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華權 ]——(2003-8-8) / 已閱11992次
我國社會轉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對策
俞華權、滕聿江、史明釗
摘要：有史以來，人類與風險的對抗就從來沒有中斷過，可靠的信用制度正是確保人類社會健康運轉的保障。建立在各自倫理基礎上的信用制度，在傳統中國和現代西方社會中均運行良好，但處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卻出現了嚴重的信用危機。從中國傳統倫理的角度對當前信用危機進行初步分析后發現，問題的根源在于商品經濟的現實性和建立在“差序格局”上的倫理的傳統性之間的脫節與摩擦。針對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解決信用危機的關鍵在于從市場主體、經濟中介和政府等三個方面重構信用安全體制，彌和傳統與現實的差距。
關鍵詞：熟人社會；差序格局；中人；信用缺失；
“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的概念可以說是“正宗”的舶來品，在我國的傳統中是找不到其存在的痕跡的。黃宗智先生認為，這對概念被引進于中國時，已經預先根據西方的經驗假定有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而這種對立是我國所不曾有過的。但是當前我們所追求的“法治”卻正是西方在這種二元對立中逐漸演進而來的，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要真正實現這種意義上的法治目標，我們就需要進行一次痛苦的“裂變”，以形成法治成長的現實基礎。⑴這個裂變的過程反映到現實中，就是社會的轉型。
我國傳統上形成的國家、社會緊密結合的一元制結構，有其特殊的歷史發展背景。⑵這種社會結構的核心是中國特殊的“禮”，而非“法”。這樣一種禮是上古時期便流傳下來的社會傳統，⑶她在中國大地上一直延續了幾千年之久，其巨大的影響早已沉淀于人的意識之中。川島武宜曾經說過，“如果在近代的經濟及其法所存在的社會里，有與其歷史性格不相同的倫理存在，那么，這種倫理對資本主義經濟來講就只能是障礙。”⑷這段話雖是針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但其中的道理對我國當前信用問題的思考仍是有益的。
當前中國社會里，信用缺失成為一個上下矚目的嚴重問題。⑸我們可以想一下，這個問題是老問題還是近來才出現的新問題？即在我國傳統的封建社會里，信用缺失是否也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呢？我想不是的。我們知道中國的三綱五常之一便是“信”，“言必行，行必果”是社會對人信用的常態要求，信用問題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并不成為嚴重的問題。傳統社會的信用之所以得以保障，實際上有兩個比較重要的方面在起作用，一個是以禮為核心、以家族為社會單位的倫理性的熟人社會；另一個是傳統的中人或保人制度。
傳統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族。家族具有極強的社會功能，是一種倫理性的組織，是儒家三綱五常的直接承載者和監督者。如果一個人不講信用，將受到其所屬地方社會的嚴厲輿論譴責，這種譴責對其所屬家族聲譽的負面影響又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個重視倫常的熟人社會，這種負面影響將極有可能激起家人、族人的憤怒，從而從家族的角度對此人進行懲戒。這種懲戒無論是精神上、肉體上還是物質上，對個人而言都是嚴厲的。而作為從小就受到各方面有關三綱五常教育的個人，非常明白違背上述要求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因此，個人對信用要求的遵守既可能是出于真心的接受，也可能是對兩種利益權衡選擇的結果。但不管如何，這種不利益的存在，對社會信用體系的正常運轉實際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此外，作為特殊的熟人社會，中國傳統社會形成了以“我”為中心，一層層向外擴展的“差序格局”。⑹這種社會里沒有群、己的明確界限，因此也缺乏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普遍的道德。一切都要站在“己”的中心位置上去度量，道德的范圍則可大可小。人們注重個人“關系”（具體的）、講究“人情”。⑺這種對“關系”與“人情”的深厚依賴，導致中人制度的盛行。因為“無論哪一種類型的中人，其共同特點是為交易雙方所認識和在一定程度上所信任，在絕大多數場合，中人本是交易雙方社會關系網絡中的一分子。”也就是說，“中人制度的建立包含了一種極其深刻的文化意蘊，它是這個社會的有機文化邏輯的顯現。”⑻這種制度為在儒家傳統社會中同陌生人的經濟交往，提供了良好的解決辦法。
“面子”、“人情關系”及特殊的中人制度的結合，使得傳統的信用體系在陌生人的眼中具有了可信度和安全感。我們的這種信任，并非出自對契約的重視，而是因為對熟人社會中那套行為規則的熟悉，對作為中介人的中人的熟悉和信任。因為，通常“成功的交易一半靠中人的說辭和技巧，一半則基于其‘面子’。中人的‘面子’越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反過來，中人的‘面子’對于訂約雙方都具有某種約束力，因此，其‘面子’越大，契約的穩定性也越強。”⑼所以在我們傳統社會中，中人和雙方都是熟人，中人除了促使交易的達成外，還具有擔保雙方履行的作用。在一方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的場合，中人將利用自身的一切手段促使矛盾的解決，并承擔相應的后果，從而確保經濟交往中的安全性和可預見性。
按照韋伯在《儒教與道德》中的觀點，“在中國，由于儒家理論的作用，政治與經濟組織形式的性質完全依賴于個人的關系，…中國所有的共同行為都受到純粹個人的關系、尤其是親緣關系的包圍與制約。從經濟觀點看，這種人格主義無疑是對客觀化的一種限制，同時也是對客觀理性化的一種限制。一種主要在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運作的法律有礙于客觀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發展，而這意味著難以產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個人關系的信用，也無法脫離個人關系去建筑各種經濟合作組織。”⑽也就是說，這種倫理本身無法產生商品經濟中平等人格主體這樣一種倫理結果。
與此不同，西方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其自身就是一個倫理的過程，是對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認與尊重。其倫理世界是以此為存在前提的。⑾這種倫理與這種經濟及在此經濟上衍生出來的解決矛盾、平衡社會的法律制度是互相融合，緊密相聯的。所以，西方市場經濟中形成的普適的而非個人關系的信用機制，在其自身基礎上運轉時就有其自恰性。因此，當中國經歷各種近代革命，經濟進入市場化，人口開始頻繁流動，社會變遷加速時，由于難以適應新的社會現實，多年形成的鄉土社會中的傳統對社會秩序維持的效力便大打折扣，由此出現傳統的三綱五常被廢棄，家族功能急劇萎縮，熟人社會開始解體，交易中的特殊中人制度也逐漸衰退。當這些傳統信用制度良好運轉的保障機制解體后，我們的社會交往出現問題了。因為傳統的“差序格局 ”形成的人在社會中的自我定位的心理意識，沒有也不可能跟隨著上述機制的解體而馬上發生有利于新經濟倫理建立的改變。再加上“差序格局 ”中沒有普適的道德標準，不承認平等的主體人格的存在，結果導致主體在轉型的社會中容易成為“利己主義者，卻不能成為個人主義者”。⑿這種利己主義的普遍化表現在多個方面，如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賴帳現象的擴散，⒀司法中的執行難等。缺失了制度保障的轉型社會在利己主義的驅使下，信用缺失的不斷加劇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而地緣是契約社會的基礎。契約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約定。這里需要冷靜的考慮，而不是感情。而這一切是現代社會的特性，正是鄉土社會所缺乏的。”⒁而我國的市場經濟正是在鄉土社會的格局下，在傳統倫理的基礎上匆匆前進的，市場經濟本身的倫理尚未建立及未深入滲透到國民的每一個部分。根據市場經濟建立的法制同社會強大的習俗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⒂也就是說，現在的轉型期是一個兩種倫理轉換的過程。由于市場經濟的倫理與傳統倫理在轉換中激烈的摩擦，導致社會中利己心的普遍膨脹，經濟交往信任度的普遍降低。這就好比現實中的人突然進入虛擬化的網絡空間，舊有的約束在瞬間消失，而虛擬空間的約束機制又尚未建立，則人們對網絡的信任度就不可能很高。
當前中國這種信用缺失的勢頭必須被有效遏制，否則長期的信用低迷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社會經濟的崩潰。但是，如何來遏制呢？我們發現，雖然各自產生的背景不同，但是畢竟兩種倫理中都包含有對信用的高度要求，因此兩種倫理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溝通與轉換是可能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利用兩種倫理中的共性，實現傳統的思想觀念、習俗行為和社會結構的轉變。這是我國經濟良性發展的前提基礎，必須在先進行。沒有這種轉變，新的秩序將很難正常運轉，各種其他問題還會不斷出現。
中國傳統倫理中的信用更傾向于一種個人關系的“熟人信用”，交易很大程度上靠人情維持，交易有特殊的“信用中介”——中人的保護。而西方的倫理中的信用卻更傾向于一種普適的“生人信用”，其特殊的“信用中介”是各種金融機構。由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外在事物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必然性，以及信息的不對稱性，導致市場中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從而使市場成為孕育風險的溫床。假如西方在對抗風險的技術方面沒有突破，則不但海上冒險和遠程貿易無法順利進行，而且人類賴以生存的統一市場經濟世界也不會形成。⒃為了對抗市場經濟中所潛在的信用風險，西方對生人的信用度時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使其發展出了一整套嚴密的預防及自我保護的機制。這種機制有各種形式的表現形式，如訂約前對對方背景信息的充分了解，訂約中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及后果的預測及防范，訂約后對對方履約行為及能力的密切關注，產生問題后積極的應對等等，完全是一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高度緊張狀態。這些在合同法及相關的法律中都有非常鮮明的體現，因為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些要求在法律技術上的客觀反映。各類客觀有效、信用良好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也是在這種警惕心的要求下發展壯大起來的。這種金融體系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中，通過對風險的時空配置達到經濟資源的有效利用，⒃通過在動態中扮演中介角色，使分處不同時空的陌生人可以順利高效地進行經濟交往。
反觀我國則極為不同。由于中人的特殊作用，雙方對對方的不信任感沒有西方體現的那么強烈。交易是在一種寬松和諧的氛圍中進行的，互相的吹捧和在情感推動下過多的非理性行為代替了警覺與冷靜的理智，因此事前的預防和安全措施以及復雜的金融體系無法得到發展。更何況只要中人還在，許多問題就很有可能得到解決，所以在心態上有一種懶散性和依賴性。這樣一種心態在歷經幾千年的沿襲后，已經在意識中內化成了一種定勢。而這種定勢在中人制度衰退的今天，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主體在經濟交往中各種自我保護意識的缺失，從而表現出合同條款的粗糙化以及問題產生后的驚慌失措，結果往往是感性的將責任歸罪于一方的不道德、不誠信，產生進一步的信任危機。
針對上述情況，解決這一問題可以從三方面入手。第一是將市場主體對中人的熟人信任感移轉到金融機構上，充分利用金融機構這一市場經濟中的“中人”，通過這種移轉來確保主體對市場的信任并回避一定的風險，提高整個市場的信任度，從而推動主體積極的市場行為。
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當前的金融機構同西方的金融機構不同，其本身的信用就存在問題。這些金融機構不是通過優勝劣汰的市場拼搏做大的，而是過去行政行為的產物。這些金融機構的運作思維和方式過于行政化、主觀化，不符合市場的要求，不能很好地為整個市場的信用提升服務，因此對金融機構的重整勢在必行。這是一個不可回避與退縮的問題。金融機構的運作與思維方式必須符合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應當確保其行為上的客觀性、自主性與營利性。在其信用度足以承載其他廣大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時，上述的信任轉移才是可行的，否則結果可能會更糟。
第二是廣大的市場主體必須轉變傳統的觀念，學會如何在日益陌生的社會中生存，即要學會主動地去預防各種風險的發生，制定各種安全保護措施，充分利用各種可能的資源，以“性本惡”為思考前提進行市場交往。不要自我麻痹，總是期待對方會有良好的信用。這種觀念的轉變是困難也是漫長的，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強勁的現實面前，這一轉變事關市場主體的生死存亡，無論如何都必須要努力做到。
第三是對于政府而言的，政府必須承擔起一定的職責。傳統由家族和輿論承擔的部分責任，在轉型時期失效后，政府應及時補位，以防止經濟“承重墻”的倒塌。政府應當建立相應完備的全國統一的信用缺失備案制度及特定情形下強行“封市”的制度。即由政府管理部門對在管理活動中發現的、處理的，商業金融機構在商業活動中獲取的以及糾紛解決機構如仲裁機構、法院等在解決糾紛中發現的、處理的各類不守信用或信用低下的市場主體的各類信用信息進行及時備案，并跟蹤監督，同時將相關信息充分有效地披露，則既可以督促被監督主體遵守信用，又可以對其他主體提供預警信息，從而有利于整個市場信任度的有效提升。對于信用缺失或低下到一定程度的市場主體，政府應及時徹底地進行強制“封市”，即凍結其帳戶，吊銷執照，清算退市等。由此清除市場隱患，凈化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