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軍成 ]——(2012-4-30) / 已閱18240次
摘要：當今社會，毒品犯罪形勢依然相當嚴重。為了能夠盡快偵破案件，查明犯罪事實，一舉抓獲犯罪嫌疑人，在毒品犯罪案件偵破過程中，存在著司法機關利用特情人員設立圈套查獲犯罪的情況，那么關于此類案件應該如何定性，其法律依據如何，本文將對此展開若干討論。
關鍵詞: 毒品犯罪 特情引誘 教唆 圈套 刑事責任
在警匪片中，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一些情節。為了一舉搗毀犯罪集團的老巢，抓獲其幕后老大，警察常冒著生命危險化裝成集團新人，想方設法甚至殺人放火、流血犧牲取得集團成員尤其是集團老大的信任。然后暗中搜集各方證據，引誘集團實施犯罪行動，最后與外部司法人員取得聯系，里應外合，成功抓獲犯罪嫌疑人。這是一種比較簡單點的電影情節。復雜點的，會出現這樣一些插曲：警察在“臥底”的過程中，被集團犯罪所得的巨額利潤腐蝕，泯滅良知抑或者在犯罪集團的脅持下，轉而成為了集團的犯罪工具，利用其特殊身份為集團犯罪保駕護航甚至出謀劃策，實質上成為了犯罪集團安排在司法偵查部門的“臥底”。當然，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為還電影觀眾一個滿意的結局，維護法律的權威和社會的正義，犯罪集團及該警察的犯罪行為在警方的艱苦努力下最終將會被查獲。在現實社會中，我們把這種"警察、司法人員或者他們的代理人為了獲得對某人提起訴訟的根據而誘使其實施某種犯罪"的行為稱之為“特情引誘”，理論界也稱之為“警察圈套”。
在特情引誘的場合，英美國家一般認為，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罪行是基于政府的誘使而產生作為理由，提出免罪辯護，也稱之為“警察圈套合法辯護”。然而，在我國，犯罪嫌疑人就沒那么幸運了。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會議紀要）的通知（法（2008）324號 2008年12月1日）“六、特情介入案件的處理問題”明確指出：運用特情偵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擊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同時，對特情介入偵破的毒品案件，要區別不同情形予以分別處理。
最高法院這樣規定有其十分的合理性。首先，在毒品犯罪形勢依然相當嚴重，毒品犯罪不斷呈現新的特點的：境外毒源不斷，對我國危害不減，毒品犯罪國際化，販運形式多樣化，毒品數量大宗化，毒品精制化，犯罪手段多變性，人體藏毒比例大，少數民族、未成年人參與毒品犯罪活動呈現上升趨勢的情況下，加大毒品犯罪的偵查與打擊力度勢在必行。其次，被告人落進了普通公民的圈套就可能構成共同犯罪，社會之大，誘惑之多，我們每個人都負有預防不法侵害，自覺抑制非法之不良欲望的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不能不因為圈套設計者的不同而改變被告人的犯罪心態。
一：在介入特情因素的毒品犯罪案件中，不外乎以下幾種情況
1.不存在特情引誘的情況
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證據證明已準備實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貼靠、接洽而破獲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誘，應當依法處理。此種情況，犯罪嫌疑人主觀上已經存在故意犯罪的意圖，客觀上通常也正在為實施犯罪行為做準備或者已經著手實施犯罪，完全符合故意犯罪的構成要件。特情人員的行為只是在于印證、查明犯罪嫌疑人確實存在毒品犯罪的故意，對其主觀心態和客觀行為均未產生實質上的影響，因此不能構成犯罪嫌疑人請求從輕或者減輕罪行的依據。
2.“犯意引誘”
所謂“犯意引誘”是指行為人本沒有實施毒品犯罪的主觀意圖，而是在特情誘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進而實施毒品犯罪。具體而言，行為人原本根本上沒有實施毒品犯罪的意圖，但是由于受到特情人員的引誘，完全屬于受偵查行為引發，出于簡單貪利動機而臨時性的進行了違法犯罪活動。此種情況屬于司法機關人為“制造”犯罪，實際上是只能由偵查圈套產生的結果，整個案件由偵查人員精心布置而成，不可能造成或者僅可能造成可控的很小的社會危害結果。根據犯罪構成的核心要素——犯罪情節的社會危害性和罪刑相適應原則，本人認為，可對行為人從輕或者免于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也可依據刑法第十三條不認為是犯罪。對于行為人在特情既為其安排上線，又提供下線的雙重引誘，即“雙套引誘”下實施毒品犯罪的，處刑時可在上述處罰基礎上給予更大幅度的寬大處理。并且，對因“犯意引誘”實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無論涉案毒品數量多大，都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3.“數量引誘”
行為人本來只有實施數量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誘下實施了數量較大甚至達到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的毒品犯罪的，屬于“數量引誘”。在此種情況下，行為人原本已經存在故意犯罪的意圖，客觀上只要實施了毒品犯罪的行為，依據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但考慮到在特情因素的介入下行為人原本存在的焦慮、懼怕等心理陰影減弱乃至消除，進而產生了加重犯罪的行為，其行為也一般在公安機關的控制下，毒品一般不易流入社會，社會危害程度大大減輕。因此，應當依法給予從輕處罰。即使毒品數量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量標準，一般也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4.間接引誘
間接引誘是指受特情引誘的被告人的行為又引起了原本沒有毒品犯意的其他人產生毒品犯罪故意，并實施了毒品犯罪行為。最高法《會議紀要》規定應當參照特情引誘犯罪處理原則依法處理。本人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其他人的毒品犯罪故意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被告人的行為影響而產生，其主觀惡意更為明顯，在未存在特情引誘的場合，其也有可能受到其他利益的誘惑甚至主動創造條件去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尤其是在司法機關不知情存在間接引誘的情況下，其社會危害性更顯重大。當然，特情人員為達到偵查目的而暫時對特情引誘下的犯罪不予制止的行為在客觀上會產生一定的間接社會誘惑性，但此誘惑性必然小于直接引誘，若對其他人科以與特情引誘下的犯罪行為同樣的處罰，則有悖于罪刑相適應原則。同時，考慮到從嚴懲治毒品犯罪的實際需要，本人認為，最高法《會議紀要》的此處規定應解釋為：在上述原則的基礎上對間接引誘下的犯罪行為處以較為嚴厲的刑罰。
二：在特情引誘過程中出現的特情人員犯罪問題
特情人員在特別授權的情況下，運用圈套等刑偵手段，引誘行為人犯罪的，屬于合法的“特殊職務行為”，應區別于教唆犯。但是，應當注意的是，正如某些電影中的情節一樣，在現實社會中，同樣存在著特情人員在巨額不法利益的誘惑下迷失方向，泯滅良知，利用特情身份作掩護，實際上卻在實施走私、販賣、運輸或制造毒品等出于為己牟利的非“特殊職務”犯罪行為，一旦被查獲就將責任推到交易對方或者其他人的身上，而自己則辯稱“特殊職務行為”。對于此種情況，如果有證據表明特情人員的行為屬于私下行為，主觀上不以實現特情偵查為目的，事先未征得公安機關的同意，則應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從重處罰。
三：特情引誘的運用條件
在我國，目前并沒有關于特情引誘的嚴格法律規定，更未有可操作性的專門法律規定，最高法的《會議紀要》并不是法律，以其作為特情引誘偵查手段的依據，缺乏規范性和可行性，不得不承認此為我國立法上的一個缺失。為防止司法機關權力的濫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對“特情引誘”作出了嚴格控制，大部分都規定：一、誘捕的對象必須是犯罪嫌疑人；二、已經掌握其部分證據；三誘捕時的事實不作為犯罪證據。即是說，所設圈套的本身不能成為違法犯罪的證據。鑒于此，我國在毒品犯罪中的特情引誘等特別偵查手段很有必要借鑒上述規定并盡早建立、完善相關的法律規定，從而使特情引誘執法有依，又能防止公權力濫用對私權利造成侵害。
參考文獻：
趙秉志《中國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第五卷 法律出版社
阮齊林《刑法學》第二版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吳傳毅 《法眼視線》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