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樓杰科 ]——(2003-8-1) / 已閱18514次
英美刑法之因果關系概述
樓杰科
不同的地域局限著當地人們的視野，從而決定著他們的思維，也就表示著有關事物看法的特定性。人們生活形式雖然多樣，但是也存在著潛在的相似甚至一致之處。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寧愿重復著孟德斯鳩的地域影響法律的學說，如果更高級一點，那就應該高談闊論薩維尼的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真知灼見。然而，我們似乎不僅談論這些有利于法學與法律發展的善意見識，而且也應關注現實的社會及其規則。于是，我們必然回到活生生地世界，自己力所能及和可視，可聞，可思地天地之間。無論制定法還是判例法，都存在著合法性立論。規則說，社會實踐及其控制說，還是自然說，以及前所提及之民族精神說，還是其他所謂的灼見，在歸根結底地意義上，都是在論證法律存在的合理性。進而證明法律適用的合理性。換言之，一個集團對其“看不順眼”的個人如何強制地以集團的觀念來重新塑造他才是正當的呢？有關刑法同樣如此。
言歸正傳，因果關系就如你所認為的，在刑法學領域是如此重要，以致不僅不能忽略不計，相反應該受到極度重視。就現代刑法而言，這是一個顛之不破的真理性見解。因為行為以及行為結果之間的內在聯系致使行為人與行為對象（客體）產生了不可變更的關系。由此，刑法介入人類生活，或者微觀上講，介入具體行為人所造成之具體危害的事實就有了十分有力的“借口”。并且作為一種主導力量，法律調整以及規制人類自身行為的方式，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可以說，因果關系使刑法存在于世合法化了。如果說有什么可以更改的，那么就只有人們在思維領域的對因果關系的不同看法了。所以，在漫長的人類歷史的演變過程中，眾所紛紜，踏至而來的許多有關因果關系的見解都不時地改變著，進而改變著刑法理論及其法律，也就構成了浩顏可觀地刑法史之一部分。
自然我不想去重述歷史的痕跡，去拾掇歷史留于后人的寶貴財富，而寧愿去“拾人牙慧”。因為整理歷史或許對我而言是個龐大的“工程”，一項沉重的工作，而概述英美刑法之因果關系僅是在英美刑法學者們的論述上“翻譯”成我們的語言。用我們的思維方式，確切地講，是以我的思維方式解讀。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因果關系客觀上講有兩層含義：意識與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但是，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僅指行為與結果之間的關系，這是因為根據犯罪構成理論，無論是大陸法系的三要件，還是我國的四要件，以及英美法系的兩要件，都不約而同地將因果關系歸為犯罪的客觀方面，而把意識與行為之間的聯系歸為犯罪的主觀方面。以致于英美刑法學者認為行為犯就不存在因果關系，只有在討論結果犯時才考慮因果關系。因此，“因果”的英譯是“cause and effect”，即，“原因與結果”，雖然因果關系是“causation”。
刑法領域一直存在著人們應該為他們的行為負責還是應為他們的行為的結果負責的爭論。換言之，在因果關系中，是為原因（cause）負責還是為結果（effect）負責？于是，在大陸法系的客觀主義學派中，產生了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而在英美法系中，有人認為人們為他們的行為負責，因為結果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個偶然性或機會（chance）問題。易言之，他們認為行為是確定的，而行為的結果則是不確定的。我們應為哪個結果負責呢？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是很難認定的。也可以說我們如何運用因果關系規則才能保證認定的因果是正確的呢？
當然，作為認識對象的因果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天然”存在，但是在認識領域則有所不同。我們常常強調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不同于事實上的因果關系。事實上的因果關系作為認識對象，還未進入價值判斷領域，而法律上的因果關系則是價值判斷后的結果。即，人們基于一般的道德準則對行為產生結果時的作用事實的評判。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更多地涉及道德問題。故而，可能很多因果關系根據嚴密的邏輯無法得到說明，甚至于是矛盾的。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們對它作出價值上的選擇。因為社會之現實要求我們不能借口邏輯上說不通，或者感情上的不可拒絕選擇。法律更注重理性（reason），并且是實踐理性。喬納森.赫林在他的《刑法》一書中舉了McKechine案：被告人用電視機砸被害人，導致被害人頭部受傷。送到醫院檢查發現被害人患有十二指腸潰爛。由于被告人導致被害人頭部受傷因此就不可以對潰爛部分動手術，而被害人不久后死于十二指腸潰爛。這里被告人的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結果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嗎？在事實上，被害人死于十二指腸潰爛，而非由被告人造成的頭部受傷。但是正是由于頭部受傷致使無法進行及時的手術，以致于被害人死亡。所以在法律上，我們找到了切入點——無法進行手術是因被告人造成的頭部受傷——在道德領域內，我們有了懲罰被告人的正當性理由。就如喬納森.赫林所說的：但是作為一個可歸因于道德責任的問題，這種決定是正確的。
即使如此，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也必須關注事實因果關系，因為它畢竟是基礎，存在性對象。沒有事實就無法認識，也就沒有價值選擇。如美國刑法所言“控方必須證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導致’危害結果，并且有兩種不同情形：（1）行為是危害的‘事實原因’；以及（2）行為是危害的‘近因’（或是‘法律’原因）。”
有關事實原因（cause in fact）在英美刑法中有兩種檢驗標準。一種是“but—for”標準，即“要不是”或稱“如果沒有”規則；另一種是實質作用標準或稱“實質作用原因”。前者在理論上稱為條件說，是最常用的規則。一般公式為“如果沒有A，就沒有E”。換言之，如果沒有被告人的行為就沒有被害人的受害結果。這種方法最顯著的缺點是“即使行為不發生，結果無論如何都會發生，那么行為就不是結果的事實原因。”這源于由果追因的思維邏輯。并且更加荒謬的是它會擴大因果關系。經常受到指責的是“依此邏輯，每個罪犯的父母也是犯罪的事實原因”。而且有時這種邏輯思維會否定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例如，甲、乙兩人同時但并不知對方也在放火燒房子，結果房子燒毀。按照“要不是”規則，甲、乙兩人就都不是房子燒毀的事實原因了。因為如果沒有甲放火，房子仍舊會燒毀；沒有乙放火，房子還是會燒毀。所以，誰都不是放火“元兇”了。為彌補此等缺陷，引入了判斷事實的“實質作用原因”，即如果有A就有E，那么A就是E的實質原因。也就是說，A不必然是E的唯一原因，甚至于不是重要的原因，只要A有助于E的實現，那么A就是E的事實原因。自然這種方法避免了“要不是”規則的缺陷，但是它可能使有些本因追究刑事責任的行為被排斥在刑法以外。
為彌補事實原因的缺陷，更為了使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合法存在。法律原因（cause in law）逐漸浮出水面。法律原因是指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導致法律保護的（他人）利益受到侵害，法律認為行為人應該為其行為負責的法定原因。最著名的是近因說（proximate cause）。何謂近因，在制定法上沒有確定的定義，近因是判例法中的概念，因此有關近因的定義就按各案事實確定。而美國模范刑法典認為，如果結果的發生不是太離譜或者太意外以致于與行為人的責任或行為的嚴重性無關，那么行為就是危害結果的近因。該方法在兇殺案中的應用就是“一年零一天”規則，即，如果被害人在被告人行為后一年之后死亡，那么就不能判被告人有罪。從某種意義上說，近因說摻和著政策因素，在認定法律因果關系時，考慮進了政策考慮事項。
有關近因說在英美刑法中要注意兩個問題。其一，是意圖中的危害類型發生，以及意圖中的方式大致發生，但是被害人不是意圖中的對象；其二，是意圖危害的一般類型發生并對意圖中的被害人實施，但是以非意圖中的方式發生。前者，經常與“犯意轉移”說產生“瓜葛”。所謂“犯意轉移”是指，意圖中的被害人與實際的被害人不是同一人，即，發生錯位，而被告人的原有意圖轉移到了實際被害人身上。例如，甲想并且去殺乙，但結果殺了丙。依據犯意轉移說，甲仍舊有謀殺的罪責，而不是誤殺。而從因果關系來看，甲的殺害行為確實是丙死亡的原因。后者，如果非意圖中的危害方式是完全奇異并且不可預見的，那么就沒責任。這里是因為危害方式的奇異與不可預見從而否定了近因的存在。但如果近因是直接原因，那么如下事項可能不否定近因：1、危害類型稍有差異，但是一般危害類型發生；2、結構稍微不同，但是一般危害類型發生；3、先前存在的弱點，如被害人更容易受傷或死亡（如血友病患者）；4、驚嚇與壓力，如被害人患有心臟病，因被告人搶劫致使被害人死亡。以上事項雖然在客觀上與主觀意圖有所偏差，甚至于完全沒有料到，但是就因果關系而言，顯然成立。因為因果關系不考慮主觀方面。
有關英美刑法中之因果關系不可忽略的部分是有關介入行為是否打破因果鏈的問題。介入行為，拉丁文是“Novus Actus Interveniens”，英譯為“an act which breaks the chain of causation”，即，打破因果鏈的行為。依據介入行為與被告人行為之間的聯系，可將介入行為分為附屬的介入行為和獨立的介入行為。所謂附屬的介入行為是指沒有被告人的行為就不會發生的行為，最典型地是，醫療。而獨立行為則指即使沒有被告人的行為也會發生的行為，但與被告人的行為合并才造成危害結果的。附屬介入行為一般不打破因果鏈，只有在既不可預見又是反常的情況下才打破因果鏈。而獨立介入行為更可能打破因果鏈，只要行為是不可預見的就行。
根據介入行為實施的主體或事件發生的原因，可以將介入行為分為第三者的行為與被害人的行為，以及不可抗力。
所謂第三者的行為是指被告人與被害人以外的人實施的對引起危害結果有作用的行為。首先，是第三者的自由自愿行為。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行為人在“自由，故意以及已知的”狀態下實施引起危害結果的行為，因此其為自己行為的結果負責。即，第三者的自由自愿行為打破被告人的行為與被害人的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鏈。其次，第三者的合法行為不打破因果鏈，如由于第三者沒有刑事責任能力，作為“無辜代理者”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第三者沒有犯罪心理，他在實施行為時并未意識到自己正在引起危害；有辯護理由，如第三者有正當理由實施行為。最后，是醫療措施。如前所述，醫療措施是附屬的介入行為，因此一般情況下不打破因果鏈。只有在既不可預見又反常的情況下打破因果鏈。因此差勁的醫療措施不是被告人的辯護理由，雖然，醫院或醫生的不恰當措施可能提供辯護理由。但這種不恰當的措施“使原先的僅成歷史時才可以說死亡不是來自原先的傷口。”易言之，只有在措施明顯錯誤并且原先的行為不再是危害的實質作用原因時醫療措施才打破因果鏈。
被害人的行為可能打破因果鏈，包括作為與不作為。在被害人自己的行為有助于自己死亡的案件中，法律不情愿的承認被害人的行為打破的因果關系鏈。被害人為躲避被告人的攻擊時使自己受傷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但是，如果被害人的行為是合理可預見的，那么就不打破因果鏈。“當然如果被害人所做的是如此‘愚蠢’，……或如此意外，以致特定的攻擊者事實上沒有預見而且沒有一個理性人可以被期望預見它，那么它僅是十分間接以及非真正意義上的攻擊結果，事實上它是由被害人的不能合理預見且打破攻擊與傷害或受傷之間的因果關系鏈的自愿行為偶然引起的。”在此，預見是指理性的一般人是否會預見到，而不是被告人是否預見到。刑法對不作為極不情愿歸責，因此刑法一般也不承認被害人的不作為打破因果鏈。在英美刑法中最有名的案例是Blaue案。在該案中被害人被刺傷并被要求輸血。但她是耶和華見證會成員，因宗教原因拒絕輸血。不久后她就死了。如果輸血，她就不會死。但是這被認為被害人的不作為不是引起死亡的原因，而是被告人的行為。因此被告人為死亡負責。但是這是否合理呢？換言之，被告人是否應為被害人的固執己見負責呢？
不可抗力，如果不可抗力是如此不可預測致使一般理性人也無法認識到，那么就打破因果關系鏈。
當然應該注意的是確立因果關系，并不一定有責。如前所述，因果關系屬于犯罪的客觀方面，而犯罪是犯罪的客觀方面與主觀方面的并發，即犯罪行為與犯罪心理的一致。僅有因果關系顯然不構成犯罪（除嚴格責任犯罪）。另外一點是有關因果關系的事實問題在英美的司法實踐中由陪審團決定，這基于法官與陪審團在審判時的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