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前紅 ]——(2003-8-26) / 已閱39919次
法之不行，不如無法，憲法尤其如此。我國現行憲法第67條規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從理論上說這種體制似有較多優越性，它合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元化的領導體制，能保證監督機關的權威性。但從實際運作的角度而言，由于這種制度的內在缺陷使其難以如意運轉：1）人大常委會作為代議機關的常設機關擔負著繁重的立法任務和其他工作，時間、精力都受局限；制定法律是立法功能，解釋法律和適用法律屬于司法功能，從發展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為了吸收和應付各種問題，如此重大的功能必須分化，這是一條客觀規律。2）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任何權力都必須有適當的分工和制約。對人大常委會行使權力予以監督也是人民主權原則的應然之義。3）從孫志剛案件所引起的要求啟動立法法所規定的法律審查機制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立法法的有關規定既缺乏憲法規定的權威性支撐，同時其規定本身也缺乏嚴密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為了保證立法法與憲法的有效銜接，也有必要實現我國憲法監督保障制度的創新。4）我國憲法沒有明確規定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有解釋憲法和法律的權力，我國制定法系的特點也不允許最高法院象美國的最高法院那樣通過司法判例來創制自己的“違憲審查”權，而我國實踐普遍存在的“法官造法”現象既破壞了我國法制的統一，又更加突顯了現有憲法監督保障制度的弊端，因此，建議在憲法第七十條增加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憲法委員會。憲法委員會在全國人大的領導下，研究、審查和處理有關憲法監督的事宜。憲法委員會的職權及其行使程序，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特別規定之。”建議在憲法第七節增加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有權解釋法律。各級人民法院和各級人民檢察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涉及到憲法解釋的，應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請全國人大憲法委員會做出解釋。
（四）、關于“三個代表”的入憲問題35
“三個代表”的思想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對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繼承和發展。為了用“三個代表”的思想來指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強調馬克思主義與時懼進，不斷創新的理論品德，建議將憲法序言的第七自然段或憲法修正案第十二條的最后一句修改為：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保障人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36
四、結語
從世界各國憲政和法治建設的經驗來看，法治和憲政建設后跟進的國家，應該有一部正當的成文憲法。當成文憲法與社會變遷發生沖突時，不固守憲法的剛性特征，依照法定程序實現憲法的變遷，也是憲政國家留給我們的經驗和啟示。而憲法修改，則更是一種被證明成功的制度選擇。在十六大后，中國的經濟改革、政治體制變遷以及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已在人們的期望和預料之中。當社會發生變化和憲法的拖后可能造成社會變革的合法性危機時，修改憲法是必然的選擇。在采取何種方式修改及修憲內容眾說紛紜時，我們以為部分修改可以克服全面修改和重新制憲所造成的種種弊端，維護憲法的權威，延續并加強人們初步建立的法治和憲政意識；在憲法修改的內容方面應該盡量關注公民權利保護不足這一憲法缺陷，當前首先要完善財產權和遷徙自由權的憲法保護體系。
[1] 韓大元：《修憲價值與憲法實踐》載《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
[2] [美]諾內特、塞爾茲尼克：《轉變中的法律和社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頁。
[3] 參見何華輝：《比較憲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頁。
[4]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 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54頁。
[5] 《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5頁。
[6] 同上引[5]。
[7] 荊知行：《憲法變遷與憲法成長》臺灣中書局印行，第179頁。
[8] 同上引[11]，第3頁。
[9]舒國瀅：《憲法的時間之維》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3期。
[10] 吳家麟：《憲法至上是建設法治國家之關鍵》載《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
[11] 同前引[2]，第137－167頁。
[12] 參見秦前紅：《憲法變遷與市場經濟發展的非對應性》載《法學評論》1996年第4期。
[13]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 法哲學及其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404頁。
[14] [英]哈耶克：《哈耶克論文集》鄧正來選編譯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459頁。
[15] 胡錦濤：《在首都各界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年12月5日。
[16] 參見莫紀宏：《改革開放是憲法修改的核心精神》，載《憲法學習》。王叔文：《憲法修正案的基本精神和意義》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3期。孫丙珠：《修憲提高了我國憲法的權威和尊嚴》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3期。
[17] 參見楊海坤：《跨于新世紀的中國憲法學——中國憲法學研究現狀與評價》中國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頁。
[18 周葉中 江國華：《82年憲法與中國憲政——寫在82年憲法頒布實施20周年之際》載《法學評論》2002年第6期。
[19] 參見許崇德：《堅持“三個代表” 深化學習憲法》載《新視野》2002年第3期。
[20] 胡錦濤：《在首都各界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年12月5日。
[21] 同前引[26]。
[22] 參見文勇：《制度決定論的貧困：對近代中國立憲政治失敗的原因分析》載《浙江學刊》1999年第6期。
[23] 著名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論述法治時有一句名言：法治包含兩層含義，即已通過的法律獲得人們的普遍遵守，而人們所遵守的法律又是良法。
[24] 參見秦前紅：《憲法變遷論》 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215頁。
[25] 參見楊海坤：《跨入新世紀的中國憲法學——中國憲法學研究現狀與評價》（下）中國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652-657頁。李龍：《憲法修改與憲法權威》載《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
[26] 根據我國法理和憲政原則，以及慣常的司法實踐，公民應當享有而憲法沒有規定的權利，公民不得享有。參見秦前紅：《憲法變遷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頁。
[27] 參見劉連泰：《<國際人權憲章>與我國憲法的相關比較》載《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1999年第5期。
[28] 鑒于學界對這兩種權利憲法保護的必要性基本達成共識，本文只對有關的憲法規范設計略加探討。
[29] 參見蔡定劍：《中國憲法精釋》中國民主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頁。周葉中：《憲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頁。
[30] 秦前紅：《憲法變遷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220頁。
[31]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32] 周永坤：《政治文明與中國憲法發展》載《法學》2003年第1期。
[33] 參見童之偉：《與時俱進 完善憲法——循“十六大”精神修憲或釋憲的十一點設想》載《法學》2003年第1期。
[34] 參見童之偉：《岳陽市長“二選”風波的啟示》載《法學》2003年第2期。
35關于“三個代表”的入憲問題是當下種種修憲意見中爭論最大的部分之一。我們從媒體關于中央修憲小組的活動報道中，也了解到江平和吳敬鏈先生都是不贊成“三個代表”入憲的。筆者個人認為這個問題涉及到兩個層面：1）憲法應不應該具有綱領性，即把尚未實現的目標寫進憲法？從新中國的立憲傳統來看，憲法一直是具有綱領性的，因此除非我們在下次修憲時完全轉變立憲思維，追求新的制憲范式，否則“三個代表”的入憲似乎為當然之舉。2）立憲是一個國家時代轉換的標志性事件之一，尤其在中國它更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征性，因此如果當憲法文本中保留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字樣，而不出現“三個代表”的字樣，是否會產生政治合法性的斷裂從而引致社會的高度分化，這是我們必須特別考慮的。
36 本段的修改除了把“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體現在憲法序言之中，還把“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修改為“社會主義法治”，以避免因法制概念的模糊性帶來憲法文本解釋的困擾，并與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關于“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表述保持了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新中國的憲法文本上第一次寫進了“人權”的字眼，這既是對憲法本質和憲法精神的確認，又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終極目的的神圣宣告，從而在社會主義憲政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本段修改從立憲技術的角度來看，可能存在的問題是僅僅對“三個代表”加以“重要思想”的修辭，而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沒有這樣的修辭語，會使憲法解釋和規范表達產生邏輯不周延的問題。因此，憲法文本是否與黨章的表述一致？或者如何更完美地表達，值得進一步研究。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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