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友良 ]——(2012-5-4) / 已閱11417次
安樂死是基于被害人同意的一種自愿放棄生命的行為，此行為也就因其同意而變成正當的。安樂死是在病患者極端痛苦、不堪忍受的情況下，盡早結束其生命的醫療行為，而醫療行為是正當業務行為阻卻違法的一個方面，從此意義上說，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應排除在犯罪之外，但由于受傳統觀念認為生命權不僅涉及個人利益，還涉及社會利益的主張的影響，因此認為生命不屬于被害人自己承諾可以放棄的權利，所以安樂死尚是被害人承諾之外的一個超法規的阻卻違法事由。超法規的阻卻違法事由是指雖然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為不具有違法性，但依照法律秩序的整體精神，可以阻卻行為違法性的事由，這類行為雖然造成了一定損害，但由于某種特殊情況的存在，而為社會倫理所容忍，不宜作為犯罪去追究。
當我國《刑法》還沒有明文規定除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和意外事件以外的其它犯罪阻卻事由，一旦發生未按法律、法規規定的要求而實施某些行為，而這些行為未超越社會利益的范圍，在社會價值的批判和社會常識的理解上能夠容忍，那么國家應該允許成為事實上的阻卻犯罪成立。安樂死非犯罪化是一種觀念的更新，也是一種對生命和死亡的再認識，而有嚴格條件限制的安樂死，不僅沒有什么社會危害性。相反，從客觀上來講還有利于社會，可以使患者的家庭成員和親屬從經濟、心理和感情的重壓下解脫出來，全身心的開始全新的生活、學習和工作，可以使醫護人員從繁雜而無益的工作中脫開身來，把精力用于其它的病患者，這樣不僅節約了資源，減輕了國家、集體與家屬的負擔，還有利于優生優育。
(三)安樂死非犯罪化與我國《刑法》規定的沖突
目前，在我國推行安樂死的非犯罪化，所碰到的一個阻力就是對我國罪刑法定原則的違反。1997年修定通過的現行刑法典第3條中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罪行法定原則的確立，標志著我國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同時也遇到了不少問題。例如，在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安樂死等一系列問題難以得到很好的解決。罪刑法定是為了限制司法濫用自由裁量，限制刑罰權，保障人權，其基礎機能是法外入罪的禁止機能。我國刑法第三條規定了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也規定了法有明文規定必有罪，在此規定之下，實施安樂死的非犯罪化，必將違反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
從我國目前情況看，立法上還不具備使安樂死合法化，但可以在實際上制定適當操作性機制和司法審查，有條件個別化地，以事實上的非犯罪化為突破口，培育社會對安樂死的認同，為將來法律上的合法化開辟道路，培育土壤。
四、結語
當一個人身患絕癥，正處在“欲生不能”、“欲死不得”的困境時，是讓病人在神志清醒時安然離去，還是聽憑其遭受疾病折磨，在極度痛苦中告別人生？我們對犯有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執行死刑時尚且考慮其方法是否能盡快結束其生命，以免受痛苦，難道對那些身患絕癥、毫無生的希望又被病魔煎熬得死去活來，而不顧及他希望盡快結束生命，解脫痛苦的要求，也符合人道嗎?
安樂死是一種人道主義行為，是為了生命個體不再繼續忍受不必要的痛苦煎熬，體面地、有尊嚴地了結自己，減輕對親人的生理、心理折磨以及家庭經濟壓力。生命是屬于個人的，選擇死亡也是人的基本權利，所以，在身患絕癥、不可逆轉而臨近死期時，人有權結束自己的生命。
目前，我國學術界對安樂死的概念、倫理原則以及與安樂死立法有關的一系列倫理學依據及有關法律問題的研究還不夠，從可以讀到的為數不多的有關文章來看，無論是“安樂死是一種死亡文明”的論斷，還是“應盡快為安樂死立法”的呼吁，抑或是“安樂死立法非其時也”，似乎都缺乏必要的論證和分析，因而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對于安樂死，建議立法機關著手進行調查研究，至于立法的具體方式，考慮到我國現行法典僅規定了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對于其它的正當行為如職務行為、自救行為等未作規定，只把安樂死增加入刑法典尚不必要，且一開始也不一定很成熟，尚需要在實踐中加以完善。首先從事實上的非犯罪化開始入手，積累經驗看看社會反映，看看實施效果，在條件成熟時，再逐漸過度到法律上的非犯罪化，這樣可使實踐中存在的這類行為的處理有法可依，得到既合理又合法的處置，避免那些既要承認這些行為合法，而又沒有明確的依據，只能牽強附會地解釋法律的規定，勉強地采用其他方法以免受處罰的情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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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楊興培：《犯罪構成原論》，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P313。
（作者單位：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縣人民法院民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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