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紅勇 ]——(2012-4-23) / 已閱27150次
二、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關系
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關系不僅是學者們討論的熱門話題，也是實務部門經常爭論的問題。這一問題探討的是正當程序僅僅具有服務實體結果的“工具性價值”，還是具有自身獨立價值的問題。因此，這一問題對程序正義來講至關重要，筆者特在此進行一下粗淺討論。
我國傳統上“是一個有‘實質合理性’傾向的國家。中國美學的‘神’與‘形’、‘意’與‘象’、‘情’與‘景’，后者總是淪落為工具性的載體。與此驚人的相似的是，在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關系上，程序法被看得很輕，沒有獨立的意義，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形成我國“重實體、輕程序”這一傳統的原因主要有三：“古代司法功能已被高度政治工具化，自身不具有獨立地位；法律道德化的社會環境里司法正義觀缺失，為這樣的糾紛解決方式制定嚴格的程序決不可能；生活于自然經濟狀態下的中國人重經驗而輕邏輯，這種思維方式也必然導致忽視程序性規則。” 我國現在已經不再是自然經濟狀態下的熟人社會，也不再是“無訴”的鄉土中國，伴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和法治建設的不斷深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視程序正義，但筆者在實踐中深感很多數實務部門的同志仍然將程序視為一種簡單的工具，即實務中仍然存在嚴重的“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嚴重的“程序工具主義”仍然非常廣泛地存在著。這些都影響著我國的司法公正，特別是影響著司法權威的樹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著破壞法治的作用。因此，筆者深感有必要明確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關系。
探討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關系之前，需要對什么是實體正義進行一下探討。正義，是人類所追求的更古不變的美德，是調整社會關系的終極價值目標。從古代柏拉圖的《共和國》到現代羅爾斯的《正義論》，都探討了如何在一個社會（國家、城邦）中實現正義。而關于什么是正義，自古以來就是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法學家們一直探討且不斷爭論的問題，我們很難給正義下一個準確的定義，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 但我們似乎可以從一些智者的論述中，看出正義的幾分面目。柏拉圖認為，正義存在于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每個公民必須在其所屬的地位上盡自己的義務，做與其本性最相適合的事情。亞里士多德認為，從正義的分配含義來看，它要求按照比例平等原則把這個世界上的事務公平地分配給社會成員。相等的東西給予相等的人，不相等的東西給予不相等的人。 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提出并被認為是古羅馬法學家烏爾庇安首創的一個關于正義的著名定義是“正義乃是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的永恒不變的意志”。在羅馬歷史的早期，西塞羅也曾把正義表述為“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的人類精神取向”。 上述關于正義的定義，似乎均有使每個人得到其應得的東西的含義，筆者膚淺地感覺這似乎表達了正義的核心理念。陳瑞華教授似乎也同意這一觀點，他指出：“正義是一個以權利為基礎的價值目標，它要求確保每個人獲得其所應得的利益，這種利益不僅來自于現實法律的規定，而且也來自自然法的要求。”
西方思想史上有所謂的“實質正義”、“分配正義”、“矯正正義”、“程序正義”等等關于正義的學說和分類。筆者認為在訴訟領域，正義主要區分為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關于什么是實體正義，筆者認為就是裁判者通過訴訟審判程序所作出的涉及當事人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的裁判結果符合正義的要求。關于程序正義筆者已經在之前進行了闡述，在此不再贅述。此外，陳瑞華教授認為除了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外，還存在“形式正義”這一正義形態。 他指出：“所謂‘形式正義’，是指法院的裁判結果應當做到對所有的案件和當事人一視同仁，不給予任何屋里的差別待遇。” 對此，筆者持不同意見，筆者認為“形式正義”的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它體現了正義對于同樣的人同樣對待的要求；但實體正義中有對“形式正義”的要求，同樣，程序正義也需要實現對當事人的“形式正義”，因此，“形式正義”似乎不應當作為與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并列的一種正義形態。
在訴訟中的實體正義有何具體標準呢？筆者認為，實體正義具有高級標準和一般標準兩個標準。前者指裁判結果符合自然正義，后者指裁判結果符合實體法的規定。通常符合后者也就符合前者的標準了，但在個別情況下，會出現裁判結果符合實體法規定，但卻不符合自然正義的要求。筆者這里探討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關系時，實體正義僅指符合一般標準的實體正義。而符合一般標準的實體正義的具體要求有以下兩個方面：1、裁判者做出的裁判結果符合實體法律的規定；2、裁判者做出的裁判結果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自由裁量權應當合理、適度。如果裁判結果符合上述實體正義的要求，那么在訴訟領域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在刑事訴訟中表現為使犯罪的人受到應有的適當的刑事處罰，使無辜的人不受到刑事處罰。在民事訴訟中表現為正確確定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保護權利人合法權益，確定侵權人、違約方應當承擔的義務和法律責任；確定非侵權人即非違約法不承擔相應的責任。在行政訴訟中則表現為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確認做出不合法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應履行的義務和承擔的法律責任；或者裁決對合法行政行為指向的相對人的請求不予支持。這里，筆者想強調的是，實體正義應當是兩面的，而非一面。如在刑事訴訟領域，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實體正義是“打擊犯罪”、“對犯罪分子給予應有的制裁”等，而卻忘記了刑事實體正義應該是“不枉不縱”的兩面。
關于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關系問題，主要存在三種觀點：程序工具主義、程序本位主義和折衷主義。“程序工具主義認為，實體公正是訴訟的唯一價值，程序法的價值在于保障實體法的正確實施，其唯一的正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實現實體法，因而僅僅具有工具性的價值，程序公正本身沒有絕對意義”；而“程序本位主義主張程序至上，認為程序法的價值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獨立價值而不在于其能保障實體法的正確實施，程序本身的目的性價值是民事實體法的正確實施，程序本身的目的性價值是民事訴訟程序追求的唯一目標，而實體公正作為程序公正的產物而存在。” 有些學者對上述兩種觀點進行了理性批判，認為程序工具主義與程序本位主義對于實體法與程序法關系問題的處理各有利弊。 筆者稱這種觀點為折衷主義。折衷主義認為：“程序工具主義揭示了訴訟程序的基本功能，但是忽視了訴訟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獨立價值及其對實體法的能動性價值；程序本位主義突出了訴訟程序本身的獨立價值，但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忽視了程序法與實體法之間的緊密聯系……我們應當否定程序工具主義和程序本位主義的一元論，而代之以兩者并重的觀念：程序價值和實體價值各有獨立內容，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訴訟價值的有機內容。”
筆者的觀點介于程序本位主義和折衷主義之間，但更傾向于程序本位主義。第一，程序的設置在很大程序上是為實體服務的，程序正義的實現是確保實體正義實現的前提，從這個層面講，程序正義可以視為實體正義的工具。第二，在實現實體正義時，程序正義不同于一般情況下實體正義對各方利益的均等保護，更多地強調側重保護。正如羅爾斯所指出的那樣，訴訟程序屬于“不完善的程序”，它只能做到“更好”，卻無法實現“最好”。如在刑事訴訟中，要做到“不枉不縱”，但如果控訴方提交的證據無法達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地步，法官只能做出“疑罪從無”的裁判，這可能放縱了一個罪犯，但確實保護了無辜的人免受刑事制裁。所以，刑事訴訟更多側重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而在民事訴訟中，往往原告提交的證據達不到優勢證據時，就會被做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判。第三，實現程序正義是為了實現普遍的實體正義，一旦程序設立了，它就獨立于個別實體而存在，具有獨立的價值，就必須堅持程序正義優于實體正義的原則，否則實體正義無法保證。第四，程序正義在對于實體正義的工具性價值以外，還存在自身的價值。如正當程序具有樹立司法公信力的作用，吸收不滿的作用，還具有保護公民尊嚴以及作為實現法治關鍵要素的價值等等。程序正義這些獨立的價值與實體正義本身并無關系，是一種“純粹的程序正義”意義上的價值。關于這些價值，筆者將在下文中展開討論。
四、程序正義的價值
（一）程序正義的價值概述。
關于什么是價值，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新華詞典》對價值給出了兩個定義，一是（某事某物的）效用或意義；二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 《不列顛百科全書》給價值的定義值得人們向往和追求的善，區分為工具價值和固有價值。 上述權威詞典給予價值兩個方面的含義，即內在的價值和外在的價值。筆者認為，關于程序正義的價值，也同樣是一種“善”，可以分為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程序正義的外在價值“可以被概括為程序的好結果，它是程序預期達到的結果價值”；程序正義的內在價值“是指固有的，不取決于程序結果好壞的那種價值。” 簡言之，程序正義的內在價值即正當程序所固有的內在品質，而外在價值即正當程序對于社會的積極作用。程序正義的外在價值又可以分為原始外在價值和次生外在價值。程序正義原始外在價值指的是正當程序最原始最直接的目的和功能。而次生外在價值則是實現程序正義原始外在價值和程序正義不斷發展過程中，所發現和產生的一些其他價值。
（二）程序正義的內在價值。
如前所述，程序正義的內在價值是正當程序所固有的內在品質，是一種內在的“善”。美國學者羅伯特.S.薩默斯將判斷法律程序本身是否為善的價值標準稱為“程序價值”，他們包括參與統治（paticipatory governance）、程序正統性(process legitimacey)、程序和平性(process peacefulness)、人道性和尊重個人尊嚴(humaneness and respect for individual)、個人隱私保護(personal privacy)、合意主義/協議性(consensualism)、程序性公平(procedural fairness)、程序性法治(the procedural rule of law)、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及時和終決性(timeliness and finality)十項內容。 而學者貝勒斯則提出了七項原則作為程序內在的價值要素，即和平原則（The principle of peacefulness）, 自愿原則（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iness）, 參與原則（The principle of participation）, 公平原則（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可理解原則（ The principle of intelligibility）, 止爭原則(The principle of repose)。 為揭示行政性正當程序獨立價值，馬修提出了“尊嚴理論”。“尊嚴理論”的核心內容是，評價法律程序或者裁決制作過程正當性的主要標準是它使人的尊嚴、自尊得到維護和增強的程度。這種體現于法律程序本身或者裁決制作過程之中的價值，是以人類普遍的人性為基礎而提出的。這種通過法律程序本身而不是程序結果所體現出來的價值，馬修稱之為“尊嚴價值”，包括平等、可預測性、透明性、理性、參與、隱私等方面。
我國學者對程序正義的內在價值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受上述美國學者的啟發，孫笑俠先生對薩默斯和貝勒斯的論述進行了取舍，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陳桂明教授則認為為了實現訴訟公正，訴訟程序應符合程序規則的科學性、法官的中立性、當事人雙方的平等性、訴訟程序的透明性、制約與監督性六項要求； 陳端洪先生認為法律程序的內在道德性包含兩個方面價值：包含程序法治、透明、中立、聽取對方意見、合理性等五個要素的形式公正價值，和包含參與、平等、人道、個人隱私、同意等五個價值的個人的尊嚴價值； 王利明教授認為程序公正包含裁判者的獨立和中立，程序的合理性，程序的公開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民主性，程序的便利性和及時性等六個方面的內容； 徐亞文教授從四個方面闡述了程序正義的內在價值，他認為中立性、程序理性、排他性和可操作性是法律程序對程序主持主體的“正當”要求，平等參與性、程序自治性、程序人道性是程序結果接受主體對法律程序的“正當”要求，及時、終結性是對程序法律行為的時序性要求，公開、透明性是對程序法本身的要求。
陳瑞華教授對程序的內在價值做了較為全面的總結，起初這些價值以程序正義六個方面構成要素的面目出現，而后則明確以法律程序的內在價值進行闡述。 筆者認為陳瑞華教授的總結較為準確，基本贊同他的觀點。陳教授認為程序正義包含以下六個方面的價值：1、程序的參與性。那些權益可能會受到裁判影響的主體應有充分的機會并富有意義地參與法庭裁判的制作過程，從而對法庭裁判結果的形成發揮有效的影響和作用。實證研究顯示，一個人對自己利益有影響的裁判或決定制作過程中，如果不能向決定者提出自己的意見、主張，不能與其他各方及決定者進行有意義的論證、說服和交涉，就會產生強烈的不公正感，這種感覺源于其權益受到裁判者的忽視、其道德主體地位遭到裁判者的否定的現實。因此，應當保證當事人的程序參與性。此外，筆者還認為，保證程序的參與性是確保法官做出合理判斷的一個基礎，所謂“兼聽則明”，通過當事人充分地參與到程序中來，可以使法官最大限度地聽取各方意見，獲取案件信息，通過綜合考慮和權衡，最后做出合理的決定。此外，筆者認為保證當事人的處分權，是民事訴訟程序參與性的重要內容。當事人的處分權包含程序上的處分權和實體的處分權。
2、裁判者的中立性。程序正義要求裁判者應當在那些利益出于沖突狀態的參與者各方之間保持一種超然和不偏不倚的態度和地位，而不得對任何一方有偏見和歧視。這一要求的意義在于確保各方參與者受到平等的對待。裁判者的中立性有四項內容：（1）與案件有牽連的人不得擔任該案的裁判者；（2）法官不得與案件結果或者各方當事人有任何利益關系或者其他足以影響其中立性的社會關系；（3）裁判者不應存有支持一方、反對一方的預斷或偏見；（4）裁判者在外觀上不能使任何一方對其中立性產生合理的懷疑。
3、程序的對等性。程序的對等性是指裁判者給予各方參與者平等參與的機會，對各方的證據、主張、意見予以同等的對待，對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的尊重和關注。程序對等旨在確保各方參與者受到“動態的平等對待”，是對裁判者在審判過程中平衡控辯（訴辯）雙方的地位的綜合要求。對等性并不是簡單的形式上的對等，而是要求“實質上的對等”，即雙方無法做到“勢均力敵”的情況下，裁判者必須確保雙方獲得平等對抗的機會和能力。如行政訴訟由行政主體承擔證責任，民事訴訟中法官適當地行使釋明權都是實現實質對等的做法。
4、程序的合理性。程序合理性的基本內容是：裁判者據以制作裁判的程序必須符合理性的要求，使其判斷和結論以確定、可靠和明確的認識為基礎，而不是通過任意或者隨機的方式做出。程序合理性必須滿足以下幾個基本條件：（1）裁判者作為定案根據的事實必須經過合理和充分的論證；（2）裁判者在制作裁判之前必須進行冷靜、詳細和適當的評議，以便對各方提出的論點和論據做出仔細的討論和衡量；（3）裁判者的結論必須以法庭調查中采納的所有證據和事實為根據，并顧及控辯（訴辯）雙方提出的所有有效的證據、事實、主張和意見；（4）裁判者應明確陳述其據以制作裁判的根據和理由，并向訴訟各方以及社會公眾公開論證自己所做裁判的合理性和正確性。筆者認為裁判理由的公開應引起重視，它是“看得見的正義”的要求，是當事人從心理上對判決產生信服的重要保證。
5、程序的及時性。“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審判活動過于遲緩和拖延，會增加訴訟成本，使當事人合法權益不能得到及時保護，并會使當事人對司法裁判產生失望；而“過于急速而來的正義也是非正義”，過于快速進行的審判活動會限制利害關系人對裁判過程的參與，裁判者也不能進行冷靜、合理的評議，同時使當事人產生非正義感。因此，審判活動應當及時地形成裁判結果，既不能過于拖延和遲緩，也不能過于快速。
6、程序的終結性。審判程序應當通過產生一項最終的裁判結果而告終結，在此之后對同一案件的審判受到嚴格的限制，避免隨意或無限制的啟動審判程序。程序的終結性是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即通過正當程序做出的決定，就應當遵守，它是法治社會的一項基本要求，是實現社會有序運行的基本保障。
筆者認為，訴訟中的程序正義除了上述六個方面的構成要素外，還應當具備程序的公開性。程序的公開性從內容上包括過程公開和結果公開，公開對象上則包含對當事人的公開和對社會大眾的公開。對于當事人的公開，要求訴訟程序保證當事人的知情權，進而才能保證當事人對程序的充分參與，同時也起到了當事人對程序合理運行的監督；對于社會大眾的公開，則會起到社會監督裁判結果公正性的作用，從而防止恣意的產生。
關于程序的和平性是否是程序正義的內在價值問題，筆者認為，只要保障了程序的參與性、裁判者的中立性、程序的對等性等價值，程序的和平性自然會實現，并不需要單獨作為一個價值提出；關于人道性和尊重隱私，筆者認為其并非獨立的程序正義的內在價值，而是文明社會一切法律的價值；關于協議性以及自愿原則是否是程序正義的內在價值，筆者認為它們應當被程序參與性所涵蓋，只要保障了參與的權利即可，至于是否愿意參與，則是賦予當事人的一項權利。
（三）程序正義的外在價值。
1、程序正義的原始外在價值。程序正義原始外在價值指的是正當程序最原始最直接的目的和功能。程序正義原始外在價值包括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和最大限度地實現實體結果的公正性。
首先，程序正義根本作用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在追溯程序正義的起源時，我們看到1215年英格蘭《大憲章》第39條規定：“除非經由貴族法官的合法裁判或者根據當地法律”，不得對任何自由人實施監禁、剝奪財產、流放、殺害等懲罰。1355年英王愛德華三世頒布的一項律令規定：“任何人，無論其身份、地位狀況如何，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監禁、沒收財產……或者處死。”而美國聯邦憲法第五條和第十四條修正案均規定：“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者財產。”因此，筆者認為，程序正義最根本的作用在于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這一結論，從我國的相關法律中也可以清晰的看出。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二條明確規定了刑事訴訟法的任務之一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第十二條規定：“ 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刑事訴訟法》中“不得自證其罪”、“非法證據排除”以及一系列保障被告人訴訟權利的規定，無不都體現出其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目的。此外，我國的《行政處罰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都規定了大量細致的行政處罰的程序，這些程序以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為主要內容。在行政訴訟中，有大量的行政行為因為違反上述法律所規定的程序而被人民法院撤銷，如在《行政處罰法》頒布實施后，在《人民法院案例選》的第23輯中，175個撤銷判決中有71個案件使用了“違反法定程序”作為依據，占總數的41％。 這里筆者想強調的是，程序正義側重于對權利被剝奪和否定方的保護，而不是實體法上的均等保護，正如陳瑞華教授所言：“從某種意義上說，程序是給敗訴方制定的，程序正義是為被剝奪利益的一方提供的挑戰裁決權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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