦難”循環的紀錄，早就應該從中總結一下教訓了，否則再一次的重復，根本沒有看到希望的理由。現在有一部分中國人，居然又對南斯拉夫事件感到興奮，期望在中國的“重演”，實在令人吃驚和擔心。因為類似的事件對中國而言，早已不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可以令人產生充滿新鮮和美好的憧憬。反而應該是一次次“所托非人”的痛苦經驗，決不能再輕舉妄動。”[4]
米洛舍維其政權的垮臺，雖然是多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且具有偶然和突變的表面特征，但該事件的發生，卻給我們提供了以下幾點重要的教訓和啟示：
（一）、專制體制是意想不到的易于崩潰。
南斯拉夫的大選事件，再一次向世人證明了一個貌似強大的集權政體，是如此地易于崩潰；眾多的利益團體和追隨者是如此地易于轉向——幾乎在一夜之間，他們的“喉舌”以及他們的軍隊，紛紛轉到對立面或保持“中立”。需要說明的是：不管是米洛舍維其所代表的政權還是他們的利益團體，無疑也是集中了全南斯拉夫社會的精華，在大選之前恐怕沒有人會懷疑他們是不可缺少的，他們是立場堅定的，因而是強大的。可事實證明，不管是有代表近百萬黨員的米洛舍維其政權，還是有代表近千萬黨員的前蘇聯政權，基本上沒有人會為他們所代表的政權的崩潰而去流血、去“動亂”。這是任何一個專制政權的不可思議之處。它揭示了一個道理：集權體制，只有在他崩潰之前才是強大的、對社會及其社會大眾可以進行有效控制的的，而當崩潰之時和之后，會是想象不到的軟弱和無能。不管你號稱有多少人——哪怕幾千萬，到時除了騎虎難下的幾個人，絕大多數會紛紛轉向或只要改變一下身份就行了，而那種體制卻是無可奈何地崩潰了！
（二）、“烏合之眾”也可以打敗“集團軍”。
米洛舍維其失敗了，他不但敗給了一個數月前未曾想過參加總統競選且毫無政治經驗的憲法律師，而且敗給了他一直視為“烏合之眾”反對派競選聯盟。如果我們僅僅認為米洛舍維其是犯了“過于自信的過失”，那只能說明我們的認識還比較膚淺。也許有人會認為是米洛舍維其失去了“民意最高代表”的權威，但這種認識就無法解釋一個問題：“新的民意最高代表”科什圖尼察的施政綱領為什么和米洛舍維其的內政外交政策如出一轍？
如果進行冷靜的和深層次的思索，我們就可以發現“烏合之眾”打敗“集團軍”的三件“法寶”：1、最大限度的利用民眾對現政權的不滿情緒；2、最大限度的利用米洛舍維其在政治程序設計上的失誤；3、最大限度的利用西方國家的“許諾”對民眾心理所產生的影響。這似乎證明了毛澤東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但同時似乎也證明了英國前首相麥克米倫的名言：“蠢人的多數在一切時候，都是無敵的，且總能坐操勝券。”兩個人的名言如此的對立，但也許同樣正確！今天的人們要還是只知道各抱一條“粗腿”，而不是踩到他們兩人的肩膀上，那實在是當前社會的不幸和歷史偉人的悲哀！”
由此出發，我愿意用最大的誠意向現在中國的共產黨政權提出以下三個問題：1：怎樣盡快地解決腐敗、貧富分化、官僚政治三大社會問題以消除人民群眾對現政權的不滿情緒？2、怎樣盡快的建立最適合民族傳統和世界大趨勢的意識形態體系，并由此出發進行正確的政治體制設計和更加重要的政治程序設計？3、如何應對和排除西方國家對中國可能的經濟制裁、政治干預乃至武裝干預對現政權的威脅？否則，“烏合之眾”戰勝“集團軍”的“奇跡”難免在中國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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