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慶民 ]——(2003-9-25) / 已閱14285次
東方電子證券民事賠償的幾個問題
北京市眾一律師事務所 合伙人 李慶民
新聞背景：2003年1月17日，因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原東方電子董事長、總經理隋元柏、董事兼副總經理高峰、財務總監方躍被煙臺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
2002.1.15日最高法院發布《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侵權糾紛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了法院可以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等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并就一些訴訟程序問題做了原則性的規定。
相隔不到一年，最高法院出臺《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就虛假陳述引發的證券民事賠償案件的受理范圍、審判、訴訟方式、損失的計算等具體操作層面的問題做了進一步的規定。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比較兩個規定，從＂1·15通知＂到《若干規定》,初步構建了法院審理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所必須的規范體系，是一部操作性很強的司法解釋，說明最高法院對證券民事賠償案件處理是十分慎重的。但是，任何一個規定在未經實際的操作運用之前，總是會有這樣那樣的不完善，畢竟立法者無法窮盡所有的可能，而生活與社會恰恰又是建立在瞬息萬變的多樣性上。
《若干規定》出臺后，我們代理了一百多位ST東方投資者的委托。通過代理活動，我們發現《若干規定》存在以下非常明顯的問題，投資者在立案和索賠時需要清楚了解。
一、 投資者身份的確認
《若干規定》第六條規定：投資人以自己受到虛假陳述侵害為由,依據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對虛假陳述行為人提起的民事賠償訴訟,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
投資人提起虛假陳述證券民事賠償訴訟,除提交行政處罰決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以外,還須提交以下證據: 行政處罰決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
(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身份證明文件,不能提供原件的,應當提交經公證證明的復印件；
(二)進行交易的憑證等投資損失證據材料。
根據該條規定，提起訴訟應當提交以下三項證明文件：
1、 身份證,從證券登記實名制的角度，要求投資者在提起訴訟時提交身份證原件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并沒有要求在起訴時提交原件，而應當是在開庭時或者質證時核對身份。起訴時提交原件的要求與民事訴訟法是不一致的。并且，有些投資者因為要使用身份證不得不對身份進行公證，無疑加大了訴訟成本。我們揣測立法者的本意，或許是希望籍此把借用別人身份證的“投資者”排除在賠償范圍之外，但是，法院是否有逐個鑒定身份證真偽的能力和所需要的人手？
2、 證據，即該支股票的完整交易記錄，所謂完整，應當是自第一次買進至起訴時的全部記錄，如果已經賣掉，應當準備揭露日及基準日賣出的全部記錄。所有的買進賣出應當是一致的。
3、 行政處罰決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關于這個要求，我們認為是不恰當的。理由是根據目前的規定，投資者及其委托律師只能得到行政處罰決定或者公告，卻無法得到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將刑事判決書作為起訴依據，是人為地為投資者設置訴訟門檻。
二、 訴訟方式
1、《若干規定》規定了投資者可以提起代表人訴訟，這種方式，在《民事訴訟法》中已經規定，但是，青島中級法院在受理該案件時，規定每個共同訴訟原告不得超過十人，并且采取普通共同訴訟的方式，這使得代表人訴訟的方式被排除在證券民事賠償范圍之外，不利于投資者形成團體面對訴訟。目前的情況依然是單個投資者單獨面對上市公司要求賠償。
2、訴訟費，如果按照代表人訴訟受理案件，訴訟費應當按照一個案件收取，現狀是即使法院按照十個投資者一組受理，仍然按照單個投資者作為一個獨立案件收取訴訟費。由于我國訴訟費采取分段累計計算的方式，基數越低，比例越高，因此兩種方式計算的結果差距非常大。
三、 前置程序中的刑事判決書問題
《若干規定》把刑事判決書作為起訴證券民事賠償的前置程序，增加了投資者尋求法律保護的依據，是一個很好的措施。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只有上市公司作為刑事犯罪主體的情況下才能把上市公司作為證券民事賠償的被告。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理由一，《刑法》中沒有關于上市公司進行證券虛假陳述的法人犯罪的規定，刑事判決書系依據《刑法》第161條對三名高管人員定罪，該條規定的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的犯罪主體是上市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而非上市公司；如果把上市公司作為犯罪主體后才能對其提起民事訴訟，《1.9規定》中把刑事判決書作為前置程序就失去了意義；理由二，第二十八條規定“發行人、上市公司、證券承銷商、證券上市推薦人負有責任的董事、監事和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共同虛假陳述,分別與發行人、上市公司、證券承銷商、證券上市推薦人對投資人的損失承擔連帶責任: (一)參與虛假陳述的；(二)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虛假陳述而未明確表示反對的；(三)其他應當負有責任的情形。” 根據連帶責任的法律規定，東方電子當然可以成為被告；理由三，《若干規定》的立法意圖應當理解為只要在刑事判決主文中對公司的虛假陳述作了司法認定，能夠使得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時作為直接的依據，投資者就可以據此提起訴訟，法院據此判決。
四、 揭露日
揭露日的確定是《若干規定》中最難于解決的一個問題，由于揭露日直接影響著投資者是否具備索賠資格，這個問題在這個案件的處理上成為目前最不確定的一個因素。我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應當考慮以下因素。
a、應當是重大事件的揭露；
b、應當是全國首次揭露，而且應當從一般投資者的認識角度來判斷，而不應當以專家的角度判斷是否構成重大事件的首次揭露。
c、有人認為揭露應當是系統、全面的，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所謂揭露，本身就存在著不系統、不全面的含義，不能強求局外人對上市公司作假全面知悉。另外，證券市場的不穩定和對信息反應的快捷本身也要求投資者無法等待系統、全面的揭露作出后再決定投資行為。
d、我們認為，揭露日的確定應當考慮和證券市場反應的一致性，ST東方在2001年7、8、9三個月的暴跌，根據證券市場的功能就說明該公司出現了問題，由于普通投資者與公司信息不對稱，投資者在證券市場的反應應當作為確定揭露日的一個重要的參考，而不能片面地強調權威結論和虛假陳述的客觀揭露。據此我們認為2001.9.14日構成ST東方虛假信息揭露日。
五、 系統風險
《若干規定》規定了投資者損失應當和虛假陳述存在因果關系，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有人據此認為，在計算損失時應當將大盤的系統風險考慮進去，就是說，這兩年大盤指數的跌幅是系統風險造成的，上市公司在賠償時，不應當對投資者就這部分進行賠償。這種看法表面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種看法有明顯的漏洞。
對此最直接的抗辯理由是，如果要考慮系統風險，也不能一概而論，比如，系統風險釋放后至揭露日前買進的股票在考慮賠償時就不存在剔除風險因素。在法律發達國家，計算系統風險時，是針對每個投資者單獨計算的，并且要考慮三個因素，一是大盤漲跌，一是該支股票所在的行業的全部上市公司指數的漲跌，一是該支股票當期收益與歷史同期收益的比較。而且，既然要考慮跌的因素，那么系統漲的因素也應當考慮進去。這些因素在目前我國的司法操作上無疑難于執行，因此，我主張完全按照司法解釋執行去計算，操作上相對簡便易行。
而且，《若干規定》在規定損失如何計算時已經將這部分風險剔除出去。 根據《若干規定》第三十一條和第三十二條：“投資人在基準日及以前賣出證券的,其投資差額損失,以買入證券平均價格與實際賣出證券平均價格之差,乘以投資人所持證券數量計算。 ”
“ 投資人在基準日之后賣出或者仍持有證券的,其投資差額損失,以買入證券平均價格與虛假陳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基準日期間,每個交易日收盤價的平均價格之差,乘以投資人所持證券數量計算。 ”
投資者無論何時賣出，或者繼續持有，大盤的風險已經為司法解釋所考慮了。
六、關于東方電子與投資者權益平衡的問題
有些專家認為應綜合考慮東方電子與投資者的權益，最好能達成對雙方均有利的和解方案。
筆者認為，采取和解方式解決糾紛是一條非常現實的途徑，既減少投資者和上市公司的訴累，對于市場的穩定也產生積極影響。有一種觀點認為：因向部分投資者支付巨額賠償金而影響其持續發展，甚而遭退市或摘牌，對上市公司其他股東而言是不公平的，同時也會造成證券市場的不穩定”，我們不能同意，盡管這種觀點明顯體現以社會為本位的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些觀點的主張者要求投資者無疑要具備非常高的社會責任感，要具備把自己利益置于集體利益之下的勇氣，這種法律之上的道德要求是無法實現的。單個投資者要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任何人無權指責，也無權要求其權衡上市公司的持續發展與其個人的利益關系。同時，一個上市公司的股東要求索賠的權利是平等的，任何人或機構都有權按照自己的意愿提起訴訟，不存在向部分投資者支付巨額賠償金，從而損害其他股東利益的情況。并且，保持證券市場的穩定和發展，要嚴格依照法治，產生法律的威懾力，而不能靠人為的“保護”，否則，其他上市公司會存在僥幸心理，不利于依法治市和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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